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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曾经过分渲染和夸张过精神因素、精神力量和精神作用，而忽略了人的物质需求和物质利益。当我们今天以较为客观和冷静的目光再度审视高西沟的时候，我们还得承认，面对高西沟过去的辉煌，面对高西沟的女人们和男人们超负荷的付出，面对让18岁的大姑娘不来月经、让常秀英不会生孩子的这样一种场景，假如我们只有赞美和赞扬，我要说，这是一种毫无心肝的事情，毫无心肝的颂歌。

常秀英曾不止一次地、诚心诚意地对我说：我也没做什么，我只是多流了些汗。

对此我默然，我只能默然无语。

我知道在她这句话中绝无虚假的成分。就像直到今天，我们的农民兄弟在计算一亩土地粮食的成本时，只算种子化肥水电费等等，而不计算自己的体力支出，不把劳动作为成本一样，常秀英并不把自己的汗水看得有几钱几两重，并不认为流汗能算什么。我对常秀英的话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我不赞同。当人正常地流汗时，汗腺里流出的是汗水；而当这汗水流到像常秀英那样的程度、流到高西沟的男人们和女人们那样的程度，它流出的就不再只是汗水……

这就是在我们民族的词典中何以有这样一个辛酸的词：血汗。

当血和汗并列成为一个合成词时，我们应该能掂量出来：汗水里有了血水的分量。

这些话，我没有说出口。

现在，在我的这篇文字中，我把它说给常秀英，说给高西沟人。同时附上的是我对高西沟这片浸满高西沟男人们和女人们血汗的土地的一种膜拜……

我其实并不完全相信当年的高西沟人只有精神没有物质，只有精神向往没有物质渴求——如果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我认为高西沟人对我讲的，并不完全真实。

在诸多关于高西沟的报道中，我知道高西沟曾有过一个群贤榜。榜上列有20闯将60好汉，这名单列出来该是长长的一串。当年高西沟全村的男女劳力一共只有100多人，闯将好汉加起来占到一半以上。这就是说，当年高西沟人差不多都是英雄好汉，英雄好汉便是这个英雄村庄的群众基础。关于“闯将好汉”的来历，他们说：那是1965年，高西沟成为“红旗村”以后，老支书高祖玉在一次全村总结大会上笑眯眯对大家说：咱也评个职称。结果，随口说出了一长串名字，并且根据“闯将好汉”里有些人的特点编了绰号：“爬山虎”常锦栋，“赛兔子”姜纯明，“铁肩膀”高锦镰，“铁嗓子”姬秀珍，“铁姑娘”杏儿……不可否认老支书高祖玉的智慧，他用这样一种类似于唐太宗李世民为开国功臣建凌烟阁、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座次的方式让我们记住了这些普普通通陕北农民的名字。

我请常秀英为我召集一些“闯将好汉”。

当年的“闯将好汉”们，如今已是白发苍苍。有人已经长眠地下。活着的，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也已经60多岁，在他们的叙述中，我逐渐明白了物质和精神当年是怎样古怪而离奇地交织在他们的生活中。

“闯将”高增良，1931年出生，曾担任过村党支部副书记。

1958年“大跃进”时，他正值二十七八岁的壮年，带领青年组奋战背疙瘩沟。这天中午，队上让大家吃了顿玉米馍。

“真香！”老人说。

这之后干活，大家干劲陡增，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呱，呱，呱！”“呱，呱，呱！”……

几个“闯将好汉”一齐站起来，给我描摹当时的劳动场面。

“呱，呱，呱！什么声音？”我问。

几个人齐声地：“拍畔！”

“拍什么畔？”

“拍水平梯田的畔！”几个人又齐声说。

原来，这是给水平梯田的外缘修筑地边埂，畔高1米左右，需要用铁锨背面把畔一层层拍打结实。参加拍畔的，除青年组，还有妇女组、老汉组、老婆组等5个组，一组拍打一截层面，5道田埂，摆开着五六十个人。平常也开展竞赛，一杆红旗，一杆黄旗，一杆黑旗。这天中午因为吃了顿玉米馍，竞赛就更为激烈。你就想想吧，老婆、老汉、男青年、女青年，几十个人全都紧抿着嘴唇，没有一个人说话，上下翻飞着银色的铁锨，像对那1米多高的土埂怀有深仇大恨一般，狠命击打。“呱，呱，呱！”“呱，呱，呱！”就是金属和泥土的撞击声。

这场面想来壮观，声音也撼人魂魄。

“呱，呱，呱！”的声音，像铺天盖地的群鸦的扑翅声一般，山呼海啸地响彻和回荡在山谷间……

几十年过去，他们都能记住那“呱，呱，呱”的声音，都能记住那顿玉米馍。

一餐玉米馍能让人记一辈子，能让人出那么大力气流那么多汗，可见玉米馍的诱惑，可见，他们肚腹里平常吃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