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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我第一次到高西沟的第二天，高西沟村的第四任亦即现任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和我在村道上相遇。这时候，老支书高祖玉正在他家的窑洞里等着我；这时候，姜良彪正在他们村铺设的第一条、也是全米脂铺设的第一条村级公路的柏油马路的施工工地上。因此，准确地说我们是在正在修路的村民中间碰的面。高西沟村所属的高渠乡（从前的高庙山公社）对我这个来体验生活和采风的陕西作家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他们派了个副乡长做我的向导、摩托车司机和陕北方言话的翻译。我在到村的第一天晚上已经和姜良彪认识，因此，这时候我从副乡长贺拓的摩托车后架上跳下来同姜良彪打招呼。

姜良彪那年46岁，是个复转军人，在宁夏贺兰山下某独立师当过炮兵和火箭炮手。他还读过高中，并且是在高中读书时入的党。第一天晚上见面，他知道我姓冷，就叫我“冷老师”，这之后在高西沟男女老少的嘴里我都成了“冷老师”；而副乡长贺拓比姜良彪年轻10多岁叫他“良彪”，我也就随着叫他“良彪”——后来我发现，村子里许多人都是这样叫他而不叫他“姜书记”。我们之间的相互称谓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已经确立。

我问他：良彪，今晚做什么？

我是想利用晚上和他聊聊。

他说：冷老师，今晚不行，今晚得开全村村民大会讨论退耕还林的事。

本来我想说，那好，正好我参加听听。但说话间，我发现他紫红色的脸上带着点焦虑，怕他有所为难和不便，便没再往下说。姜良彪焦虑什么？我直觉中觉得他遇到了些麻烦。果真，副乡长贺拓边骑摩托车边告诉我说：现在土地到户，今年春天，个别村民在本该退耕种草的地上种上了绿豆。现在青苗已经长了一尺左右，今天晚上的村民大会就是要让这些村民把青苗犁掉改种成草。贺拓这一说，我知道良彪的确遇上麻烦了。让农民亲手毁掉自己种的庄稼那是件剜心割肉般十分痛苦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自古以来，在中国农村，“毁青”都是件遭千人嫌万人骂和背恶名骂名的事情。

我很为姜良彪担了点心。

毕竟时代变了，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年月。那时别说让你种草你种成了豆子，那时谁从集体的地里拔几根蒜苗，集体都会开上个批斗会把你斗争一番。可现在，就是我在我家地里唱大戏谁又能管我什么？

我留心着事态的发展。

晚上，我在我的窑洞里整理笔记和看材料，但却竖着耳朵听开会的动静。

陕北农村夏季的太阳下山很迟，都晚上8点了，城市里早已经华灯初上但这里太阳才刚开始落山。村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开会的动静。晚上9点、9点半了，我的房东一家人还在喝汤，也就是吃他们的晚饭，还不像要去开会的样子。奇怪的是，村里的喇叭也一直没有响。高西沟通电较早，1963年村里就竖起了电线杆，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那是他们村的事迹上了《人民日报》后带给村民的直接好处，而陕北有些村子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点着煤油灯。有了电，当时的高西沟大队就有了高音喇叭，我从村道上走过，抬头望去，几只高音喇叭就高高挂在几座山头上。按照我在关中农村待过一段时间的经验（那还是阶级斗争的年代），每逢大队要开会，高音喇叭里就会不断响起大队支书一次次的“播音”：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晚上召开社员大会……诸如此类通知或催促大家去开会的叫喊声。

高西沟的喇叭却一直哑着。

这很奇怪，莫不是这个村子已经进步到了“电话通知”开会？村子里如今已经有60多部电话，除了进城打工的，有一半以上村民家里普及了电话。但我住的霞霞家的电话就在我的窑洞里，电话铃也一直没响。我想糟糕了，难道是指挥不灵，连开个村民大会都难开起来。这也是我的“一般经验”。从前大队小队开会记工分，现在工分早就成了上世纪的历史遗迹，没有工分，怎么能让一盘散沙的农民晚上不待在自家的热炕头上而去开一个和自家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的“村民大会”？

就这样到了晚上10点。

10点了，霞霞家的狗叫了，有人走进霞霞家的院子里。不大工夫，狗又叫了，来人和霞霞家的人都走了，院门也随之关上。我知道，这是他们到村委会开会去了。

在陕北农村的一个院落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四周很静，狗不叫了，可是羊和牛不时传来几声“咩咩”声和“哞——”一声长叫。这种寂静持续了很长时间，村民大会也就一直开着。我埋头工作，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突然间，狗叫了，这回不是霞霞家的一只狗叫，全村远远近近的狗都在叫，简直就是高西沟狗的合唱。随着狗叫声，外面村道上响起了脚步声和村民边走边大声说话的声音。想象得出来，高西沟的沟沟岔岔这时候都走着打着手电筒月夜开会回家的农民。我们的院门也响了，房东一家人开会回来了。

我看看表：子夜，凌晨1时。

我跳下炕，在我的窑洞里踱步，心里奇怪着也好笑着：这是个什么村庄呀，一个不拿一分工不挣一分钱的村民大会居然一开就是3个小时，从10点开到半夜1点！这样的半夜全村狗叫，这样的月夜朦胧，月色下村子的沟沟岔岔里走着开会回家的男女社员（如今叫“村民”）的情景，也许让时光倒退回20年才是正常！

但这就是高西沟。

次日早晨我问房东，房东说：开会差不多都去，不去的个别。

问开会的情况，房东说：3天，限定3天内种了绿豆的全部犁掉。

“要是不犁呢？”我问。

霞霞她爸眨着眼睛，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奇怪。霞霞爸是个老实人，平时话语很少，我只是从他风吹雨淋的黑黑瘦瘦的脸上怪异的表情读出了他的话：咋会不犁？全村人的事情咋会让个别人给坏了？——坏了什么？坏了高西沟的名儿！

果真，3天后，我原先在山坡上看见的零零星星的绿豆苗不见了。原先长着绿豆苗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个浅坑，那是刚撒下的草种。

后来我同我的战友高渠乡公安派出所张所长谈起这件事——因为我曾穿过几年橄榄绿的缘故，跑到陕北来居然就认下了一个“战友”。张所长笑了：你就不知道这个村子有多奇怪，你知道都什么年月了，我在别的地方都很难听见的一句话在高西沟村却经常能够听见。我问是句什么话。“离党的要求相差还很远。”他说。“这个村子开会也和别的村子不一样。别的村开会一般是干部说，群众听。高西沟不，高西沟开会热闹非凡，群众谁想说话谁就说，谁有意见谁就提。站起来说，坐在那儿说，走到会场中间说，待在人群后面说，都随便。有时候还吵，还争论，吵和争论得都很凶。但有一条，一旦做了决定，村委会村支部决定了，大家就都不吵了，都去执行去了。”

张所长是外院毕业的大学生，本来是分回米脂县当外事警察，可米脂没多少外国人来，结果把一个外院大学生弄来当了个派出所所长。张所长说完还挺叹息：这种情景到哪儿去找？只有高西沟！

高西沟的确很奇怪。

50年代大跃进它种树，60年代人家搞阶级斗争它种树，70年代全国学大寨它也种树，到了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它还种树！我们奇怪它怎么这么多年一直就没有停歇，一个村庄用了半个世纪把它4平方公里的山头全部搞绿了它还不停歇？

它怎么就不停歇？！

我相信这个村庄里肯定蕴含着一种精神。

绿了的山头每日每夜就矗立在我的周围。青山无语。但我相信青山是会诉说着什么，我得去寻找，我得去追踪，去追寻一个如今已被绿色覆盖了的沉埋已久的故事，和故事中那一个个曾经年轻过的面庞。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听他们诉说青山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