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鹰旗高扬

像君士坦丁大帝一样出色的君王大多不是皇族后裔，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位叫做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的皇帝，他再造了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辉煌，成为拜占庭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也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人物。后代学者因此将其所在的历史时期称为“查士丁尼时代”。与君士坦丁时代相比，查士丁尼时代面临的问题略有不同，虽然这个时期的拜占庭帝国暂时摆脱了危机的困扰，但是以查士丁尼一世为代表的皇帝们仍然需要找到适合拜占庭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模式，查士丁尼就力图在罗马帝国旧体制的框架内解决这一难题。

据说查士丁尼出身农民家庭，生于乱世，社会地位低下，其父是巴尔干半岛达尔达尼亚行省贝德里亚纳的农民，即便后来他当上了皇帝也没有试图找个光鲜的祖先来给自己贴金，这一点说起来有些怪，因为标榜皇族血统在当时的皇帝中非常普遍。也有人推测他具有斯拉夫人血统，大概因其家乡所在的那个地区早已住满了北方来的斯拉夫移民。他在青年时代因家境贫苦，且争斗中伤了人，被迫随其舅父（后来的查士丁一世）远离家乡，进城到首都寻找机会，先是入伍从军，在拱卫皇宫的禁卫军中服役。从军期间，他充分利用身处君士坦丁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的机会，刻苦读书，并积极参与帝国上层社会的活动，既对宫廷内的争权夺利钩心斗角非常了解，同时对下层民情百姓疾苦也深有体察。

518年7月，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去世，宫廷贵族争夺皇位乱作一团，这给了查士丁一世（Justin I，518—527年在位）天大的机会，在其精明的外甥的策划下，他被部下拥立为帝，随之他便任命查士丁尼一世为恺撒（副皇帝），辅佐他治理帝国。这样安排的理由除了他对这个绝顶聪明的外甥十分信任外，更是因为查士丁大字不识几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何谈治国理政。而查士丁尼在任恺撒的九年间则如鱼得水，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网罗人才，厉行革新，为接任皇位做好了准备。在他担任皇帝的38年里，积极推行“清除内患，化解外争”的政策，任人唯贤，唯才是用，克勤克俭，尽心竭力，努力恢复“一个皇帝、一部法律、一个帝国”的大帝国秩序，为实现重建昔日罗马大帝国的理想拼命工作，取得了诸多影响深远的政绩。如果说君士坦丁一世是千古一帝的话，那么查士丁尼一世可以称得上是数百年才有的杰出君王。

我们不可能细数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取得的全部成就，只能就其重要者介绍一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查士丁尼上台伊始便下令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查士丁尼一世即位之初，为稳定拜占庭帝国动荡不安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使庞大帝国各级官员有法可依，他针对当时成文法律极为混乱的情况，下令组成由著名法学家特里波尼安为首的10人法律编纂委员会，正式启动法典编纂工作。当时，拜占庭法律的主要大典是《塞奥多西法典》，但仍然存在前代立法版本混乱、立法概念和规定相互矛盾的现象，特别是以往的法典内容过于庞杂，缺乏法理体系，且部头太多，使用极不方便。针对这类问题，新法典删除了过时和矛盾的内容，按照“人”“物”“公法”“私法”等主题重新编纂法典。529年，10卷本的《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问世，该法典一经颁布，立即取代其他旧法典，成为拜占庭帝国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法典。533年，由17名法学家组成的新委员会又完成了50卷本的《法学汇编》（Digestum）。为了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人才，查士丁尼下令编辑了4卷本的《法学总论》（Institutiones），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明确的法学概念简明系统地总结了《法学汇编》的全部内容，并补充了大量前述两部法典未能表明的法学定理和定义。565年，查士丁尼统治末期，他又命令法学家将自己在534年以后颁布的法令编辑成《新法》（Novellae Leges）。这样，《罗马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的编辑工作就顺利完成了，它为查士丁尼的改革和整顿工作提供了统一的尺度，为理顺社会各种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它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因此它不仅成为拜占庭帝国此后历代皇帝编纂法典的依据和蓝本，而且成为欧洲各国在近代初期立法的范本。不仅如此，由于这部法典明确地确定了公法和私法的概念，为阐明私有制商品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对近现代世界法律史发展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罗马民法大全》为何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呢？这需要我们对这部法典的特点做个简要的总结。该法典通过总结和整理古代立法，对现实的改革作出理论上的规范，反映着查士丁尼重建罗马帝国的原则和思想理念。该法首先强调皇权和国家政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宣扬皇帝专制思想，提出“君权神授”和“君权神化”的理论，并明确规定皇帝拥有的各项权力，包括立法权、控制国家的最高主权，以及皇帝对国家其他经济、政治、司法、军事、宗教等多方面的权力。其次，该法提出公法优先于私法的原则，它对两者作出明确划分，即“公法是有关罗马帝国政府的法律，私法是有关个人权益的法律”，对私有制的法律内涵作了系统的阐述。这样，公法的所有权就表现为国家对捐税劳役的合理征收使用，而私法权利则表现在对人、物、人权、物权和民事诉讼方面，私法的自由则是免税权。第三，该法肯定了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它不仅拥有主管道德和义务的权力，而且拥有参与国家司法活动的权力，教会法庭具有执行民法的权力，教会法庭甚至具有高于世俗法庭的地位。第四，该法继续承认奴隶制，但是，规定教、俗各界应释放奴隶，改善奴隶的地位，承认奴隶具有人的地位。根据这部法典，奴隶不再像古代罗马法律规定的那样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而是不具有独立法权地位的“人”，他们触犯法律将由其主人承担法律责任。第五，该法确定了社会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力图以法律形式稳定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如工匠的后代只能世代做工，农夫的儿女必须永远务农，隶农则世代固着在土地上，农村的邻里之间负有相互帮助、共同完成国家税收的义务等等。第六，该法还对婚姻、财产继承等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作了规定。这部法典的法理系统性、对私有制法权表述的透彻性、对商品经济下各种社会关系规定的合理性，都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跨越时空，影响至今犹存。

查士丁尼出身社会下层，相貌平平，但他富有责任感和掌控权力的欲望，深知各种社会弊端，因此在位期间，大刀阔斧，推行改革。首先他继续推行君士坦丁大帝以来的政策，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这一政策是其实现重建古罗马帝国理想的核心和政治目标。皇帝专制制度是拜占庭帝国核心的政治制度，皇帝拥有血亲世袭皇权，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将皇权传给其后代子孙。他是帝国的至高权威和尊贵形象，总揽国家所有权力并担当帝国最高立法者、执法者和监督者。这种由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强化的制度在早期拜占庭历史上面临两种势力的威胁，其一是代表大土地贵族和旧王朝贵族势力的复辟力量，其二是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他们通过各种公众集会屡屡对皇帝权威提出挑战。532年，这两种势力在君士坦丁堡民众大起义中争相登台，表达对查士丁尼各项改革举措的不满，并煽动全城反对皇帝的势力造反，他们充当了起义的领导者角色，差一点就推翻了查士丁尼的统治，只是由于皇后塞奥多拉为代表的朝臣坚持强硬对策，才力保其皇位不失。这次起义最终遭到王朝军队毁灭性的镇压。

起义爆发之初，由君士坦丁堡车迷协会组织的蓝、绿两色“吉莫”（Demes，意为赛区）党人首先发难，骚乱迅速扩散到城市各个角落，各阶层民众乘机表达不满，贵族也企图乱中夺权。民众高呼“尼卡”（Nικα，希腊语意为“胜利”）的口号，杀死宫廷宠臣，袭击政府机关，释放监狱囚徒，焚烧市政大厅，引发全城大火。但是，起义最终遭到镇压，贝利撒留（Belisarius）率领伊苏里亚（Isaurians）雇佣兵对被诱骗到大赛场的3万多名起义骨干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一时间血流成河，敌视皇帝的人群纷纷倒在血泊中，古代社会的“民主”残余也在鲜血中烟消云散。在随后进行的清算中，查士丁尼无情地剪除任何异己势力，包括被起义民众临时推举为皇帝的大贵族伊帕迪奥斯（Hypatius）及其家人，许多支持或参与起义、甚至态度犹豫不决的异己贵族也被株连，君士坦丁堡一度成为查士丁尼清除异己分子的行刑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消除了皇权的敌人和威胁王朝统治的隐患。乘此时机，查士丁尼以各种理由没收贵族财产，瓦解了敌视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的分裂势力。

与此同时，他强制推行皇帝个人崇拜，强化君权神授的思想，创新发明了许多礼仪，要求所有晋见皇帝者不论地位高下一律要对他和皇后行“吻靴”跪拜大礼，令尊贵的贵族们身价暴跌，在颜面尽失的同时还要表现得无比谦恭。这个转变确实难为了这些素来自高自大的贵族，要他们向这个农民皇帝低头尚且不易，更何况吻靴跪拜。毫无疑问，查士丁尼打击贵族的政策有效地消除了敌对势力的威胁，减弱了侵蚀中央集权的分离因素。可以想见，查士丁尼打击贵族强化皇权的改革在得到下层民众拥护的同时，也招致所有贵族的由衷痛恨。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普罗柯比就是如此，后者在其《秘史》中痛下狠笔，极尽其修辞学家之能，百般诅咒谩骂查士丁尼及其皇后塞奥多拉，其语言之犀利，用意之刻毒，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少见的，这个贵族出身的作家反对查士丁尼打击贵族政策的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

查士丁尼克勤克俭，励精图治，一生勤政，从不懈怠，为加强皇权采取了多项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不仅取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政制度，将数量众多的小行省合并扩大为大省区，并将地方军、政权力重新结合，特别是在东部的亚洲领土上率先推行军、政权力合二为一的试点。他还在意大利的拉文纳和北非的迦太基建立总督区，试行总督制，使这些边远地区的最高长官能够总揽当地各方面的权力，及时应付紧急情况。而地方大员和朝廷命官无一不是由他亲自任免。这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专制政策的措施确实保证了查士丁尼王朝的统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使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皇帝”的君主专制得到强化。为了进一步彰显神授皇权的威严，查士丁尼重新修建君士坦丁堡。他在“尼卡起义”中遭到严重损毁的城市中心区大兴土木，聘请当时著名的建筑师伊塞多利（Isidore）和安赦米奥斯（Anthemius）进行规划设计，亲自监督施工。历时五年的工程结束后，君士坦丁堡再放光辉，据普罗柯比的记载，修缮一新的建筑物包括元老院、纪念碑、斑岩圆柱、青铜雕像、30多所教堂、济贫院、收容院、修道院、女忏悔所、避难所、宫殿、广场、大皇宫、公共浴场、花园、饮水渠、蓄水池、柱廊大道、码头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是圣索菲亚（St.Sophia）教堂，其大厅内部高达50余米，中心穹顶直径30余米，不仅是拜占庭建筑风格的代表作，而且是欧洲地中海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堪称中古时代的一大奇观。在一幅镶嵌画中，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一世一左一右向基督敬献礼物，前者是君士坦丁堡，后者是圣索菲亚教堂，很恰当地说明了各自的重要性。

查士丁尼精力充沛，能力超群，手段老辣，想到做到，其改革不仅全面而且成效显著，其中经济改革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调整税收制度和发展国内外商业贸易两个方面。拜占庭帝国税收制度是沿袭罗马帝国税制而发展的，最初就有“土地人头税”这种世界各地都存在的税种，即在税收中考虑了耕地、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等诸种因素，在一定期限内，国家对税户进行资产和劳力核算，确定税收额度。中央政府根据各地核算的结果，登记各省区的纳税额度。由于拜占庭帝国地方官吏的腐败，上述核算过程被作了许多手脚，纳税额度掺杂了极大的水分，特别是当时流行的“包税制”严重破坏了帝国税制。查士丁尼通过立法废除了包税制，下令全国重新登记各省纳税单位和额度，指示各地税务官员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和最有效的办法促使纳税人完成朝廷规定的税收，他还将普通税从原有的实物形式变为实物和货币混合税。与此同时，针对逃避国家税收的现象，查士丁尼加大了对等级税的征收，毫不留情地对频繁逃税的大土地贵族势力进行打击，重点征收贵族土地税。他还取消了贵族地主享有的免税权，要求大地主根据各自土地的多寡和劳动力的人数按时按量完成税收，如有违反严惩不贷。他借口大地主在税收问题上的违法行为，对最富有的地主采取没收地产、强迫捐献和依法惩处的措施。对教会地产的限制也同样严厉。他坚决清理包括高官显贵在内的全国税户，重新核准确定税收等级，增加新税种，整顿全国税收机构，精简各级官府，裁减官员，严厉整肃税收机构和官僚队伍。他颁布法律要求国家官吏必须关心国家利益，保证税收，尽一切可能增加国库收入，特别要按时收缴国家已规定税额的税收。大批钦差大臣被派往各行省，检查税收情况，各地的主教也被委以监督税收的职责。凡被发现违反法律规定的官员均受到查处，撤职监禁，财产充公，而为官清廉、办事公道、税收得力的官员则受到奖励和加官晋爵。这一系列的措施搞得贵族官吏们人人自危，因为拜占庭高官显贵几乎没有不贪污腐败逃避税收的，普罗柯比对此均有精彩的描写。

查士丁尼强于敛财，国库里常常大进大出，而发展商业贸易是其经济改革政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东西方商业贸易就已经十分活跃，著名的“丝绸之路”此时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拜占庭帝国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这些收益并不能满足大笔开销，他希望拜占庭帝国能在对东方的商业活动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当时，来自远东的中国丝绸和印度香料等贵重商品并不是直接到达安条克、亚历山大等地中海东部各帝国口岸城市，中途需经过萨珊波斯（Sassanid Persia）控制的陆路和阿拉伯人控制的海路，巨额利润要经过多次瓜分，特别是在拜占庭和波斯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垄断东方货物几乎成了波斯人手中的一张王牌。因此，查士丁尼决心打通新的商路，发展海上势力，建立东西方之间直接的商业往来，打破波斯人的贸易垄断。在这一视野广阔的政策鼓励下，拜占庭商人积极投身到开发远东商路的活动中。为了保护拜占庭帝国的商业利益，他与波斯人展开了争夺红海贸易的激烈斗争。正是在查士丁尼的支持下，拜占庭人从中国引进育蚕丝织技术，促使拜占庭帝国从此发展起自己的丝织业，在科林斯（Corinth）、伯罗奔尼撒半岛形成了几个丝织业中心，它们又成为中国育蚕丝织技术西传的中续站，而欧洲也从此开始了其丝织业的历史。与丝织业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手工业，贵金属加工、兵器生产、珠宝首饰制作等都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拜占庭民族产业。

处处策划改革、时时不甘寂寞的查士丁尼还推行了一套积极的宗教政策，为打造其理想中的帝国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早期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神学争论，即4世纪发生的所谓阿利乌派学说之争、5世纪的聂斯脱利教义（Nestorianism）之争和6世纪中期激化的“一性论（Monophysites）之争”。这些争论都是围绕着如何解释基督具有的神、人两性进行的，查士丁尼时代主要面临的是一性论的争论。一性论神学主张基督在所谓道成肉身后，其神性和人性合二为一。这种神学思想在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广泛流行，但谁也说不清神、人两性的关系如何。当时，“一性论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所有信徒都能够根据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滔滔不绝，胡侃一气，尤其那些无所事事的“街头文人”和故弄玄虚的“神学家”找到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为了争辩这个永远弄不清的问题，正常的交易被终止，完整的家庭因此破裂，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是查士丁尼一世不能容忍的，因为，他认为在一个皇帝统治下的统一帝国只能有一种信仰，他要通过对宗教事务的干预恢复皇帝对教会的绝对权威，强化“至尊权”。

为了理清神学信条，查士丁尼夜不成寐，刻苦钻研，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并于553年召集君士坦丁堡宗教大会，此后他和皇后塞奥多拉在皇宫中举行500名教士和信徒参加的大会，讨论一性论神学。为了弄清楚争论的内容，据说他挑灯夜读，研读神学书籍，思考神学问题。事实上，作为强势铁腕政治家的他，更多思考的是如何加强皇帝的至尊权。查士丁尼公开宣布自己是正统国教的保护者，并大力支持基督教，兴建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授予教会多方面的特权。他一方面强令所有异教徒改信国教，另一方面以高压手段打击不愿屈服的异端人士。529年，查士丁尼关闭了被视为古典思想中心和传播异教学说基地的雅典学园，后来还让人烧毁了传播异端邪说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同时，他下令所有持非正统教义的信徒限期三个月皈依国教，否则剥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权，并以重税和劳役实行经济上的迫害。实际上，在皇后塞奥多拉于548年病故前，他只是动动嘴皮子，并未动真格的。但是皇后去世后，他主持召开第五次基督教大会，决定严厉迫害“一性论派”信徒和所有反对其宗教政策的人士。这些宗教迫害措施激起东部各省的起义，也加剧了帝国东部地区民众离心离德的倾向。显然，查士丁尼从政治角度出发处理宗教问题，最终都未能解决拜占庭帝国内部的宗教分歧。事实上，围绕“一性论”进行的神学争论不仅是基督教正统和非正统教派间的斗争，而且反映拜占庭社会多种深刻的矛盾，亦即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东部各行省不满于帝国中央政府沉重的剥削，亚洲各被统治族群也对西部贵族的长期政治歧视和压迫心怀仇恨，他们利用宗教问题与朝廷对抗，而查士丁尼的基督教政策强化了这些复杂的矛盾，埋下了这些地区日后脱离帝国统治的祸根。

也许人们在谈论查士丁尼统治时最关注其成功的对外战争，因为查士丁尼文治武功最显明的成就表现在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位多少有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在收复失地、恢复帝国领土、重振昔日罗马帝国雄风的追求中，可以算得上是最突出的代表，他发动的多次对外战争确实一度完成了“光复帝国”的“伟大事业”。查士丁尼对外战争主要包括“汪达尔战争”“哥特战争”和“波斯战争”，而贝利撒留这位拜占庭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和战争指挥者帮助查士丁尼实现了梦想，为拜占庭帝国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疆域立下赫赫功绩。

如何评价查士丁尼的功过是非一直是拜占庭研究的热点问题。应该说，农民出身的查士丁尼生前基本上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取得了令其后人羡慕的成就。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主持编纂的法典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均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他推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都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在对外战争中取得的军事成就一度再现了罗马帝国辉煌时代的疆域，而他在位期间的种种成功改革奠定了其后多个王朝继续改革的基础。这样的帝王想不成为后世来者的榜样都难，而末代皇帝也曾胸怀大志，力图效仿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只可惜历史没有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

就个人品格而言，查士丁尼一生克勤克俭、勤政为民、事必躬亲、不尚享乐，尤其是他一生挚爱塞奥多拉，从无寻花问柳之事，皇后去世后近20年，他天天去墓前祷告，点燃相思蜡烛，一直没有再婚，这比君士坦丁一世与其侄女结婚的变态婚恋不知高洁多少倍。就个人能力而言，此后的拜占庭皇帝不乏杰出者，他们或武功卓越，或文采超群，或是理政高手，或为敛钱专家，但像查士丁尼这般掌控内政外交、开疆拓土、政效突出且品德端正的君王难觅踪影，综合考察，后世无人可望其项背。

查士丁尼于565年去世，享年83岁，确属当时的高寿帝王，而早期拜占庭帝国重现罗马大帝国的“荣耀”很快便烟消云散，古罗马帝国的旧梦很快成为后人的回忆。查士丁尼生前取得的成就在其身后未能持久的原因，后人评价多多。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他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大兴土木耗尽了帝国的资源，而他将帝国战略中心从东方转移到西方是错误的选择，加之以暴力对待信仰的宗教政策都加剧了其昙花一现大帝国的脆弱性。这些评价貌似公允，却缺乏历史感。我们在评价查士丁尼一世成败得失时更应该跨越时空，真切理解他所在的时代，应该注重分析他在应对时代难题时的表现和成效，就此而言，他生前是成功的。至于他身后的帝国是否能够长久，似乎不在他的权限范围，而更应要求其后的皇帝。也许查士丁尼不懂得“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过于激烈的改革带来的社会阵痛是拜占庭帝国难以完全承受的，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看得再明白不过了。

对于查士丁尼之后半个世纪内拜占庭帝国迅速滑落低谷的原因需要做多因素的考虑，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外，还应该注意那些自然灾害特别是流行于地中海世界的大瘟疫的影响，正是在此后一个世纪反复爆发的鼠疫的沉重打击下，拜占庭帝国陷入了空前严重的衰退。根据当时多种史料记载，6世纪中期开始爆发的鼠疫始于埃及，由此向北传播到君士坦丁堡。突如其来的瘟疫令医术高超的拜占庭医生也束手无策，鼠疫高峰时期的首都每天运出城外的尸体就有五六千具，最严重时病死人数高达16000人。这场后世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严重鼠疫持续了3个月，并在地中海沿岸人口密集区肆虐，反复爆发持续了一个世纪，不仅使帝国遭受了空前严重的人力损失，而且严重扰乱了帝国正常的社会生活。这种“人力”无法克服的“天力”是后世史家往往忽略的，其对查士丁尼帝国的负面影响也需要重新认识。如果说，查士丁尼推行的积极的内外政策加速了地中海世界的人员和物资流动，无意间促成了疾病流行的话，那么其严重后果也是查士丁尼始料不及的。我们对历史人物不必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