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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土高原上的明星——高西沟》这本书里，高祖玉有一段关于“退耕”的话。这本书出版于1980年7月。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高祖玉说这番话的时间绝不会迟于1980年。

高祖玉说——

1958年新修的水平梯田，当年亩产200斤，为坡地亩产的4倍。这一下，就为我们退耕粮田，还林还牧，打开了路子。当时，我们算过一笔账：过去我们在一亩坡地上平均施肥500来斤，现在如果把4亩坡地上的肥料集中施到一亩水平梯田上，亩产200斤以上有把握。这样，如果我们在新修一亩水平梯田的同时，退耕三亩坡地，还可以保证当年粮食增产。所以，从1958年起，我们就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开始逐步退耕粮田、还草还牧。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坐在高西沟三组村民霞霞家的土炕上，这个时候，我听到了高西沟村的第一声鸡鸣。记得我当时精神为之一振，我想礼赞，想对世界对世人大声地礼赞，中国陕北农民的智慧啊，朴素而原始的农民智慧啊！他们懂得山懂得地懂得泥土，知道他们该怎么样侍弄好自己的山自己的坡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园。在1958年的时候，在他们祖宗之地，凭着一口石棺告诉他们的森林被毁、水土严重流失的惨烈记忆，全村人默默开始了退耕还林还草的自觉行动。

我还对高祖玉肃然起敬。尽管在我和高西沟村民的接触中，我听到的是对他功过参半毁誉参半的评价，我还是想对这位陕北老人致以我的敬意。作为第一届班子的领头人，作为第一任村支部书记，高祖玉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有过显功——在他长期执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他最终完成了高西沟的一个模式：三三制。他把这个村的村民带出了高西沟，带出了米脂，带出了榆林，最后，带进了北京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但同时，高祖玉也有显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他无法摆脱除了与天斗与地斗以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伟人模式，他伤害了一些村民的感情，至今，有些伤痕还没有完全愈合。因此，我对高祖玉的敬意仅限于对一个具有大智慧的英雄的敬意。无论如何，我眼前的这个陕北老人却至少是个英雄。

高祖玉是桀骜不驯的，这从他当年不给公社佳米驴和不听从一天等于20年、10天修出70亩水平梯田的行政命令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时至今日，当岁月爬满了他的额头，他已然是位耄耋的陕北老人，你还可以从他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缕缕银丝和他漫步在村中不苟言笑的庄重神态上看得出来，老人的内心依然桀骜，依然倔气。我有时候猜想，高祖玉的内心世界一定是孤独的。这个7岁死了亲娘、从小就给人当长工放羊纺毛线而没有上过学的高祖玉，无疑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是个敏思多思的人。当年作为村上唯一一个脱产干部，虽然高祖玉也和村民一样在所有高西沟修过的山头山沟里风吹日晒，但他的主要作用是组织者和指挥者。他是全村所有土地的安排者，也是全村唯一一个靠脑力工作的智力劳动者。高祖玉的用脑，并不仅仅在田间地头，他差不多除了很少的睡眠都在用脑。躺在他家的土炕上他每天都要在他的大脑里过一过村里的地村里的人。高祖玉的脑力劳动比全村其他人的体力支出繁重10倍20倍。这一点，就是今天心里还有些伤痕和抱怨的人也都承认。

半个世纪后睿智的老人高祖玉这样表达自己的当年。

他说：地统一了，可以有规划地彻底改变面貌。咋办？改造这块土地。自然条件改变不了的话，高西沟人就永远翻不了身。这座山，那条沟，咋办？——“想上了！”

你就品品，就这三个字：想上了！

“想上了”的高祖玉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以翻身农民把家当的土地拥有者的主人心理和姿态，居然摸索出了让理论工作者都惊讶的一个思路，叫作“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农林牧全面发展，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这套理论就是到了今天都不落后。当然，其中的名词应该还是农业科学家和理论工作者以及总结者总结出来的。比如，高祖玉在带领全村人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这叫“工程措施”；高祖玉在退耕农田还林还草的时候也大概没有想到这叫“生物措施”。而我们今天其实更看重的是“生物措施”。当年只有“工程措施”的土地后来几乎全遭了大殃，这就是在那些年冬春都要进行的所谓“农田基本建设”，把能够利用的和不能够利用的土地全都改造、修成了农田。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它把祖国山河挖得千疮百孔，把我们的祖宗之地破坏得惨不忍睹，它让我们的民族倒了大霉倒了血霉，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滚滚黄沙袭击了北京城，飘进了中南海，飘浮上了紫禁城里的天安门城楼，北京人在惊呼“杀掉山羊，保卫首都”的时候大概根本就没有想到，早在上世纪50年代陕北一个山沟沟里的农民就已经开始了退耕还林还草的所谓“生物措施”，并且已经“封山禁牧”！知道“水土保持”而不知道“生态环境保护”的高祖玉和高西沟人，从那时候起，实际已经在4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着生态环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