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和玛格丽特

1921年夏天，当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酒馆中大喊大叫的时候，有两位40多岁的妇女正坐在一起，用眼光彼此打量着对方。其中一位妇女长了一头红发，她出生在纽约州的一个偏远地区，来自一个爱尔兰裔的劳动阶级家庭。另一位妇女是美国工业贵族的女儿，举止优雅，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利福尼亚的藏身之所照顾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玛格丽特·桑格和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属于两类完全不同的美国人，她们聚在一起是为了改变20世纪后半期妇女的生活方式。她们在这方面的贡献比任何一位美国政客或欧洲政客都大。但这两个人的主张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说得直白一点，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控制自己的生育，避免怀上她们不想生的孩子，但同时又能享受性的乐趣。

玛格丽特·桑格是个英雄，她主张男女平等，但不是一个容易接触、让人产生好感的女人。她喜欢自我标榜，经常靠不住，也是一个不可靠的证人。就连非常同情她的传记作家也承认：“在她的自传里，有关她的生活玛格丽特很少能做到完全诚实。”她野蛮地攻击玛丽·斯托普斯——英国节制生育的先驱——只因为她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她抛弃了第一任丈夫并（暂时）抛弃了孩子，这表现出了她令人震惊的冷酷。随后，她又对种族主义的观点和优生学的观点口诛笔伐。但如果认为这位勇敢的斗士总是一以贯之或容易相处，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事实经常与此完全相反。

桑格认为女性应该控制自己的生育，她之所以百折不挠地坚持这一主张，主要是和她的早年经历有关。她的父亲是一位思想活跃的爱尔兰激进分子，但他在家中却是一位严厉的家长。她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22年里至少怀孕18次，50岁的时候死于宫颈癌。长大后，玛格丽特成了一名护士，她经常看到劳动阶级妇女因流产失败而死在曼哈顿的贫民区里。在那里，一个房间要住七八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玛格丽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她协助组织罢工，谈论革命，谈论暗杀的道德问题，以及性的乐趣。但慢慢地，她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更简单、更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帮助妇女避孕。1914年，当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她创办了一本名叫《女性反抗者》的杂志，她在杂志中创造了一个新词——“节育”。但她立刻与美国社会的另一派势力——清教徒——发生了冲突。

安东尼·科姆斯托克是名长着络腮胡子的退伍军人、图书检察官，纽约反堕落协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夸口自己销毁了15吨图书，400万张图片，并将成千上万的人送进了班房。科姆斯托克认为淫秽无处不在，如医学教科书中、裁缝铺里的蜡制人体模型、明信片、小说，以及乔治·萧伯纳的戏剧中，他总是能轻易发现。

1873年，美国通过了《科姆斯托克法案》，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法案规定，邮局不能邮寄淫秽物品，其中也包括用于节育的物品和相关信息。用法案的话说，任何由宣传避孕的文章和避孕物品“引发的非法流产”都将被处以巨额罚款，或者应该劳动改造6个月到5年。科姆斯托克还给医生设下陷阱，他冒充绝望的妇女给医生写信，希望得到避孕方面的建议。如果医生出于同情给他回信，他就会将这位医生送进监狱，关押很长时间。

就在这一时期，桑格想要出版一本介绍避孕的书。1914年，科姆斯托克和他的法案都找上了桑格。为了躲避牢狱之灾，她不得不化名逃往英国。在那里，她拜会了性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并且与威尔斯产生了一段短暂的情缘。但她这次欧洲之行最重要的成果是于1915年参观了荷兰的避孕诊所。

自古以来，文献中记载了妇女尝试避孕的各种方法，从浸在蜂蜜中的麻线团——古埃及时期就已经有这种方法了——到湿茶叶、油纸、浸了醋的海绵、自制的甘油栓剂，以及用各种材质制成的避孕套，从树叶树皮到羊的内脏等。（有些方法听起来更古怪，如鳄鱼的粪便。但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鳄鱼经常吃一种杂草，而这种杂草里就含有一种有助于避孕的成分。）后来人们又发明了乳胶和新式橡胶，这种材料可以用来生产质量更好的避孕套和女用子宫帽。在访问荷兰时，桑格看到了几本公开出版的小册子，上面介绍了一些最新的避孕方法。这就是她与凯瑟琳·麦考密克见面时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回到美国后，桑格开始着手出版一些宣传避孕的资料，并于1916年在布鲁克林开办了第一家提供相关服务的诊所。但反对者又立刻挥起法律的大棒。1917年，她在教养所被关了整整30天。但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桑格在法庭上的表现推动了避孕事业的发展，她成了美国女权运动者眼中的英雄。她成功地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和几本书，又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使避孕在医疗领域获得合法地位。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她筹募资金创办了一家节育诊所，员工都是女性。她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还去了中国和日本。但她的诊所还需要各种避孕用品。在美国，你很难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像子宫帽这样的东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开始接触麦考密克。

凯瑟琳·德克斯特·麦考密克的生活与桑格完全不同。她来自一个高贵、富有的贵族家庭。她的先辈在反抗英国王权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失败后于17世纪40年代来到美国，成为开拓密歇根州的先驱，当地的德克斯特市就是以她家族的名字命名的。到了19世纪晚期，她的家族成为芝加哥的精英，与其他身世显赫的家族——如普尔曼家族、凯洛格家族和奥蒂斯家族——关系密切。凯瑟琳的父亲是位具有博爱胸怀的律师，但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在许多问题上持开明态度，例如，她支持女性参政。

凯瑟琳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她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是最早获得理科学位的女性之一。她积极倡导妇女参政，并与一位同样富有的年轻激进分子结婚。她的丈夫来自经营制造业的麦考密克家族，他们生产的农业机械帮助农民开垦了大片的中西部土地。但不幸的是，她的丈夫斯坦利婚后不久就得了精神分裂症，需要时刻有人照顾。凯瑟琳的生活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她要研究如何医治精神分裂，另一方面还要为妇女参政积极奔走——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她听说了桑格。

美国是赋予女性选举权较晚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实现了男女平等选举，如芬兰、挪威和澳大利亚。在美国国内，也只有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允许妇女参与投票。但在“一战”之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德国、奥地利、大部分东欧国家、俄罗斯、新西兰、荷兰都承认女性拥有参政的权利。然而，在美国，女性为获得这项权利进行了长期艰巨的斗争。但就和在英国一样，这种磨炼反而培养出了新一代女性竞选人，她们可以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知道如何破坏竞争对手的集会。我们可以从本书的前面部分看到战争是如何推动社会变革的，从政治体制的演变到技术革新无一不受到战争的影响。现在，我们应该把女性的公共权利也加入这个清单。

在美国，妇女为战争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她们的地位在战后当然会有所提高。凯瑟琳成了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管理红十字会的物资、保障儿童福利，以及维护女性在工厂和其他地方的权利。1920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宪法第19条修正案，在全国范围内赋予女性选举权。此后，凯瑟琳又开始接受新的挑战。次年，第一届美国节制生育大会在纽约的广场酒店召开。凯瑟琳接到了桑格的请柬，她回信表示希望能与桑格会面。于是，这两个意志坚定的女人终于相见了。

凯瑟琳·麦考密克有钱，有社会关系，有影响力，这正是玛格丽特·桑格所需要的，但她还需要为她的“临床研究所”筹措避孕器具。现在普遍认为，桑格写的自传并不可靠。在自传中，她描述了诊所开业时是如何受到妇女追捧的：“她们站成一排，裹着围巾，不戴帽子，紧握着她们孩子龟裂的小手。她们就一直站在那里，人数不断增加……犹太人和基督徒，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都一样，她们向我们忏悔着。”一位妇女告诉桑格，她一共生了15个孩子，但只有6个活了下来。她今年才37岁，但看上去就像是50岁。另一位妇女告诉她：“如果你不帮我，我今晚就吞碎玻璃自杀！”

这些妇女都想避孕，而不只是得到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实行避孕还存在一些困难。虽然科姆斯托克早已去世了，但美国的政治氛围仍然十分保守：1920年，美国颁布了禁酒法案，这一法案直到1933年才被废止。这就是所谓的“禁酒时期”。但禁酒令对节育是有帮助的，因为商贩在走私酒的时候也乐于走私一些子宫帽，尽管数量并不多。他们的子宫帽是从哪儿来的呢？从欧洲。

因此，1922年的某一天，麦考密克夫人决定去趟欧洲。这是一趟长达4个月的旅行，她带了3只大旅行箱和5只小手提箱，看上去就像是要去欧洲抢购大量新款服装。她家在瑞士有一座庄园，在那里可以眺望日内瓦湖。这座庄园曾是启蒙运动时期知识分子聚会的重要场所。凯瑟琳冒充医生，从法国和意大利的工厂订购了大量的子宫帽，让厂商把货发到庄园。与此同时，她也买了不少连衣裙和外套。之后，她雇佣瑞士当地的妇女，把1000多个子宫帽缝在这些衣服里。这些夹带着违禁物品的衣服塞满了她带来的8只旅行箱。她大摇大摆地通过了法国和美国的海关，用卡车将这些子宫帽运到桑格的诊所。

凯瑟琳为节育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桑格不久后嫁给了一位富有的石油大亨，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但凯瑟琳还是继续默默地为节育事业筹措资金。然而，她对节育事业的贡献还远远不止这些。

1947年，斯坦利·麦考密克去世。人们都说他不可能找到一位比凯瑟琳更好的妻子。她始终一心一意地照顾丈夫，为了能让他的生活过得舒适一点，她花钱雇用了许多园艺师、仆人、医生和乐师。凯瑟琳相信精神分裂是可以遗传的，因此她决定不要孩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她对节育的关注。现在斯坦利不在了，他的家人控制了他的巨额家产。即便如此，凯瑟琳的财富仍然超乎人们的想象。她应该用这些钱做什么呢？她写信给桑格。这时，她们都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她们这次通信的意义比她们初次见面的意义还要大。

1950年10月27日，桑格给凯瑟琳写了回信，信中说：“我认为，在接下来的25年里，那些住在贫民窟和热带雨林里的人，以及那些愚蠢至极的人，将会使用一种简单、廉价、安全的避孕方法。”这种优生学的论调并不是她的笔误。她又补充道：“现在，政府应该立刻采取措施，阻止那些不符合优生学的人继续生育，不再为他们提供福利，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麦考密克夫人和其他人对这种陈词滥调并不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那种“简单、廉价、安全的避孕方法”。

在收到回信的几个月后，凯瑟琳·麦考密克在纽约宴请了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科学家。这个人看上去酷似爱因斯坦，但实际上，他是一位研究哺乳动物卵细胞的专家。这个人叫格雷戈里·平卡斯。平卡斯认为他的研究需要花费2.5万美元。但事实上，麦考密克夫人将要花费近200万美元。很快，桑格、麦考密克和其他令人敬畏的老妇人成了平卡斯实验室的常客。

平卡斯并不是独自一个人进行研究。他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叫约翰·罗科的妇科专家，主要研究黄体酮。黄体酮是一种怀孕时分泌的激素，可以帮助女性避免多胎妊娠。此外，还有两位科学家：一位是从维也纳逃出来的年轻犹太难民，叫卡尔·杰拉西；另一位科学家叫弗兰克·科尔顿。他们没有一个人曾经想过发明避孕药。在那个时期，合成激素还是个新鲜事物，很多制药厂都需要大量的合成激素。但在墨西哥工作的时候，杰拉西合成出了一种药，这种药可以口服，功效比天然黄体酮更好，最初用于治疗经血过多。这种药为口服避孕药的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平卡斯是个毁誉参半的科学家。他在试管中使兔子的卵子受精，这在科学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家报纸将他称为“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博士”。在战争爆发前，哈佛大学拒绝聘请他为终身教授。平卡斯认为，这是因为他是个“喜欢自我推销的犹太人，发表成果太快，言论太多”。平卡斯开始着手他的新工作，1952年时，他无意中遇到了一个研究黄体酮的学者，于是他又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这次仍然不是为了避孕，而是为了帮助那些怀不上孩子的妇女。虽然那位和平卡斯一起工作的学者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还是协助平卡斯，为将来口服避孕药的发明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而科尔顿和杰拉西进一步改善了这种口服避孕药。研究过程中当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但他们的药在临床实验中取得了成功。1953年，在东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平卡斯公布了他们取得的成就，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虽然研发和生产一种畅销产品需要很多年，但在1960年5月11日，口服避孕药终于问世。没有哪项发明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响，影响了如此之多的人。这种避孕药的效果比其他避孕方法好多少呢？1961年，有人对此做了详细研究。研究表明，避孕套的失败概率高达28%；子宫帽的失败概率更高，达到34% 左右；阴道栓的失败概率为42%，而口服避孕药的失败概率还不到2%。妇女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口服避孕药的认可：在上市的第一年，大约有40万美国人服用了这种避孕药。到1965年，在45岁以下的已婚妇女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人使用过这种药；到1984年，全球使用者的数量估计在8000万左右。请记住，现代科学需要合作，需要分享研究成果和意外收获。不可能有哪一位天才会突然从浴缸中跳出来，嘴里喊着：“我发现了！”

节育还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故事。如果斯坦利·麦考密克的父亲不是靠收割机挣到了巨额财富，凯瑟琳也不会有钱去欧洲走私子宫帽，也不会有钱资助平卡斯研究口服避孕药。如果美国的制药公司不追求高额利润，它们也不会在合成激素领域展开那么激烈的竞争。如果美国不是拥有发达的消费经济，如果不是美国妇女期望更大的自由并已经体验过家用电器带来的解放，那么口服避孕药也不会被人们接受得那么快。一方面，生物化学在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基督教道德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这就使避孕药的广泛应用最终成为现实。假如是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恐怕不会轻易批准口服避孕药上市。

当然，没有凯瑟琳和桑格的努力，这一切也终将成为泡影。所不同的是，她们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政治观点激进，希望美国的资本主义垮台；另一个则与美国资本主义保持着密切关系。对于避孕药的发展来说，这两种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反抗现实政治的人可以冲击保守思想，而富有的人能够提供资金。这种看似不可能的合作模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美国文化的潜在力量，即它的激进主义和它的能量。

从道德的角度看，避孕药是有争议的，而且关于它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许多宗教人士，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徒，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的避孕。同时也有一些人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起，它使传统的性道德土崩瓦解。避孕药还有严重的副作用；另外，许多妇女感到愤怒，因为人们并没有花费太多精力去寻找一种男性口服避孕药物。不管怎样，节育也是个民主问题，因为人们购买避孕药就相当于投下了赞成票。有了避孕药，妇女第一次在获得性快感的时候不必担心怀上孩子。换句话说，身体上的快乐和生育孩子成了两件事，这正是年轻时的桑格和她的无政府主义者朋友在60年前思考的问题。市场可以使一部分人得到解放，使另一部分人感到不安，也可以使一些国家政策发生巨变。避孕药的发展历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