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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了这个问题，也就让我理解了高西沟的1963～1978年。

在中国的年谱上，这10多年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时期。而在高西沟的年谱上，却是他们继续退耕粮田还林还草，最终形成和完善“三三制”的16年。

这里有两组数据——

第一组：1972年，在高西沟的3000亩土地中，粮田1050亩，林地1150亩，草地1000亩。人均实现2亩高标准粮田、2亩林、2亩草和2头包括大家畜（牛和驴）在内的家畜。

第二组：1978年，在高西沟的3320亩土地中，粮田1070亩，林地1250亩（其中用材林600亩，经济林200亩，灌木林450亩），草地1000亩。

从这两组数据中我们能够看明白的就是土地利用的比例，它基本保持了农林草用地大体各占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这就是高西沟村创造出的著名的“三三制”。

“三三制”的基本概念就是：用三分之一的土地植树造林，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草养牧，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粮务农。

我们看出，在1972年高西沟村的土地利用表上“三三制”已经形成。这是场土地利用的革命，它对土地的意义，对自然的意义和恢复自然生态的意义，大约大于对人的意义。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在“文革”灾难尚未过去的1972年，只有高西沟用绿了的沟壑峁梁回报了祖国山河，回报了祖宗土地、祖先泥土。

完成这场土地利用革命，高西沟人用了整整14年。这是在中国的1958～1972年。还是让我们听听高祖玉对此的解释——

从1958年起，我们初步地扩大了退耕粮田还林还牧的面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摸出了一点规律。当时，我们还算过一笔活账。即农、林、牧互相促进的账。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如果在新修一亩水平梯田的同时，造一亩林，种一亩草，就可以多养一只羊，一年就能增加羊粪一千五百斤左右，用一亩林、一亩草、一只羊，养一亩水平梯田，再加上原有肥料的集中使用，就可以使这亩地的地力不断增加，获得高产。所以，后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退耕的。

……

我们从1958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到1965年，共修起梯田、坝地620亩，退耕还林还牧面积也随之扩大到1200亩，粮田面积则由原来的3000亩减少到1800亩。到1972年，基本农田增加到900亩，林草面积也就扩大到两千多亩，粮田面积减少到1000亩。从这些情况看，我们基本上是按增修一亩基本农田，就增加一亩林、一亩草来搞退耕的。

这段话仍旧写在1980年出版的那本书里，仍旧是20多年前的话。它完整地解释了“退耕还林还草”。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第二组数据，即高西沟的1972～1978年。

1972年高西沟总土地面积3000亩，1978年总土地面积3320亩。看得出来，全村土地增加了320亩。土地怎么会“长”出来呢？如果不是多开出320亩“荒地”，这土地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关于“荒地”的概念，实际就是原先长灌木、草丛，甚至是长树木的地方；还不要忘记，当年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时，开的也就是这样的“荒地”。以后，荒地的概念又进一步扩大，连草场、滩涂，甚至连对湖泊河流像生命的脐带一样重要的湿地，也被作为“荒地”来开垦了。在崇明岛，大片的湿地也就是这样被开垦的。还有，大概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组建和成立的许多国有农场，特别是生产建设兵团，它们的使命大约就是开进黑水白山间，开进云贵的崇山峻岭间，开进天山深处乃至开进青藏高原，去“垦荒种地”。由于这样持久地对“开荒”的理解，也误导了我们认为的所谓“荒地”，以为“荒地”就是些没用的土地。但这却是一个错误。

也正因为我们持久地有着这样一种“开荒”的概念，只要多出的土地，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多开垦出了多少“荒地”。可是高西沟多“长”出来的土地却与这种概念完全相反。它不仅不开荒，它还把山上的地退下来种成了草，种成了树；它多“长”出来的土地，其实全部来自沟里，来自淤地坝，来自淤地坝淤出来的地，来自他们的台、堰、坝地。

这就是高西沟独特的“造田运动”。

这种运动，也就是我前边说的，从打大银山沟的两座坝开始。从孙家梁沟最初淤出的一亩地开始。高西沟人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们对沟坝地的梦想和追求。它和他们山上的土地退耕还林还草是相伴而行：山上退下的地，在沟里去找；山上消失的粮田地，变成了沟里的肥田沃野。就这样，高西沟人退耕不停，沟里的土地也“长”出个不停。这种“造田运动”，实际上，在高西沟也持久不衰地进行了半个世纪……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会在高西沟以后的历史中反复地看到。

而且，我们还会看到，它对于高西沟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其实，这才是高西沟人最高的智慧。打个比方，高西沟真正的“生命线”，高西沟真正的“活命田”，高西沟人生命的“脐带”，实际上就系在他们沟里“长”出来的这些土地上。沟里的地，甚至比他们山上的树和草，比起他们卓然不群的退耕，还要重要。因为没有沟里的地“保命”，山上的退耕也必然要“短命”。

这就是生存需要和生态需要的一对矛盾。

……

“长”出的这320亩地，其中，分配给粮田20亩，林地100亩，总土地面积基本保持着“三三制”的平衡。这段时间，1972 ～1978年，在中国，是“文革”后期和粉碎“四人帮”、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5年。而在高西沟，则是巩固、完善与发展他们“三三制”的阶段。

但这样一种说法，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模糊。并且，仅从数据来看，看不出来高西沟这几年干了些什么。

米脂县志记载：1972年7月下旬，全县旱象严重，近2000名农民外流（其实，实际数字恐怕远不止这些）。“外流”是说得好听点，其实就是逃荒要饭，就是“走西口”（到银川）和“走南口”（到延安）。高西沟没有“外流”，他们有前些年打的基础保底；但高西沟这年也吃了大亏。这年，1972年，米脂全县从春季起连旱3个月100多天，接近伏天，许多山头仍旧只见黄土不见庄稼。高西沟稍强，草是长上了，但庄稼的长势远不如往年，粮食总产这年比上年一下子减掉一半。旱象对高西沟的“高产稳产田”提出了挑战。“三三制”是形成了，可是，如果保不住村民的口粮，如果高西沟人要再度“走西口”，退耕的地就肯定会复耕，山上的林和背洼的草也肯定保不住。他们分析原因，1972年以前修的都是坝地和梯田，几乎没有水地。吃了大亏。高西沟人这才如同醍醐灌顶明白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于是他们开始向水利进军，向人均一亩旱涝保收稳产高产水浇地进军。到1978年，高西沟已经拥有两座可容16万立方米的蓄水库、2个水窖、7个水池等水利设施。

此后高西沟的1亩地等于过去的10亩地了。吃饭问题彻底解决，“三三制”的土地利用黄金结构从此得到巩固。

我的“年谱”到此记录到197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