第二节 李卓吾小品
李贽（1527—1602），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等，泉州晋江人。嘉靖举人，曾任云南姚安知府。五十四岁辞官居麻城，著书讲学，揭露当时的假道学。后被官方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下狱，自杀狱中。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
李贽是明代新兴社会思潮的突出代表，公安派的思想先驱。他以“异端”自居，反对儒学礼教，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尤其对假道学的攻击最为激烈。他在哲学思想上，曾受阳明之学很大启发，但又有所发展。如对“存天理，去人欲”（阳明亦主张此说），就持深恶痛绝的态度。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114他的“童心”说对晚明文学艺术的影响最大。他把“童心”当作人性最高范畴。所谓“童心”，指的是先天本性。它虽出自阳明“良知”说，却包容了人的本性与欲望。这种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放射刺目的光芒。在文学方面，他认为，天下至文都是出于“童心”，是作家真实的思想感情与个性的自然流露，而不在于形式上的追求，更不在于拟古复古。他的观点，为晚明小品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李贽性格倨傲而倔强。他不崇拜偶像和权威，一切历史和现实，都要用自己的价值观重新加以评价。他在《赞刘谐》中讽刺那些自称是“真仲尼之徒”的守道者，而赞美刘谐，刘谐敢于称孔子为“我仲尼兄”。那些迷信孔子的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刘谐嘲笑地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115李贽之所以赞刘谐，是因为他不像道学者那样把孔子作为“至圣先师”，作为膜拜偶像，而是作为一种亲切而可以平等论道的对象。李贽之意，并不是要推翻孔子学说。刘谐称孔子为“兄”，其实还是一个亲切的称呼。李贽追求和赞扬独立意识、自我意识。他在《别刘肖川书》中说，豪杰与凡民的差异，就在于“庇人与庇于人”，而“今之人皆受庇于人者也，初不知有庇人事者也”。小时在家，则受父母庇荫；长大在朝廷，则求庇荫于宰臣；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边帅，按理应该独立吧，他们也要求庇荫于朝中大官与监军的太监；读书人想读书做官，就要求庇荫于孔孟；而写文章，则又求庇于班固、司马迁。李贽讽刺说，这些人都扬扬得意，“自以为男儿，而其实则皆孩子而不自知也”116。这里骂文人，骂将帅，骂朝官，他们的通病，是处处依附人，缺乏自主意识，更严重地说，是一种奴性，这正是封建社会制度的产物。而李贽心目中的“男儿”，应该是有独立意志、铮铮铁骨的豪杰。李贽是一个孤傲的人。一般的庸人俗人，他当然看不起，而那些思想保守迂腐的文人和道学家，他更是深恶痛绝。所以，在一些人眼中，他确是一个狂妄而怪诞的人。他的个性刚烈，不屈不挠，宁死不屈。他的悲剧性结局，正是他的刚烈性格与传统势力冲突的必然结果。
李贽读书相当广泛，袁中道说他“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擘理分，时出新意”117。他在继承优秀文学传统同时，也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文学风格。尽管他不以文学家名世，但他的一些小品，摆脱古文格套，信笔而书，发前人之所未发，尖锐犀利，不同凡响。吴从先《小窗自纪》说：“李卓吾随口利牙，不顾天荒地老；屠纬真翻肠倒肚，哪管鬼哭神愁。”118王夫之《姜斋诗话》外编卷二说“李贽以佞舌惑天下”119，王夫之所评，当然带着贬义。然而，我们假如从艺术影响角度来看，这也未始不可看成是赞词：能“以佞舌惑天下”，其实，也是一大本事，必然具有艺术魅力和感染力。李贽文章之所以能够风行天下，除了它思想内容方面的原因，也有其艺术上的原因。这种“佞舌”，岂容易乎？
让我们从小品文艺术角度分析一下李贽之所以能“惑天下”的“佞舌”“利牙”。李贽杂文的特点，首先是尖锐直率。如在《答耿司冠》中，李贽揭露耿定向（1524—1596）言行不一的伪善：
李贽还尖锐地指出耿定向口是心非的品格，又把耿定向的言行与普通百姓相比较：“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120此等文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直扫温柔敦厚传统。就李贽文章的任性直率而言，可谓开晚明文风。而晚明文人的战斗性，却远逊于李贽了。
李贽眼光相当敏锐，他的翻案文章，往往从似乎毫无道理之处立论，令人耳目一新。如贪生怕死，自古以来被视为人的恶性之一，但李贽偏偏说怕死为学道之本：“世人唯不怕死，故贪此血肉之身，卒至流浪生死而不歇；圣人唯万分怕死，故穷究生死之因，直证无生而后已。无生则无死，无死则无怕，非有死而强说不怕也。”又说：“自古唯佛、圣人怕死为甚。”他认为，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是“怕死之大者”，因为其意是“朝闻而后可免于死之怕也”。121听李贽一说，确有道理。这便是“佞舌”功夫了。又如李贽论君子之误国，更甚于小人。在《党籍碑》中说：“公但知小人之能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尤能误国也。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末之何矣。何也？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122李贽确善于作翻案文章，推倒成说，开拓心胸。他的论证，常采用一种逆向思维方式，从“无理”处生出道理，从常人思想不到处看问题，反映出他非同寻常的锐利眼光和敏捷思维。
李贽的文章直率大胆，毫无传统文人温文谦恭作风。比如，他的自我评价便颇能表现这种风格。他在《焚书》卷四《杂述》里，谈到为人须有识、才、胆，而其中，识最重要。“有二十分见识，便能成就得十分才”，“有二十分见识，便能使发得十分胆”。有人问他对于识、才、胆三者的自我估价时，他说：
虽略有谦辞，但字里行间，仍掩不住那种傲气、豪气和自得自信之感。自古以来，敢于自称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舍李贽之外，还有多少人呢？此处李贽似有曹操夫子自述的味道。在这里，找不到传统文人那种温良恭让之风，当然更无虚饰。又如《答周友山书》论人情必有所寄时说：“各人各自有过活物件，以酒为乐者，以酒为生，如某是也；以色为乐者，以色为命，如某是也。至如种种，或以博弈，或以妻子，或以功业，或以文章，或以富贵，随其一件，皆可度日。”124这种口吻，正是晚明许多文人自我表现、自我暴露习气的蓝本。
李贽文章有一种“豪气”，有一种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的气概，一种自视甚高的自豪感。《读书乐引》自述其读书之乐，说他之所以在老年还能读书，是老天爷恩赐。于是，便有下面一段文字：
这段话，虽似谢天之言，实是自赞之语。它连用六个“天幸生我”的排比句，而且分为数层，层层深入：“天幸生我目”“天幸生我手”，至老还能有看细字的眼，还有写细字的手，这只是身体之幸，是一般读书人应有的条件，有这种天赋的人很多；但是，有天生好“手”“眼”的人，不一定愿意读书，而“天幸生我性”“天幸生我情”，则是那些摒弃俗务，潜心学问者的条件，这种人已是很少有了；而“天幸生我心眼”“天幸生我大胆”，即是具有大胆的独创性，有卓越的识见和判断力，有敢于翻千古之旧案，自立一家之言的胆量。有这种天赋的人，则是凤毛麟角了。这也是李贽认为最值得庆幸、最为自豪之处。
李贽文章，如从内心迸发而出，有一股不可压抑的力量。其论说之文，更如冲锋陷阵，战无不胜。他在《与友人论文》一信中说：“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余也。”126这段话非常形象地表达出其创作特点。他认为真正的文章是这样形成的：
这些话，不妨看成是李贽的夫子自道。李贽文章都是有感而发，发愤而作的。其作品猛烈如炽火，奔腾如飞瀑，自由奔放，富于鼓动性。其语言明白畅达，有声有色，又时时杂以口语、俚语、骈语、佛语、道家语，无拘无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独特的个性和思想。
李贽文章“霸气”凌人，有一种喷薄而出、排山倒海之势，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其思想的深刻性、尖锐性。但在艺术上看，与其语言风格关系也很密切。以《童心说》为例：
这里，以龙洞山农（焦竑）一句话引起，从此议论开去，如长江大河，滔滔而来，一浪高于一浪。下面谈到，失却童心之人其言虽工，但毫无价值：
在这里，李贽采用了排比、重复等修辞方式，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近二十个“假”字，联翩而出。这铺天盖地而来的“假”之可恶、可怕，与上文所言的“真”遂形成强烈对比。而“童心”之可贵，就令人信服了。李贽文章极讲究文字技巧，注意艺术效果，它确有一种魔力，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如下文：
此段文字便是吸收了先秦纵横家的技巧，故形成一种排山倒海、呼啸而来的气象。又如李卓吾论苦乐相因时说：“人知病之苦，不知乐之苦。乐者，苦之因，乐极则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乐。苦者，乐之因，苦极则乐至矣。苦乐相乘，是轮回种。因苦得乐，是因缘法。”131非常深刻的思想表达得非常流畅，如珠落玉盘，美妙动听。作者很巧妙地运用了一联长对，这不是为了卖弄文字技巧，而是一种与其表达的思想相一致的形式，让“苦乐相乘”的辩证思想与这种对偶的形式和谐地统一起来。
除了论说文之外，李贽的尺牍也十分精彩。周作人在《重刊<袁中郎集>序》中说：“不知怎的尺牍与题跋后来的人总写不过苏黄，只有李卓吾特别点，他信里那种斗争气分也是前人所无，后人虽有而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132李贽尺牍中，也同样表现出他那种强烈个性和斗争精神。例如，当湖广佥事史旌贤扬言要惩治和驱逐李贽出麻城时，耿克念邀请李贽前去黄安。李贽认为，如果去了，人们将误会他害怕了，跑到黄安“求解免”，所以决意不去，并写了《与耿克念》一信，说：
这些话，可谓掷地作金石声，真有“大丈夫好汉”的胆气和豪情。“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这就是他的人生信条。“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悲壮之慨，千古犹能动人。这种献身精神和执拗不屈的个性，正是晚明许多文人所缺少的。他在另一封《与耿克念》的信中又写道，他不是可以被吓跑的人：“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老矣。”“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134总之，宁死不屈。这种文人中硬汉子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李贽在《与焦弱侯》中论及豪杰时说，人就如水，豪杰就如巨鱼。信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
这巨鱼，便是豪杰的象征。在尺牍中，来一段子虚乌有又气象非凡的寓言，其文气深得《庄子》与《战国策》纵横家之妙。尺牍竟能有此奇幻浩荡的气势，这正是晚明那些小品名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李贽的作品与思想，对于晚明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受李贽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公安派。袁宗道曾向李贽问学。他在给李贽的信中说：“不佞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136袁宏道曾到麻城三个多月，从李贽问学。两年后，又与宗道、中道一起，再次拜会李贽。袁宏道十分推崇李贽《焚书》，称其：“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137李贽思想成为他创作飞跃的契机。袁中道说，袁宏道认识李贽之后，“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138。而中道也十分崇拜李贽，称他是“今之子瞻也”，“而识力胆力，不啻过之”。139他还写了《李温陵传》，为李贽立传。总之，公安三袁都是李贽的崇拜者，其思想和创作都受到李贽的直接影响。当然，李贽对于晚明作家影响相当广泛，不仅仅公安派，许多晚明作家都十分敬佩李贽，如董其昌就说：“李卓吾与余以戊戌春初，一见于都门外兰若中，略披数语，即许可莫逆。”140从晚明小品文发展来看，李贽关于个性自由的思想和童心说，对于晚明小品创作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李贽摆脱传统思想束缚、自由地抒发个性的作风对晚明文风，尤其是公安派，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李贽文章与晚明小品诸家，甚至与公安派，相去甚远。的确，就其追求个性、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些方面而言，精神是相通的。但李贽文章以气胜，而晚明诸家小品以韵胜。公安派之长在于“趣”，在于情致；李贽之长则在于理，在于气势。李贽文章充满斗争意味，而公安派文章多闲情逸致。李贽虽不以文章名世，但其小品文实有晚明诸子远所不及之处。
顾炎武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又记载：“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141对其评价虽然不公，但从反面看出，晚明尽管官方百般禁焚，也拦不往李贽作品的广泛传播。这主要因为李贽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但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也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