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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日报》的那篇报道，1958年高西沟由缺粮队变为余粮队，1959年和1960年虽均遭大旱，粮食产量仍旧持续上升，而到了1961年，“这个生产大队的粮食生产更获得空前丰收，总产量达到180600多斤，较1960年提高32.7%，交售公购粮也比前年提高了40%以上。”——这就是说，在这个大灾荒年代，高西沟的粮食的的确确放了“卫星”，在普遍的和一般的饥馑中大约只有他们是可以“丰衣足食”了。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在他们退耕了近千亩土地的情况下取得的骄人成绩。可是，多打的粮食又差不多都上缴了国家，高西沟人真的就能过上“天堂般的日子”吗？

交公粮 养猪（高治仁 摄）

在我后来和高西沟村民的接触中，我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高西沟人当时的日子很苦。甚至可以说，高西沟这面红旗上流下过高西沟人的许多血汗和许多苦涩的泪水！

1965年，也就是高西沟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大寨式典型、被中共西北局授予“农业红旗”称号的这一年，高西沟的辉煌也达到了顶点。高祖玉作为高西沟人的光辉代表，于这年国庆节和山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台。这年国庆前夕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在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举行的国宴上，被邀和谭震林副总理坐在一张餐桌上共进晚宴的，全国只有3个农民：陈永贵、高祖玉和天津某个代表。

大寨当时是全国的典型，所以高祖玉也罢，后来的即现任的高西沟村主任高锦仁也罢，都曾在大寨住过，到大寨取过经。当陈永贵和大寨大队的人对高祖玉、高锦仁以及高西沟的人以“兄弟大队”的格外礼遇热情接待时，应当说，高西沟人的心里并不那么好受。

奇怪的是，大寨和高西沟都修梯田，可是，为什么后来两者却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大寨成为“以粮为纲”的典型，而高西沟成为“农林牧并举”的典型。这个问题再问下去就是：高西沟发展农业需要肥——由此带来种草种树养羊，大寨发展农业就不需要肥料？

这个问题我问了高祖玉。

高祖玉说：大寨是土石山区，种草不行。他们解决肥料是用高粱秆沤粪。

回答很简单。

但这句话却凝聚高度智慧。从1964年起，中国人用了一二十年时间学大寨，中国10亿人口8亿农民都在学大寨，可是学大寨的什么？高祖玉的“大寨是土石山区”这句话，是说他分析了大寨不同于高西沟的自然条件，大寨经验适合“土石山区”而不适合“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因此不能大寨垒石造田，高西沟也垒石造田，高西沟不机械照搬大寨经验，高西沟只学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面对这样一个高西沟，面对这样一个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的高西沟，我们还有什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