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帝国崛起

帝国都城的第一个辉煌时期是由君士坦丁大帝造就的，那还要从一千多年前说起。

330年5月11日，一身戎装的君士坦丁大帝，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沿着罗马帝国东方军事大道艾格南迪亚，通过凯旋门进入新都“新罗马”，宣布正式启用这座经过5年时间精心建造起来的都城，一时间沿途数万百姓欢呼雀跃，抛撒鲜花，载歌载舞，由此拉开了欢庆40天的开城庆典。那时虽没有现代媒体的现场直播，但开启罗马帝国东都盛大庆祝仪式的消息还是迅速传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不仅成为帝国臣民热议的话题，而且令身处动荡不安环境中的西部贵族特别是西都罗马的贵族们羡慕不已。谁都知道，刚刚取得统一帝国最终胜利的君士坦丁大帝正在大力强化中央集权，其采取的最强有力的措施之一是修建东都“新罗马”。

历史上有为的君主哪个不想加强自己的权力，君士坦丁一世皇帝也是加强专制制度的高手。修建东都就是其中重大举措。原来的都城在意大利半岛中部的罗马，但是君士坦丁皇帝在那里的诸多不愉快的经历，特别是罗马城元老贵族的傲慢无礼和满城流氓地痞的传统“特权”，彻底打消了他按照传统习惯建立新政府的想法，促使他坚定了在东方建立新都的计划。

为了兴建新都，远离受古代民主思想深厚影响的罗马旧都，君士坦丁煞费苦心。他不仅继承了戴克里先皇帝偏居帝国东部的爱好，而且刻意按照罗马旧城打造新都，以显示其新都的正统性。在确定新都的位置时，他反复考察了东地中海许多城市，千挑万选找到了这个令他眼前一亮的旧城。新都的前身是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庭，据说这个奇怪的名字是按照最初建立居民点的商人领袖的名字确定的。

君士坦丁是一位精明细致、经验丰富和骁勇善战的君主，他一眼就看上了该城独特的经济地理环境和战略优势。它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小山丘上，南临马尔马拉海，北靠“黄金角”海湾，东面扼制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赫力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把守马尔马拉海北向黑海的出口，西面居高临下俯瞰色雷斯平原，易守难攻。它还是罗马帝国重要的军事大道埃格南迪亚大道和小亚细亚地区军事公路的汇合点，是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同时，由于它控制黑海经由爱琴海进入地中海的水上交通要道，因此战略意义十分明显。他不禁暗自佩服在此建城的先人，而且也为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城址而得意。

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发布命令兴建“新罗马”，并亲自跑马勘测、圈定城市界标。他不仅看中了拜占庭古城特殊的军事战略优势位置，而且圈定了古城及其周围的七个高地为新都的范围，以此效仿古都“七丘之城”的传统，因为“七丘”具有美好的寓意。为了建好新都，他从帝国各地调集建筑师和能工巧匠，下令他们按照罗马城的样式精心设计，全面建设，而不必考虑花费问题。这些建筑工匠秉持着“只要能想到的就没有办不到的”原则，挖空心思搜集奇思妙想，按照皇帝“新都要超过罗马城”的构想，根据该城的地形地貌，严格计算，精心设计每栋建筑物。

为凸显新都的至高地位，皇帝下令将大量的珍稀建材和奇石异物从各地运到新都工地，无数古代建筑的大理石山墙和石柱被拆解包装，许许多多古代艺术杰作被从原址拆除，从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所和希腊及地中海沿岸各地持续运出，运往拜占庭城。来自黑海沿岸原始森林的优质原木、爱琴海各岛屿出产的彩色大理石源源不断运抵黄金角海湾。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君士坦丁大帝特地调动已无作战任务的4万哥特士兵和无数臣民投入建筑工作。为了吸引更多施工能手投入建设工程，他下令提高待遇，以地中海世界最高的薪酬聘用工程师。罗马工程技术的高手一时云集新都工地，所有的技术能力都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君士坦丁亲自督阵，经常到工地视察，甚至与工程技术人员讨论建筑细节。

君士坦丁大帝不愧调动千军万马的高手，正是在他的指挥下，经过5年精心施工，新都基本完工，古城拜占庭的踪影荡然无存，一座规模宏大豪华典雅的“新罗马”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新罗马全城的制高点是中心大皇宫，占地60多万平方米。城墙内有数百间宫室殿堂和数不尽的亭台楼阁，临海高地则因地制宜建造皇家花园。由城门向西建设了“中央大道”，两侧分布着大量优美的建筑物，包括元老院议事大厦、公共学堂、大赛场、剧场、公共和私人浴池、沿街柱廊、谷仓、引水渠、法院、教堂、宫殿和数千所私人豪宅。全城主要街道向西伸展，途经君士坦丁广场、塞奥多西广场、公牛广场和阿卡迪乌斯广场，广场中心高耸着雄伟的石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帝王和名人雕像。而作为公共活动的中心，各个广场周围建筑物前都树立着精彩绝伦的艺术品。

如同古都罗马城的大斗兽场是公众最主要的集会场所，君士坦丁大帝也在皇宫附近修建了更大的竞技场，皇家包厢正对圣索菲亚教堂门前的空地，总览全场，并有私密地下通道直通大皇宫。两侧数百米长的赛道旁就是公众看台，可以容纳近十万观众。而赛道宽度则可以让十辆赛车并肩驰骋。最能显示大竞技场与其他城市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大理石圆拱柱廊围墙层层树立的石头或青铜雕像，而且在于跑道中央隔离带那些精美宏大的石柱和青铜柱，其中大多数是从埃及和雅典征调来的，彰显出新都高于整个地中海世界其他城市的地位。能有什么比把玩普天之下各种珍奇异物于股掌中更令皇帝心满意足的呢？能有什么比集全世界著名艺术品于眼前更能让帝国臣民无比自豪的呢？新都的帝王之气顿时聚拢起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社会精英，各界名流纷纷涌入，三教九流趋之若鹜。这盛景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只在后人的记忆中重放异彩。

久经沙场的皇帝深知新都的安全第一，为了预防陆地方向的侵袭，君士坦丁在城市最西侧建起“君士坦丁城墙”。不久后在城西千米之外又加修了塞奥多西城墙。这两道城墙特别是后者完全是按照最新的城防工事技术建造的，不仅分设内墙与外墙，而且在外墙数十米外加设护城河，近百座城楼几乎几十米就有一个，大小二十座城门各设机关瓮城，使新都固若金汤。可以说，新罗马是当时整个地中海世界最新工程技术和军事科技发展的结晶，是冷兵器时代最坚固的堡垒，难怪后世拜占庭帝国皇帝把它称为永不陷落的帝王之都。

安全与和谐促进了富足与繁华，帝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更使新都地位飙升，迅速发展成为整个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大城。君士坦丁一世千方百计打造新都的政治中心地位，一方面亲自批准给予所有罗马贵族免费迁入新都贵族宅院的特权，另一方面下令通过立法授予君士坦丁堡元老院高于罗马旧元老院的法律地位。君士坦丁还鼓励原罗马城骑士以上的贵族全部迁居新都，同时完善中央朝廷建制，将大批高官充实进各个衙门。这一系列特殊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都的发展，使该城人口急剧增长，在数十年内，君士坦丁堡城区居民数达到数十万人，最多时人口高达百万。在社会生活节奏相对缓慢的中古世界，只有身处这个全帝国的神经中枢的人，才能获得更多发迹的机会，因此大批野心勃勃富有冒险精神和渴望爬上社会顶层的人都涌入了新都，由此也推动帝国机器正常运转起来，一切政令都从这里发出，通过遍布帝国的公路网，传送到各地。

政治中心常常就是文化中心，作为帝国权力核心的新都迅速吸引了地中海世界的文人学者，由此君士坦丁堡大教区从帝国东部五大教区中脱颖而出，超越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克教区，与罗马教区并列基督教世界之首，而该教区大教长也成为东部各教区的首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新都的宗教地位一定要与其政治地位相适应，大教长一定要能够成为服从皇帝“至尊权”的精神领袖，不折不扣地贯彻皇帝的意旨，并在皇帝的支持下将教会建设成为主管帝国思想意识形态的工具。

由这里推动的尚古之风也迅速扩展到全国，学习古希腊语、搜集抄写古籍蔚然成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也成为知识界的“热门”。高质量的教育在皇帝的热心关注下迅速发展，新都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和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及其弟子向往的求学之地，来自各国的年轻人和当地学生一同在这里各所学校接受教育。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在新都大街小巷，平添了新都浓郁的学术气氛。大小剧院日夜开放，餐楼酒馆灯红酒绿，斗兽表演不仅在大竞技场内也在街头巷尾上演，其血腥刺激程度绝不亚于大赛场山摇地动般狂呼带来的震撼，充足的水源则满足了所有人的洗浴需求，所谓“浴池”绝不只是清洁卫生的场所，更像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夜总会”，餐饮娱乐一条龙服务。这一切使君士坦丁堡在刚刚经历了战乱的地中海世界不啻于人间仙境。

君士坦丁大帝修建新都的初衷也许是出于当时政治和军事的考虑，但是此举产生的长远影响却是他始料不及的。因为，新都的开启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以至于近现代学者把东罗马帝国也称作拜占庭帝国。为感念君士坦丁大帝建立新都之举，人们又把“新罗马”称为“君士坦丁堡”。

诸位读者，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君士坦丁堡的建立来得容易！

君士坦丁一世所处的时代属于动荡不安的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其生活环境之险恶非比寻常。在他出世前帝国发生的那场“公元3世纪大危机”曾使整个罗马帝国遭到沉重打击，不仅造成整个罗马社会经济全面崩溃，繁荣的古代商品经济彻底瓦解，城市破败，商业凋敝，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农村赤贫；而且造成了帝国政治剧烈动荡，军阀混战、武装割据、皇帝高位轮流坐庄。动荡的政治经济环境也使得社会各个阶层人人自危、精神颓废、道德沦丧，迷信活动遍及国中，怪异思想泛滥成灾。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综合国力迅速下滑，边关吃紧，边防军无力抵抗来自境外的日耳曼诸民族入侵，节节败退之余将大量有关野蛮人食人生番专吃幼童的谣言传播到各地，一时间人心惶惶，逃难人流阻塞了帝国运兵通道。因此，如何摆脱危机，尽快阻止帝国迅速衰亡的趋势，是当时历任皇帝面临的时代难题。

以君士坦丁一世为杰出代表的皇帝们首先抓住恢复帝国秩序、稳定王朝统治的要点，力图解决时代难题。他们针对晚期罗马帝国军阀割据的现状，首先致力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统一。早在3世纪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为解决中央政府指挥不灵的问题，施行了“四帝共治制”，任命马克西米安（Maximiannus，286—305年在位）为帝国西部副皇帝，也称“奥古斯都”，两位皇帝再各自统辖一位“恺撒”，即伽勒俐（Galerius）和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他们分管伊里利亚、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群岛。所谓罗马帝国东部包括伊里利亚省和今非洲苏尔特湾以东直到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实际控制区包括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地区，即今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区，以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地区。庞大的罗马帝国本来就是通过军事征服和暴力统治建立起来的，根本无法将大西洋直到两河流域以西广大地区统一起来，更无法消除该区域内复杂的多样性，因此，这一制度无非是承认帝国军事寡头横行的现实，事实上反而强化了帝国的政治分裂，只是通过控制各路军阀子弟为人质勉强维持所谓的政治统一，戴克里先这位太上皇一去世，各地军阀便都自立为帝，相互厮杀起来。

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本身就是军阀出身，其父君士坦提乌斯就是各路军阀中的枭雄，统领高卢大区全部兵马，主持该大区事务。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于305年退位后，君士坦提乌斯便控制了罗马帝国高卢地区，只是由于这个地区寒冷贫瘠，资源匮乏，势力难以坐大。君士坦提乌斯于306年病逝，时年33岁的君士坦丁正作为人质被软禁在戴克里先的宫中，他巧妙地从东方大区脱身，不辞而别返回不列颠，并被部下拥立为皇帝。久在江湖的他深知帝国政治的险恶，对当时帝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也谙熟于心，因而先是对太上皇戴克里先俯首称臣，稳固政治地位后便着手进行统一帝国的斗争。当时，正副皇帝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时而爆发血腥的厮杀。君士坦丁运筹帷幄、曲意周旋，巧妙地利用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先是获得伽勒俐的支持，得到恺撒（Caesar，即副皇帝）的称号，后又与马克西米安结盟，使其皇帝地位得到正式承认，称奥古斯都（Augustus）。为了联合帝国东部皇帝李锡尼（Licinianus，306—324年在位）共同进攻帝国西部政敌马克辛迪乌斯（Maxentius），他玩弄权谋，甚至将亲妹妹嫁给李锡尼，以此建立稳固的联盟。312年，他们联手彻底击败马克辛迪乌斯，由此君士坦丁稳坐西部唯一皇帝的宝座，成为这场较量最大的赢家。

李锡尼也非一介武夫，但远不及君士坦丁城府深，也没有看透其心思。君士坦丁在统一了帝国西部地区后，便开始进行统一整个帝国的斗争，此时的李锡尼对他而言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成为巨大的障碍，故弃之如敝屣。为了消灭这个最后的政治对手，他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完善军事建设，在其统治区域内，轻徭薄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实力。324年，他在其长子克里斯普斯的协助下于帝国东部阿纳多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Chrisopolis）击败李锡尼，迫使其投降，后不顾亲戚关系，将其逼死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这样，君士坦丁就通过精明的政治和军事手段消灭了所有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帝国的事业。此后，他采取措施强化中央集权，亲自任免各级官吏，加强对所有军政官员的直接控制，不仅划分出上百个省区以防地方势力坐大，而且将行政和军事权力分开，令各级军政官员相互掣肘，消除了军阀割据的条件，从制度上确保皇帝的最高权威。此后，拜占庭帝国（又称为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始终坚持君士坦丁一世开创的政治统一原则，并为此展开了不懈的努力。

君士坦丁大帝深知消除军阀割据的根本措施在于行政改革，故大力推行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政策。为强化皇权，他毫不留情地杀掉任何反对派贵族领袖，剪除对其政策持有异议的“开国元勋”，让他们敢于对他说三道四的嘴早早闭上。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君士坦丁刻意扩大朝廷各部门权力，增加中央官吏的数量，并把许多原来由地方控制的权力收归中央各个职能部门管理。他还委派1200名钦差大臣巡视各地，他们成为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控制的工具，随时将监视地方官员动向的报告提交给皇帝。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军阀割据的现象，他废除了戴克里先曾推行的“四帝共治制”，将包括高卢、意大利、伊里利亚和东方大区在内的整个帝国重新划分为行省，均由中央政府严密控制。君士坦丁改革后行省的数量增加到120个左右。为了强化皇权，君士坦丁一改晚期罗马帝国皇帝任命皇位继承人的拟制血亲制度，抛弃了在位皇帝收养“义子”的传统习俗，建立了血亲世袭皇权的王朝制度，任命其两宫皇后所生的4个儿子为副皇帝，作为其皇权继承人。这一举措可以被看做是罗马帝国皇帝继承制度的重要改革。有人说他杀掉其长子克里斯普斯是听信了后任年轻妻子的谗言，事实上，他是为了剪除一个战功卓越以至功高盖主的大将所造成的威胁，其心狠手辣实在是与其千古一帝的名声相符合。

君士坦丁一世的威严和权力着实让后人羡慕不已，其行政改革的方向和成果基本上为后来的皇帝们所坚持和巩固。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统治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罗马旧贵族的反抗，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加强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在位时还组织法学家编纂了著名的《塞奥多西法典》，该法典于438年正式颁布，成为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的蓝本。这些强化皇权的措施到末代皇帝时连想都不敢想了。

拜占庭帝国政治上的统一还必须配以思想上的一致，在这个方面，君士坦丁大帝紧紧抓住了基督教这个有效的工具，其基督教化政策具有最为深远的影响，这一政策的推行不仅使拜占庭帝国从此开始逐渐演变为基督教帝国，而且促使基督教转变为国家宗教，从此在欧洲地中海世界稳定扩展，并最终成为欧洲人的核心信仰。作为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君士坦丁皇帝深刻了解基督教发展的现实，充分认识到势力不断增强的基督教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最佳帮手。当君士坦丁在约克郡被其父的部下拥立为皇帝时，他即开始利用基督教应对险恶形势，因为在军阀割据的几大势力中，君士坦丁的实力最为弱小：一者其所辖高卢地区比帝国的伊里利亚、东方和意大利诸大区疆域小，开发得晚而相对落后贫穷；二者其控制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士兵的素质远不能与训练有素的其他大区军队相比。为了改变不利局面，君士坦丁一世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策略，在军事上扩充实力，另一方面通过多项保护基督徒的法令，明令辖区各级军政官员在对基督教徒执法过程中减少流血冲突，争取民众支持，从而揭开了其基督教化政策的序幕。他继位后立即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等辖区取消了前朝皇帝颁布的各项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下令各地军政官吏停止迫害行动，要求他们尊重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他还在各种场合公开斥责采取野蛮手段迫害不同信仰者的行径。有人说，君士坦丁之所以采取保护基督教的政策是纯粹出于虔诚的信仰，也有人说，他痛悔自己误杀克里斯普斯而皈依基督教。事实上，其基督教化政策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总形势使然。当晚期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上发生全面崩溃的时候，社会精神生活也陷入危机，人们对摆脱现世的困苦感到绝望，各种传统的多神教仪式无法为民众提供思想上的安慰。基督教作为一神教不仅简化了宗教崇拜的仪式，更符合动荡生活中民众的实际情况，而且将原本更为直接的“神恩”转变为更为虚空的上帝恩典，从而为现实生活中苦难的心灵提供了美好“希望”（千年王国），适应了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现实，比多神教更充分地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因此发展成为跨国界的多民族、不同阶级笃信的世界性宗教。作为富有洞察力的政治家，君士坦丁只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已。

君士坦丁保护基督教的政策确实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为其作战的哥特将士的凝聚力。他巧妙地利用基督教作为其建立政治联盟、分化政治对手以图各个击破、最终消除分裂割据势力的工具。312年，君士坦丁进军意大利，他选择李锡尼为盟友，推行支持基督教的政策。次年，双方在米兰共同颁发《米兰赦令》（Edict of Milan），明确宣布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还首次允许基督教会拥有财产。君士坦丁还利用基督教鼓舞士气，统一全军官兵的思想，振奋士兵的精神。很多人都相信，君士坦丁在进军意大利途中受到上帝显灵托梦，并因此公开打出带有十字架标志的拉伯兰军旗，声称上帝亲口告诉他“跟着它前进所向无敌”。如果我们联想陈胜吴广起义途中编造的故事，那么君士坦丁假借上帝之名使其发动的统一帝国的战争具有神圣的色彩就不难理解了。他这样做就把其劳师远征的战争行为归于天意，巧妙地掩盖了其称霸整个帝国的政治野心，以基督教信仰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普通士兵和广大民众支持其统一帝国的战争。

君士坦丁还借口李锡尼对基督教徒进行迫害对其发动进攻，最终达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的目的。在君士坦丁专制皇权统治下，基督教从被利用的工具和被控制的对象，变成为其维护皇帝集权的工具。他充分利用基督教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主教之下的各级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深入到村庄农户，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有效地控制了庞大帝国社会的精神生活。进而，君士坦丁授予基督教免税权、财产继承权、司法审判权、接受捐赠权等各种特权。他还大肆宣传君权神授理论，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他本人则成为上帝意志的执行者。他在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中心广场上耸立起高大的皇帝雕像，其右手不仅持有象征统治世界的地球，而且有象征君权神授的十字架。

君士坦丁是何等聪明之人，在多神教和基督教信仰并存的时代，他知道如何权衡各教派势力。君士坦丁从维护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无论对基督教正统派，或基督教异端阿利乌派（Arians），还是多神教派，都给以宽容和支持，但前提是要拥护和效忠皇帝。为了减少因神学争论造成的社会分裂，君士坦丁皇帝亲自主持召开了尼西亚基督教主教会议，统一教义和神学。尼西亚会议标志着原始基督教的质变，它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正因为如此，基督教至今还把这次会议当作“第一次大公会议”。他还采取多项措施力图使多神教徒和基督徒之间能融洽相处，在推行宗教政策过程中力图保持一种没有倾向性的最高仲裁权，在实际行动中极力消除宗教对立。甚至在他宣称皈依基督教之后也迟迟没有受洗，这位被后世基督徒尊崇为“第一位基督教的皇帝”直到临终前才接受洗礼，以便保持其超乎所有派别之上的最高仲裁者的特殊地位。

眼见支持基督教的巨大好处，君士坦丁之后其他皇帝都继承和大力推行帝国社会基督教化的政策，特别是在塞奥多西王朝统治时期。该王朝针对欧洲地中海世界从古代向中古社会转变期间多神教和基督教派别林立的现实，强化对基督教的支持力度，采取比较坚决的措施清除多神教残余。塞奥多西一世于388年胜利平息马克西姆（Maximus）叛乱后，亲自参加在米兰召开的元老院会议，说服元老们以多数票否定了以大神朱庇特为主神的多神教崇拜，促使帝国各地贵族和元老脱去祭司的长袍，换上基督教教父的法衣。该王朝于395年颁布的法令正式确定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多神教徒的反抗。在塞奥多西的公开支持下，各地基督教教士毫不犹豫地成为打、砸、抢、烧、杀的能手，主教们一改斯文仁慈的面孔，亲自率领狂热的教徒冲击多神教神庙，砍伐献祭给古代神祇的月桂树，虐待甚至杀死顽固不化的多神教信徒，埃及亚历山大最著名的古典学者海帕提娅就是被狂热的基督徒乱石砸死的。东部各省普遍发生了基督教与多神教信徒间的流血冲突，帝国政府出动军队帮助基督教取得最后胜利。

在这些皇帝中只有一个朱利安皇帝例外，他笃信诸神，少年时代在宫廷血腥内讧中目睹父母亲属的惨死，使他怀疑基督教的正确性，对阿波罗神深信不疑，以至于当政后亲自参加多神教崇拜仪式，最终被狂热的基督教徒暗杀在战场上，还落下个“背教者”的恶名。他这样不识时务的皇帝在当时和以后都为其他君主所不齿。

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们特别羡慕他的权势，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继续坚持其创立的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即召集基督教大公会议权、任免高级教士权、教义解释权、宗教事务争端的仲裁权等。不难看出，从君士坦丁一世开始的基督教化政策有助于欧洲地中海世界秩序的恢复，有利于拜占庭帝国的形成，也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王朝统治。而令制定和推行该政策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们没有想到的是，基督教也因此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机会，从此开始从地中海渗透到整个欧洲各地，从君主宫廷到穷乡僻壤，逐渐建立起庞大而紧密的教会网络，从典礼仪式到意识形态，日益主宰了整个欧洲的精神文化生活。当我们今天观察欧美基督教信仰和遍布全球的超过半数人口的基督徒活动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基督教化政策。只是，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再也无缘享受这种令人羡慕的“至尊权”，他特别厌恶那些教士自以为是，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成为末日帝国社会分裂的煽动者。

君士坦丁时代还面临范围广泛的古代族群移民运动，当时的皇帝们审时度势，变罗马帝国武力排斥、抵御“蛮族”入侵的政策为灵活利用日耳曼人的政策，成功地推行了“以夷制夷”的蛮族政策。所谓“蛮族”，其实是罗马公民对周边原始落后族群的蔑称。现代研究认为，古代族群移民运动是个极为复杂难解的课题，特别是涉及移民运动原因的探讨，更是见仁见智。但是，蛮族入侵成为晚期罗马帝国面临的严重外患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4世纪前后，日耳曼各部落在匈奴人的进攻压力下加快了向西迁徙的速度，拜占庭军队几乎无法阻挡其涌入帝国的浪潮，被迫采取接纳和利用蛮族的政策。

君士坦丁一世聪明之处在于他绝不“硬顶”举族迁徙而来的哥特人浪潮。他首先调整政策，接受哥特人为帝国的臣民，允许他们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垦荒，交纳赋税，服劳役和兵役，而且大量利用哥特人雇佣兵，在帝国军队中建立哥特人兵团，吸收哥特人担任军官，甚至让他们担任高级将领，管理那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这种政策调整有利有弊，因为哥特人进入拜占庭社会生活产生的多方面影响极为复杂。首先，哥特人为拜占庭国家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即普遍存在于日耳曼各部落的农村公社。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就个体而言，与拜占庭帝国早期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十分相似。拜占庭政府从一开始就允许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哥特人保持其农村公社制度，让他们继续按照其过去的习俗生活。由于大批哥特人按照约定向拜占庭政府交纳赋税，从而缓解了拜占庭国家的财政困难。其次，哥特人为拜占庭军队提供了兵源。一方面，他们作为士兵，以整个部落组成的兵团参与拜占庭军队对外战争。由于他们勇敢尚武、忠诚团结，使拜占庭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高。据记载，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有4万哥特士兵，其中一些人还担任罗马军队重要职务。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及其后人大胆任用哥特人担任军中要职，使用哥特御林军代替经常哗变的拜占庭贵族卫队，个别哥特将领甚至进入了元老院。哥特人补充到拜占庭军队中并将家眷驻扎在边境地带不仅有助于抵御外敌，有效地阻止了其他游牧民族对拜占庭帝国领土的进攻，而且为士气不振的拜占庭军队注入了一些生气，习惯单兵作战的哥特将领也部分地改变了陈旧的罗马兵团式作战的战略战术。显然，帝国军队在无力抵抗日耳曼民族迁徙带来的压力的情况下，合理安置、充分利用这些新生力量不失为早期拜占庭皇帝们的明智之举。

塞奥多西一世王朝统治时期，帝国政府继续沿袭君士坦丁皇帝的政策，即安抚利用“蛮族”的政策，一方面允许多瑙河以北的哥特人进入色雷斯地区定居，另一方面积极招募哥特人加入帝国军队，重用哥特将领。当时，多次侵入帝国的斯基泰人、萨克森人、摩尔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凶猛彪悍，好战尚武，特别是哥特人熟悉罗马军队的战法，因此，拜占庭帝国对于这些难以征服的蛮族只能采取怀柔利用政策。帝国政府分化瓦解了哥特人新首领阿拉里克（Alaric）的势力，允许其组织部落联盟，收编哥特人散兵游勇。朝廷还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为臣服的哥特人划定定居区，让他们自行安排农牧业生产。出生于今西班牙南部的塞奥多西还仿效君士坦丁，吸收数万哥特人进入拜占庭军队，组成“同盟者”军团。395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395—410）的率领下发动民族起义，从巴尔干半岛北部向南进攻，侵入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朝野极为震惊，立即展开外交斡旋，说服阿拉里克改变进攻计划，挥军南下希腊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后转向西方的意大利。

哥特军事贵族骄横跋扈，终于激起“希腊”贵族的愤怒，他们于公元400年首都君士坦丁堡民众发动的反哥特人起义中大开杀戒，哥特人在早期拜占庭国家的军事势力从此被清除，哥特贵族对拜占庭帝国政治军事生活的影响从此逐步消失。5世纪威胁拜占庭国家的东哥特人领袖塞奥多里克（Theodoric，471—493）也是在拜占庭人的劝说下前往意大利，灭亡了奥多亚克（Odoacer，476—493）领导下的西哥特王国。君士坦丁时代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解决了蛮族入侵的问题，而没有像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最终灭亡。一些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所处的东地中海沿海地区与西欧相比，具有某种交通上的便利，有助于日耳曼人的移民运动，因此早期拜占庭帝国政府不仅可以对外来移民采取利用政策，也可以采取“祸水西引”的措施，从而具有规避民族迁徙浪潮冲击的优势，避免了西欧地区的罗马帝国残余势力在“蛮族”入侵浪潮下覆灭的命运。这种认识，有一定合理的因素。

君士坦丁时代也是地中海世界恢复经济、发展农业、奖励工商的盛世，尽管相关的史料比较零散，但是从现代考古学的新发现可以推测，这个时代的皇帝们大力推行经济改革政策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公元3世纪大危机”曾使地中海古代经济生活迅速瓦解，城市生活农村化，商业活动倒退到以物易物的状况，物价飞涨伴随着货币贬值，人们不再需要贵金属货币。晚期罗马帝国的内战使帝国陷入混乱，恶劣的政治环境破坏了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上层军事将领和政客们乘机聚敛财富的行为和国家官吏的普遍贪污腐败不仅侵蚀国家政治和经济机体，而且扩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激化了他们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正是在普遍的危机中，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帝们大力支持新型隶农生产的发展，推动盛产谷物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多种农业经济形态的活动，当地长期存在的诸如永佃制和代耕制等形式的自由小农租种土地的制度得到发展和普及，使隶农和自由小农的人数迅速增加。人身的部分解放和农民对相对独立的小农经济利益的追求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活跃了农村经济，从而为拜占庭帝国度过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时代新都的繁荣昌盛，但从当时币制的稳定可以看出帝国工商业的兴起。一方面，农业生产为城乡工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农副产品和原料，另一方面，城乡经济交流的加强和国内商品市场的形成也为活跃的国际商业贸易奠定了基础，使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最值得注意的经济现象是君士坦丁一世发行了标准的贵金属货币，建立了稳定的金本位货币系统，诚如拜占庭学家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所说：“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了一种相当稳定的货币体系。该体系以金币索里德为基础，标准索里德每枚重4.48克，每镑黄金等于72枚索里德。与之相应的是重2.24克的银币塞里夸，相当于1索里德的1/24，这是因为黄金和白银的比值为1:12。这一货币体系具有相当长的生命力。在长达整整1000年间，君士坦丁的金币索里德（希腊语称为“诺米斯马”νóμισμα，后称υπερπυρον）奠定了拜占庭货币体系的基础，并在几个世纪里享有国际贸易‘硬通货’的美誉。”我们不敢说这个时期经济繁荣到何种程度，但是一种货币能够稳定地使用数个世纪，其体系维系了千年之久，恐怕在人类中古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至今，我们在中国发掘的古墓中仍旧可以找到那个遥远国度的金币，诚如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所言，我国发现的外国古币数量，波斯银币第一，东罗马金币第二。

显然，君士坦丁大帝无愧于其千古一帝的美誉，其推行的诸项基本国策历史影响深远，不仅决定了拜占庭帝国日后的走向，而且有些政策的生命力甚至超越了拜占庭帝国千余年历史时空的局限，影响至今犹存。以他为代表，包括塞奥多西一世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os I）等杰出皇帝在内的君主们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革，努力探索在困境中求发展，从危机中找出路的革新措施，初步解决了拜占庭国家形成初期面临的各种难题，确定了拜占庭帝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中古拜占庭文明演化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难怪拜占庭帝国后世皇帝们都乐于效仿这位伟大帝王，其中有11位连名字都与之相同，可惜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平庸之辈太多，将一度强盛的帝国败落得元气尽失，帝国最终在君士坦丁十一世之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