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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锦仁出生于1949年，共和国的同龄人，是现任高西沟村村委会主任。

高西沟一跃而成为全国红旗村时，高锦仁还是个初涉人世的十三四岁少年。这天中午，到了陕北人说的吃“正饭”，即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的时间，母亲小心翼翼地给瓦罐里盛了3碗菜汤。他清晰地记得，这汤是用给猪做饲料的“莙汤”和高粱面搅拌成的稀糊糊做成的。后面我要说到，这已经是当时高西沟人能吃上的“顶级”食物，它是给干重体力活儿的男劳吃的，妇女和儿童则只有看没有吃的份儿。这只瓦罐，对于当年的少年高锦仁，提在手里，就像提上了支撑父亲一天强体力劳动而赖以活命的命根子，手中的分量比提一罐黄金还重。

高锦仁的父亲在大银山沟沟底打坝。

快到中午，手里举起落下的石夯，显得越来越沉重，眼冒金星，腿脚发软，正眼睁睁等着儿子送来的这顿“正饭”。因为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山梁上，要熬到太阳落山，收工回家，他急需这顿饭以补充因盐分流得太多而感到相当虚弱的体力……

少年高锦仁提着瓦罐翻山越岭，爬坡下沟。

父亲抡着夯，眼睛已经能瞥见越走越近的儿子的身影，突然，儿子一个趔趄，摔倒了。瓦罐破了。瓦罐摔破了。绿色的汤汁无情地流进了黄泥土中，儿子也趴在黄土地上，久久流着眼泪……

他起不来身。父亲的这顿饭没有了！这让父亲吃什么呢？！

高锦仁的父亲拉起他，苦焦苦焦的脸上一片茫然和无奈。这只是一顿饭，我们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出一顿饭没有了会是一件什么样的难事。但那时，对高锦仁和他父亲却真的成了一件过不去的事情。幸好，高锦仁的叔叔这时也在工地上，他给自己的哥哥分了半罐汤。兄弟两个也只能凑合着对付一下了。少年高锦仁跑回家，流着眼泪对他母亲说：咱移民走！苦！没饭吃，日子过得这么苦！

这是高锦仁第一次萌生出了想要背井离乡，离开家乡这片故土热土，离开让他们活得这么苦的高西沟的念头。应当说，这时候想要离开高西沟对他来说，就意味着离开苦日子，离开苦难。

——日子怎么会过得这样苦？看过《人民日报》的报道，知道高西沟“粮食打得多”。知道高西沟差不多总能够“喜获丰收”。

那么，打下的粮食呢？我问。

高锦仁说：都缴了公购粮。

高西沟人说，这段时期是他们日子过得最苦的时期。这段时期就是“文革”前的1964～1966年，这段时期也正是高西沟如日中天、成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和“红旗村”的时期。

根据资料记载，1964年农业学大寨，高西沟的粮食总产量突破历史最高水平。村上把50多个强劳力分作了10个农业组，每个组5个劳力，这50多个人平均一个劳力打1万多斤粮，高西沟粮食总产量达60多万斤！

从1964年到1966年，连续3年高西沟每年上缴国家公购粮12万斤～14万斤，超过应缴公购粮每年1万多斤的12到14倍！

这或许就是“红旗村”付出的代价和“红旗村”应该付出的代价。

——1965年，在北京，高西沟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大寨式典型。

——同年，中共中央西北局授予高西沟村“农业红旗”。

——这一年，高西沟豪迈地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为什么不要“救济”？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年景？……

在我2003年第一次到高西沟时，高西沟人就对我说了他们1965年的“三不要”。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1965年会有什么特殊。反正陕北是十年九灾，我觉得，我听到陕北的灾年已经听麻木了。但直到这一次，2005年冬，我前边说过的“梯田之父”、如今已经退休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同时也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农业专家林关石才对我说清楚了这个1965年。

原来，这个灾年很不寻常。

林关石神情激动地这样告诉我：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旱！甚至，是几百年不遇的大灾年！反正，我活到71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严重旱象的大灾年！

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1965年，整个春夏秋三季持续干旱，全年降雨量只有常年降雨量的28%。春天没有一滴雨，太阳干赤赤的，大地龟裂，裂缝比人的拳头还要大，眼看春播泡了汤，种子播不进去。到了农历六月六，陕北人叫“处伏日”，也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气。就是说，过了处伏六月六，就该进入盛夏了。往年这个时候，夏粮入仓，小麦上场，家家户户都要吃上一餐一年也难得吃上一顿的白面条或白馍馍。但1965年这年的六月六，全米脂死一般寂静，地里粪堆依旧，一个个小坟堆一样堆在地里，因为种没撒，粮没种，准备施的粪就“闲置”在了地里。看着这幅情景，许多陕北汉子眼中冒出重浊的眼泪，竟忍不住蹲在地头，号啕大哭！

老天杀人。

老天真的想要杀人！

六月六过了，夏天过了。只是到了农历七月，天上突然飘过来片乌云，下雨了，这回真的是下雨了！可是，雨过地皮湿，人们还是空喜欢一场。勉勉强强播下秋粮的种子，盼着秋季有个好收成，但此后却仍旧赤野万里……

米脂全县在1965年这一年，全年收成人均140斤，只是平常年景的七分之一。眼看就要饿死人了，大面积饥馑的降临随之而来的就会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人！这时候，米脂籍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闻报大惊，知道家乡父老乡亲有难，紧急从全国十几个省区调运救灾粮，赈灾救民。这也许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一幕情景，也许是中国赈灾史上就对一个县的范围而言投入力度最大的一次赈灾行为。从这年冬天直到次年春天，整整3个月，每天100辆大卡车满载从十几个省区调运的救灾粮，轰轰隆隆开进米脂县。100多辆卡车从早开到晚，马达的轰鸣声也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卡车驶进米脂县城后不做一分停留便直接分头开往各乡镇，就在各乡镇政府的大院里、中小学校的操场上开仓救济，这才保证了这一年米脂全境没有饿死一个人。

饥饿开始蔓延的时候林关石没有在县城的家中。

这年，他在一个叫吴家峁的小村庄蹲点打坝淤地，等几个月过后他回到家里，推门一看，不由辛酸透鼻。他年轻的妻子和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已经饿得全身浮肿，家里居然已经断粮10天！

吃什么？你们吃什么？！

林关石团团转着，结果只在家里找到一些菜根、洋芋和一点点高粱面。他的妻女就是靠着所余无几的菜根活命。

妻子挣扎着摸索出几斤粮票，把它交到他的手里，说：你经常下乡，交了一些农民朋友，能不能用这几斤粮票，找你的农民朋友换几斤小米回来，救救我们母女的命！

林关石知道，林关石明白，人一浮肿，离死就不远了……

林关石含着眼泪走出县城，走出东门；又含着眼泪走回东门，走回县城。他把粮票和面口袋递回妻子手里，这个平常寡言少语的人这时候对着他饥饿的妻儿在失声痛哭中说道：咱家穷，农民更穷！我……我没有脸面去跟农民群众争平价粮！我是一个农业技术人员，我本来应该为农民解决吃粮问题，现在，我连自己的老婆孩子的吃粮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要去同农民争食！我做不到……我要下决心把育种搞上去，不让农民受饿，也不让咱家受饿！

这话说完，妻子女儿和林关石抱着哭作一团。

这个刻骨铭心的记忆改变了林关石的道路。中国的水平“梯田之父”从这一年起转而开始埋头育种，以后相继育出了“泰谷4号”“榆豆2号”“香葵9012”等优良小米、大豆、向日葵品种，广泛推广于陕西、新疆、甘肃等地。

饥饿改变了林关石的命运，饥饿也在考验刚刚成为“农业红旗”的高西沟人。他们这一年，上缴国家的公购粮是12万斤，超过应缴公购粮1万多斤的12倍！这个1965年，对高西沟人的忠诚考验已经超出了人的正常感情所能负荷的程度。

看着一车车运来的大米白面他们吃不上，还要把自己流血流汗打下的粮食多缴那么多给国库。对这样的农民，这样的中国农民，这样的陕北老区的农民，你除了感动，还会有一份的确会让你透鼻心酸的难过和敬意。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陕北人都非常具有语言天赋，在这几年内心最苦涩的日子，他们唱出的“信天游”里有这样几句歌词：

早上汤，中午糠，

晚上碗里照月亮。

一年三百六十天，

瓜菜山药是朋友；

想吃窝窝头，

还等收了秋。

……

上缴完公购粮，再把队上集体的种子、饲料留下以后，一年人均口粮只有300斤。这300斤口粮分给每家每户的是没有晾晒过的湿玉米，1斤折合0.75斤，实际人均口粮只有150多斤，月口粮仅10多斤。这点口粮，别说对一个正当年的后生汉子，就一个小娃娃也不够吃。此外，作为“主粮”，他们每人还可以分到一缸白菜（约100斤）和200斤洋芋。

能吃上莙汤算是小康生活。

前边说过，莙汤是一种猪饲料，长在地里，大绿叶子，形状像菠菜，却比菠菜叶宽叶厚。这种莙汤在我的采访中反复被高西沟人提到，在当年，那是他们的主要副食，非常金贵，集体分配时多一两都要“下”。

“下”就是拿下，不让你多吃一口。

莙汤其实很难下咽。把它晒干后，水煮，煮熟后吃，到口里后像橡皮一样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而比莙汤更难以下咽的东西叫杨秃扫、刺家苗、老麻叶子和洋芋叶子。这些古怪名字的野菜大多我从前连听都没听说过，我想今天早已告别了饥饿的人们恐怕也不会对它们感兴趣了。但这里还有一种野菜我想我却不得不多说两句。这就是“杨秃扫”。

辞典里只说这是种陕北人吃的野菜，我对它还是毫无概念。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高锦仁。

高锦仁说：野草。吃了人肿，皮肤肿。一肿不敢吃，再吃，可能会死人。

我吓一跳：这不跟“观音土”一样吗？而杨秃扫，能让人浮肿、能要人命的一种毒野草，高西沟人竟然会落到吃这种东西？！

“另外还有谷糠、高粱糠的汁子。”高锦仁说。

我问：“什么叫‘汁子’? ”

“就是谷子最外面的硬壳。比糠还差。糠倒好吃。汁子吃起来很涩，人很难咽下去。”

高锦仁说，就是把这些难以下咽的杨秃扫叶子、莙汤、汁子等全部都加在一起，也还不够吃。

说到这里，我一切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