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

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热烈讨论和积极响应。然而，要贯彻落实好这一经济工作任务，要求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特定背景和语境下，准确完整理解“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这一组重要概念。这就是说，不仅需要从实践意义上认识该任务提出的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时代背景，还要在理论上将其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和西方国家倡导的结构性改革作出区分。

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滥觞于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进而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应地，由该学说衍生出的政策主张，也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倡导在渊源上相通，实现了相互合流乃至难分彼此。因此，准确界定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国家供给侧经济学和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区别，需要回溯后者的理论渊源，评价其政策主张及实施效果，揭示其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危害性。

（一）供给学派经济学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这一组重要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认识不到位之处，在经济学家中也有一些理解上的差异。在描述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大势和讨论经济政策时，我们往往会使用一些歧义较小、共识较大的经济学术语和用语，这本身并不必然成为中西方经济学的差别。但是，这些术语和用语及其组合形成的概念和范畴，在不同的语境下则可以具有截然不同的内涵，表现出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差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理解这一点，需要先来梳理一下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经过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对政府干预和需求管理的极力倡导，以及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实施一系列需求刺激政策并取得较好效果，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及其政策主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为流行。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遭遇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双重困境，从理论上打破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断言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西方经济学开始寻求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新理论。后来才被命名的供给侧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潮流中应运而生的。

从当时来看，这一经济学流派并没有严谨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形成界定严格的学派群体，只表现为一些以减税为核心主张的经济学家、记者和政治家热衷的探讨和游说活动。其理论和政策主张十分片面、武断，把经济活动的供给侧因素与需求侧因素断然割裂，否定后者的作用。以在餐巾纸上画出著名的“拉弗曲线”（亦即“减税曲线”）著称的经济学教授阿瑟·拉弗，也始终没有在教科书或经济学说史上占有与其名气相符的学术地位。

“拉弗曲线”是一个横卧的抛物线，表明税收总量并非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而是在税率高过一定点的情况下，税收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减少。由于认为减税可以大幅度增加供给、刺激经济活动，进而最终也使消费者获益，所以围绕这个主张形成的经济学派，被人们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或“供给侧经济学”。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认为，“供给侧经济学”是发生在美国，以夸大税收结构对资本积累效果为中心的一系列讨论的产物。西方经济学界有大量的文献，全面批评了该学派的理论和政策。

下面，我们仅从减税这个政策主张出发，利用西方经济学界自身的研究结果，看一下西方的供给侧经济学的片面性、局限性和缺陷，进而揭示其与中国经济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既然供给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后者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对各国的改革产生过更大的影响，弄清供给学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助于防止有人借误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卢卡斯之所以认为该学派对税收结构的作用进行夸大或过度兜售，是因为他的实证研究显示，虽然消除对资本收入的征税可以显著提高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但是，一旦观察其对福利的总体影响，效果却大打折扣。由于资本报酬递减效应的存在，长期来看，更高的资本存量增长率仅能转化为较低的消费增长率，而且，资本扩张在一定时期内会抑制消费增长。结果是，取消对资本收入征税的总体福利效果，仅相当于美国消费总量的1%。换句话说，这种政策实施的效果，充其量是直接惠及资本收入者，而并不导致显著的总体福利改进。政策后果之一就是资本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和劳动收入增长，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因此可以说，减税政策不符合多数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美国学者甚至政治家，通过回顾美国政府政策因素的变化，都得出了过去二三十年间美国社会是朝着有利于富人而不是穷人或中产阶级变化的结论。例如，吉林斯等人用计量方法，对1981—2002年间1779项影响收入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发现经济领域的精英和代表商界的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普通选民和大众团体的政策影响力则微乎其微。对资本减税的政策正是这一表现的代表，必然付出的民生代价就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通过回顾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交替执政历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指出，对待收入分配的不同态度从而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收入分配结果。他本人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都指出，正是由于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日益偏向富人的倾向，使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例如，斯蒂格利茨等指出，目前美国1%的最富有人口，分别占有全国接近1/4的收入和40%的财富。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也表明，由于资本收入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增长，以民生为代价的对资本收入减税，必然造成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结果。

（二）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结构性改革”

与供给学派的经济学理念不无相关，并且与其流行在时间上相契合，一种世界性经济政策实践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倡导的结构性调整，以及西方工业化国家政府实施的结构性改革。

上述两个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贷款政策及其实施，长期以来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影响和支配。很长时间内，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扶贫贷款和救助性贷款，往往附加特殊条件，要求借贷国家实施由银行经济学家设计出来的一揽子政策，即称为结构性调整项目。这类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保证贷款的偿还，理想目标是引导借贷国家经济走上以“华盛顿共识”为圭臬的道路。因此，它们期望借贷国家实现的对内对外经济体制转变，包括构建自由市场制度、解除政府规制、推动对国有工业和资源的私有化、实施财政紧缩以平衡预算、减少贸易壁垒等等。

这种不顾一个国家的国情，不顾特定时期的具体经济情况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转轨中国家有着紧迫的脱贫或应对危机资金需要时，而被强加于贷款条件中的，并且这些条件在实施中未能遵循的情况下，要遭受财务惩罚。正如国际批评者所形容的，这不啻一种讹诈。总结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这类项目遭到广泛诟病。例如，这类项目威胁了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严重的债务问题；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和资源流入个人手中，公共目标被私利所取代；财政紧缩往往以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保护项目为代价。极而言之，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结构性调整恰恰是原本就贫穷的国家贫困不断滋生的原因。

与此同时，为这类结构性调整项目进行理论支持和背书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理念，也以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反叛（辞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为标志，遭到来自世界各地和机构内外的广泛批评，可谓宣告破产。

与发展中国家外力强加的结构性调整不同，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是在同一思潮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下自发推动的。虽然概括而言，这种结构性改革着眼于减少政府规制，即通过鼓励竞争和价格灵活性强化市场机制作用，但是，各国的实施并不像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圭臬那样整齐划一。总结下来，各国的改革重点、推进方式和力度，从而改革效果大相径庭。此类改革一般涉及金融部门、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税收制度和贸易体制，而各国根据各自对优先次序的判断以及受到难易程度的制约，分别在某些领域实施较深入的改革，而规避了其他领域，分别被认为取得较好效果或不尽成功。

事实说明，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华盛顿共识”，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改革中，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共识”，改革决策更多的是依据政治收益最大化目标作出的。正如时任卢森堡首相的容克所说，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只是不知道做了之后如何获得连任。由此，按照相同的逻辑，结构性改革可以分别或者同时走向两个极端。

第一，政策朝着越来越有利于富人、牺牲穷人和中低收入者利益的方向演进，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奥斯特里等对支配工业化国家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时，通过对其倡导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财政紧缩两项政策的评价，指出相关改革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代价是巨大的，收入差距扩大反过来又伤害经济增长水平和长期可持续性。

第二，囿于其政治制度，对选票从而执政机会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立足于最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和民生目标，将许多国家的政策引向民粹主义。一种表现是为了抑制其他国家的发展，特别是抵制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把自己鼓吹的自由贸易等原则一概放弃，转而大肆实施保护主义。虽然人们以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作为民粹主义现象的象征，但其实，美国经济学家早已在理论上进行了铺垫。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一贯推崇比较优势学说，另一位获奖者克鲁格曼甚至宣称，经济学家的信条和誓言是“我相信自由贸易”。然而，当看到美国不再是全球化的绝对受益者时，他们的政策主张就变了，甚至尝试改写经济理论。

（三）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得到高度认同并广泛使用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新常态、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等，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语境下，对发展阶段变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经济问题主要原因及其解决方式的准确概括，与西方经济学中字面上相似的诸多术语，在内涵上是迥然相异的。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和概括，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高度，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演进方向。同时阐明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就是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转变，发展动能从传统增长点向新增长点转变。从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方法论来认识，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本上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因素，因此，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必须靠结构性改革。

增长速度的下行趋势，主要是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一系列供给侧因素的作用结果。例如，在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条件下，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劳动力短缺推动工资上涨，其速度甚至快于劳动生产率速度，提高了单位劳动成本，降低了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新成长劳动力总量减少也使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机器加快替代人提高了资本劳动比，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减速缩小了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也放慢了。这些供给侧因素的变化，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也意味着，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入手挖掘传统增长动能潜力，通过创新发展获得新的增长源泉。

既然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的，主要原因不在需求侧，就不应该过度采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追求“V”形反转。在过去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下，不仅在供给侧过度依靠生产要素积累和投入驱动增长，也在需求侧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增长。特别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时采取了高强度的刺激办法，很多政策后果累积下来尚未得到消化，加上新情况形成了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过高和成本上升的结构性问题，妨碍了中国经济转向新发展方式，延缓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和新增长动能的获得。

以新常态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引领经济工作，要求辩证认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主要从供给侧因素着眼，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从结构性问题入手，消除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素；以改革为根本手段，清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合理配置的体制障碍，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培养新的更可持续增长动能。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工作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近期任务则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以及降成本、补短板。长期目标与近期任务都是在中国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所提出，在逻辑上完全一致。

可见，我们所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遵循的表述，不仅准确揭示了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原因和面临的挑战，也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侧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以及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引导下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等，具有本质的区别。

不过，这种区别主要并不体现在使用的专业术语或表达方式上面，甚至也不完全在于一些具体的改革领域和举措，而在于改革的根本出发点、问题的针对性和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预期实现的最终目标。

从此着眼，我们讲“结构性减税”并将其作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与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并不是一回事；我们讲“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与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彻底市场化主张大相径庭；我们讲“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也与西方经济学解除规制和限制政府作用的主张截然不同；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与推进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更有天壤之别。

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必须牢牢把握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此出发，才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本质，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划清界限，防止因某些用语上的相似性造成认识上的混淆，干扰我们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供给侧视角

（一）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变化

经济增长减速已经成为全球现象，因而也成为财经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以及经济学界的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把减速现象及其学理解说应用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该话题或课题就转化为另一个命题——“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增长减速是普遍现象，各国却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形成诸多并且相异的表现形态，因而需要从不尽相同乃至截然不同的分析视角出发，应用对应的分析框架，才能认识到每一具体减速情形的本质，提出正确、有效的政策建议。然而现实情况则是，对于全球经济减速的原因、应对策略以及对世界经济未来的影响，中外学者的百家之说虽亮点纷呈却莫衷一是。具体到认识单个国家的减速问题，则更是如此。

对于中国经济自2012年开始的明显减速的原因，在国内外舆论界，在经济学家中，甚至在决策部门之间，认识更是相异乃至大相径庭。错误认识形势以及误判减速的原因，不仅会造成对中国经济的盲目悲观，让各种“唱衰论”或“崩溃论”，以及中国应该对世界经济增长孱弱负责等论调大行其道，更会误导中国自身的政策选择，造成应对之策的南辕北辙。

鉴于这次经济增长的下行幅度很大，呈现出长期持续的势头，如何正确认识、成功应对，不仅关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影响世界经济信心和走向。不仅如此，中国连续四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成功实践，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只有过了这个减速关，中国奇迹才是完美和圆满的，中国经验才具有令人信服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减速的确应该，也值得成为主流经济学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在1978—2011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9.9%。虽然其间有过多次经济波动，增长速度降到较低水平的情况也出现过数次，例如在1982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以后，分别有1989年和1990年低于8%，但是，绝大多数年份以及总体来看，这个时期属于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鉴于中国政府始终把“保八”（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作为实际的增长目标底线，因此，我们把持续低于8% 的起始年份即2012年作为经济显著减速的转折点。在2012年和2013年增长率降到7.7%之后，2014年和2015年分别进一步下降到7.3%和6.9%。

在总体减速的同时，经济增长构成发生了一定的积极变化。例如，产业优化升级态势已经呈现，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已经包含了新的动能。新常态下的增长速度是在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中实现的，评价引领新常态的效果，就是要看新动能的形成，能否在合理的程度上舒缓传统动能减弱所导致的增速下行趋势。

首先，三次产业之间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增长关系更加符合发展规律。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增长快于第三产业，但是，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减速幅度大于第三产业，从而到2014年，第三产业增长对GDP贡献率首次超过5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其次，地区之间特别是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的增长趋于更加平衡。在按地区分解GDP增长率贡献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率统计始终存在着分省数字大于全国数字的问题。因此，在进行地区分解时，全国历年增长率数字是根据各省GDP加总后计算的，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增长率。之所以做这种处理是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并不意味着对不同数据的准确性做判断。我们从图5-1中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减速发生得较早，并且减速的趋势是一直持续的，与此同时，得益于国家实施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及其贡献率自2000年以来持续提升，地区差距趋于缩小。然而，正是随着中西部地区从2012年开始减速，才使得整体增长率降到了8%以下。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减速恰好契合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整体处于下行这一大背景。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基于2005年美元价格，全球GDP增长率在2008年和2009年大幅跌落，分别下降到1.5%和-2.1%，之后虽然在2010年短暂恢复至4.1%，随后再次深度下滑，在2011—2015年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8%、2.3%、2.4%、2.5%和2.4%，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2014年世界银行所界定的低收入国家（人均总收入或GNI低于1035美元）GDP平均增长率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NI在1035—4086美元）为5.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NI在4086—12616美元）为4.6%，而高收入国家（人均GNI高于12616美元）仅为1.7%。这组数字至少说明：其一，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尽相同的增长源泉和潜力，因而增长速度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其二，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3%，明显高出相同发展阶段国家4.6%的平均增速，即使与低收入国家平均6.3%的增速相比依然高出很多；其三，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变化，是中国已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通道的标志。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减速是世界经济减速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以上比较尚不足以说明的话，随后的分析将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与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平庸，就其问题的表现、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来说都是截然不同的。多年来，中国经济崩溃的论调不绝如缕，一些作者乐此不疲地对中国经济作出“狼来了”的预言，但一次又一次失算。这一次中国经济真减速了，似乎被他们误打误撞上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观察者或者投资（机）者，看到中国经济减速后加入这个唱衰（做空）中国的阵营。

不过，鉴于这类观察和喧嚣在方法论上具有明显的缺陷，我们不拟将其作为讨论的对象，而是主要选择以遵循经济学方法论的相关研究为对象，试图澄清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误解，从而证明中国经济奇迹并没有就此终结。

（二）从供给侧认识增长速度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供给侧因素解释作为新常态特点之一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他说，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18岁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根据这个重要判断，《人民日报》采访权威人士称，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形，更不可能是“V”形，而是“L”形的走势。

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最常见解释，是“需求不足说”。这种观点从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大幅度缩减的需求侧原因（因而也是周期性原因），解释中国经济减速。很自然，一旦可以打破需求瓶颈，如他所建议的进一步加强投资刺激，周期就可以过去，中国经济仍可以回到原有的轨道，实现诸如8%的较高增长速度。类似主张刺激需求的观点，在中外经济学家中比较普遍。

林毅夫教授把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率作为发展阶段的判断标准，发现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中国台湾地区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数据表明，这些经济体在到达这一节点之后的20年中，分别实现了9.2%、8.6%、8.3%和7.6%的经济增长率。由此得出结论是，中国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

但是，这种比较经济发展阶段的方法，忽略了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经济史表明，当人口转变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降低的阶段时，人口因素有利于实现较快增长速度，因而带来人口红利。首先，最大的贡献因素在于资本积累，而这得益于两个与人口有关的因素，即抚养比下降创造的有利于形成高储蓄率的条件，以及由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所维持的较高的资本边际报酬率。其次，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毋庸置疑有利于经济增长。最后，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所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见，以往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与有利的人口因素相关。

因此，在对发展阶段进行判断从而预测经济增长速度趋势时，人口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考虑或者忽略这个因素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即如果按照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变化趋势做判断，得出的结论就与按照人均GDP标准判断得出的结论不同。固然，我们同意说中国经济仍有尚未挖掘出来的增长潜力，但是，这种潜力不应该来自传统动力，也主要不会来自需求的扩大，而是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具体来说，我们以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从而随后就进入负增长）的时间作为比较的基准，2010年中国的发展阶段，实际上相当于日本的1990—1995年、韩国的2010—2015年，以及新加坡的2015—2020年。如果把人口抚养比（14岁及以下和60岁及以上人口与15—59岁人口的比率）作为人口红利的一个代理指标，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显著上升的时间点，也远远迟于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定义的时间点。例如，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虽然于197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但是，真正开始显著上升也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而韩国和新加坡的抚养比上升，在时间上大体与中国相同。

也就是说，相应于人均GDP水平来说，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格外快，人口红利丧失的转折点更是提早到来。考虑到过去四十年高速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的高度依赖性，以及人口红利既早且快地消失这些因素，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需要以另一种方式来估算，从而与前述研究相比，必然得出不尽一致的预测结果，进而引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含义。

蔡昉和陆旸根据人口转变趋势从而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估计了1979—2020年中国GDP的潜在增长率，从各时期的平均数来看，1979—1994年间为9.66%, 1995—2010年间为10.34%, 2011—2015年间下降到7.55%，预计在2016—2020年间进一步下降到6.20%。

我们把实际增长率与估算的潜在增长率相减，可以得到各年份的增长率缺口（见图5-2），借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波动历史。图中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情形表现为正缺口，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形表现为负缺口。

从图5-2中可以看到，出现较大的负增长率缺口的年份，恰好对应着我们曾经关注并应对过的宏观经济低谷时期。如果我们把潜在增长率看作是一个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生产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力可以支撑的经济增长稳态，负增长率缺口通常则是需求侧出现周期性扰动，从而使得实际增长率不能达到潜在增长率，生产要素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这时往往出现产能利用不充分，譬如周期性失业现象。逻辑相同但结果相反的情形则是实际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所造成的正增长率缺口，对应的则是经济过热的情形，通常表现为出现通货膨胀或经济泡沫。

根据前述估算的1979—1994年间和1995—2010年间的潜在增长率，这两个期间各年度的增长率缺口为相应年份的实际增长率分别减去这两个平均潜在增长率。可以看到，其间经济增长大体上有三个波动周期，分别在1981年、1990年、1999年和2009年形成四个波谷，周期长度恰好符合一般认为的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

如果没有认识到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是习惯性地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在原有的水平上增长，譬如以1995—2010年间的10.34%作为基准，则可能错判为出现了增长率缺口（如图5-2中实心三角形曲线所显示的结果）。然而，作为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平均潜在增长率在2011—2015年间和2016—2020年间，分别下降为7.55% 和6.20%，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几乎不存在增长率缺口（如图5-2中空心圆曲线的趋势）。因此，我们不应该期冀经济增长速度的“V”形反弹。

产生增长率缺口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而是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要应对的局面。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增长在正常情况下处于新古典类型的稳态，把长期增长趋势看作是潜在增长率也无不可，围绕之发生的或快或慢的实际增长率就产生相应的增长率缺口，表现为经济周期。可见，人们的经验中最常见的经济增长速度波动，是一个周期现象，当出现负增长率缺口时，自然要到需求侧去寻找原因和出路。虽然宏观经济学派别林立，莫衷一是，但是，每遇经济衰退，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往往能够超越学派之争，打破门户界限，或者倚重财政政策，或者倚重货币政策，或者同时借助两种政策手段，冀图对抗乃至消除周期问题。

虽然宏观经济学中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试图打破周期和增长之间的界限，承认生产率冲击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常态，但是，这个学派重点在于否认存在由需求侧冲击导致的周期，而不是正确地区分周期现象和增长的阶段性变化。然而，无论从理论着眼还是从实践出发，把增长减速按照周期性和阶段性两种类型作出划分仍然是必要的。不过，这一理论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之处在于，周期性问题与增长型问题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并且可以彼此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

对中国来说，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减速是由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人口转变阶段从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并没有产生负增长率缺口。这种减速不仅没有造成周期性失业现象，而且中国经济继续面对劳动力短缺的困扰。虽然在任何发展阶段和任何时期，对宏观经济的需求侧扰动难免发生，但是，把经济发展新常态与短期冲击性因素区别开，主要从供给侧而不是需求侧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是一个在方法论层面需要牢牢把握的关键。

具体而言，在思考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问题时，我们应该暂且放弃使用国民经济恒等式Y =C+I+G+（E-M），或俗称“三驾马车”分析方法，而更为倚重于Y= A∗F（K, L）= Kα∗（AL）1-α生产函数分析方法。从后一视角出发，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长期供给侧因素（同时也是抑制或延缓减速的着力点所在）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劳动力持续严重短缺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使单位劳动成本迅速显著上升。在2004—2015年间，作为普通劳动者代表性群体的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7%。与此同时，面对劳动力短缺现象，资本替代劳动或机器（人）替代工人的进程加快，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迅速提高，资本报酬率下降，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同步提高。这导致在2004—2013年间，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于德国、日本（2011年数据）、韩国和美国的比例，分别从19.9%提高到29.7%，从24.8%提高到39.5%，从25.8%提高到36.7%，从24.5%提高到38.7%。

其次，新成长劳动力逐年减少，导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分布特点是，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从而新成长劳动力是劳动者总体人力资本改善的主要因素，因此，一旦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则会导致人力资本新增量减少。我们粗略地把各级教育阶段毕业未升学（及辍学）的人数加总，作为每年新成长劳动力，根据预测，该数量在2011—2020年间预计以年平均1.1%的速度递减。我们根据各级教育阶段的人数乘以受教育年限，可以得到每年新增人力资本总量。预测表明，该数量在2011—2020年间同样以年平均1.0%的速度递减。

再次，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二元经济发展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资本回报率得以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机制性保障。随着中国于2004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特征消失并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迅速提高，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必然发生，资本回报率相应下降。根据白重恩等估算，中国资本回报率从2004年的24.3%降低到2013年的14.7%，其间以年平均5.7%的速度下降。

最后，随着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相应减慢。在改革开放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研究者发现，亚洲经济体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可以对这一发现作出完美的诠释。然而，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减速是全球现象，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却是一个独特的国别因素，正在耗竭资源重新配置潜力，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减速。

对人口数据进行分析表明，2014年，无论从常住人口还是从户籍人口的口径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都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由于这个年龄组的人口即使不是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全部，也至少构成其绝对多数，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必然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事实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05—2010年间，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4%，这个增长率在2014年下降为1.3%, 2015年则进一步下降到0.3%。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尚未成为永久性的，而表现为一种有来有去的模式。一旦每年新增外出劳动力人数少于返乡人数，就会产生“逆库兹涅茨化”现象，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进一步受阻。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赢得改革红利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最紧要的，就是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6年12月30日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31次，对于各关键领域改革作了全面部署，并以钉钉子精神督办推动，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措施均已出台。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全面部署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改革领域有所推进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些方面的改革推而不动，距离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十三五”收官之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为什么达成共识并作出决策部署的改革任务，其中一些迄今进度不尽如人意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察，以更好把握为了实质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哪些方面的认识有待澄清，怎样的障碍急需克服，什么情形必须避免。

第一，结构性改革不是经济增长的替代物，而是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这个道理，尚未被普遍且真切地认识到，因而改革激励不充分。很久以来，国内外都存在着一个观点，即以为改革与增长具有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最好的认识也是希望牺牲一点速度，以便取得改革的突破。有鉴于此，对一个高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来说，需求侧的刺激性政策通常在实施手段上是有形的，实施效果也可以是迅速、及时的，并且具有与政策手段的对应性。相反，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政策手段似乎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政策手段与效果之间没有清晰和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

第二，没有按照恰当的标准界定好不同级别政府间的改革责任，因而尚未形成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改革红利分享预期，造成改革的激励不相容。即使当事者可以了解到改革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由于承担改革成本的主体和享受改革红利的主体并不一致，成本分担与收益分享分量不对称，因此，一些部门和地方往往产生等待观望的心态和行为。虽然在任何国家推进结构性改革，都需要为实现激励相容而进行必要的说服工作和作出特定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当前的一些改革领域，如户籍制度改革等，向改革当事人揭示改革红利的客观存在，使其对改革成本分担和改革红利共享形成合理预期，是改革得以及时推进的关键所在。

第三，在存在前述两种认识障碍的情况下，有些领域的改革举措有可能被回避、延缓、走样或者变形，以致或多或少偏离中央顶层设计的初衷、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一类表现包括：（1）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和需求侧刺激方案之间，偏向于选择易于入手的后者，甚至形成对刺激政策的依赖，推迟了改革的时机；（2）仅仅以完成指标为导向，而不是立足于体制机制的调整与完善来推进改革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即使旧的存量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体制机制仍会制造出新的问题增量，治标不治本；（3）改革中偏向于避重就轻，甚至把一般性、常规性管理工作当作改革举措，结果，由于规避了对既得利益的触动而保持旧的格局，未能根本实现体制和机制的转变。

从需求侧认识中国经济减速，政策结论则是着眼于实施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一旦认识到中国经济减速的主因在于供给侧，便可以推论出，上述做法只能把实际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产生的结果与政策初衷并不一致。相反，供给侧政策努力则是着眼于提高潜在增长率。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前面的分析已经显示，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两个源泉。一是保持传统增长动力。这不意味着维持传统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是着眼于挖掘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延长人口红利。二是启动新的增长动力。这主要在于加大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两个经济增长源泉，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都需要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予以开发。

首先，提高劳动者在高生产率部门的参与率。由于几乎所有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归根结底都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有关，因此，增加劳动力供给可以显著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不仅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负增长之中，即使考虑到现行的劳动参与率，15—59岁经济活动人口也将于2017年以后进入负增长。因此，劳动力总量已经不再具有增长的潜力，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巨大，1个百分点的劳动参与率在2015年就对应着900余万经济活动人口。

政策模拟表明，在2011—2022年间，如果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获得0.88个百分点的额外潜在增长率。而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最大潜力，在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而稳定农民工在城市经济和非农产业的就业。

其次，提高总和生育率，均衡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根据中国和国际经验，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生育政策本身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不过，鉴于中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了长达35年的以“一个孩子”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允许生育二孩的改革可以预期在一定时间里产生提高生育率的效果。一般认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5，生育政策调整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生育率向2.1的替代水平靠近。

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与总和生育率1.6的情形相比，可在2036—2040年间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值得指出的是，旨在均衡人口发展的改革，不应止于生育政策调整，还应该包括其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通过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让人们能够按照政策要求和个人意愿决定孩子数量。

再次，保持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经济学家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现，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个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都必然经历一个由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一项模拟表明，对教育和培训发展作出合理假设，从而预期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得到一定提高的情况下，在未来将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1个百分点。这个改革红利对于旨在维持中高速增长，避免过早陷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况且，这一模拟仅仅考虑了人力资本的数量。如果考虑到教育质量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显著提高，比生产率的贡献还要突出。

最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获得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理论上可以预期，计量分析也发现，尽管提高劳动参与率有助于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效果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潜在增长率的推动作用，不仅是立竿见影的，而且是经久不衰的。随着日益进入一个新古典增长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清除体制性障碍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仍然巨大。模拟显示，在2011—2022年间，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

在对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和培训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可能产生的对于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效果作出假设后，再与不同力度的生育政策调整（从而不同的生育率情景）相组合，模拟了未来可能获得改革红利的不同情景，发现改革或是不改革以及改革力度大小，会在近期和未来产生明显的潜在增长率差别（见图5-3）。

图5-3清晰地显示，从供给侧因素观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一方面，的确不应期冀一个与周期因素相关的“V”形复苏；另一方面，在假设的不同改革力度和效果情况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获得的红利也具有差异。从左至右看观察图的话，与没有明显改革举措的“基准情景”相比，越是深入的改革越能产生显著的红利，未来的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轨迹越是接近于“L”形。

（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由此辩证关系出发，“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自2012年起的中国增长减速，是与人口转变阶段从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相伴形成的新常态，无论其主要成因还是表现形式，与以往主要由需求侧冲击造成的周期现象都是截然相异的。相应地，无论是应对政策的着眼点还是优先序，以及具体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应该大不相同。

美国经济学家托宾（James Tobin）曾经说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满一个“奥肯缺口”。他讲到的两个经济学概念，前者指因垄断、价格扭曲等体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损失，后者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能力的缺口，都表现为社会总产出（GDP）一个特定幅度的减少。由于研究资源和政策资源都是稀缺资源，配置到哪个领域应该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托宾这句话的意思无疑是提醒人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关注宏观经济问题比关注体制问题更加有意义，政策资源应该配置到缩小需求侧因素导致的“奥肯缺口”的努力上面。

问题在于，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不是实际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从而不存在明显的“奥肯缺口”。因此，反其道而行之，中国经济寻求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不在于运用宏观经济学司空见惯的需求侧刺激手段，而应该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释放体制潜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鉴于此，凡是从供给侧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降低交易费用，以及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产业和企业比较优势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都属于结构性改革的范畴，应该按照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预期效果，安排其出台的优先顺序和推进力度。

中国经济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在按照预定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风险不是来自增速的下降，而是来自误判和不当的应对措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决不能以牺牲增长的质量、效益、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代价，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增长目标，而应该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从党中央治国理政基本原则出发，遵循新常态这个发展大逻辑，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才能做到“稳中求进”。

三 发展实体经济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实体经济”的内涵十分丰富，从要素角度看，至少包括物资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率、技术等“实体”要素；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至少包括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涵盖第一、二、三产业。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体现，故而也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本。

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是基于货币、信用等与实体经济相关联的虚拟经济或符号经济体系。物物交换产生货币需求，波动平抑产生信用体系，资源配置产生未来索取权证，如股票等金融工具，这些符号体系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现代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货币金融体系急速膨胀，整个经济体日益金融化。这是因为，金融活动日趋多样，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界限开始趋向模糊。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经过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持续不断的金融自由化，实体经济已程度不同地被“金融化”或“类金融化”了。这就带来一些国家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形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头重脚轻”的不稳定结构。

近年来中国经济也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苗头：例如，通过银行和股市从民间汲取资金支持企业盲目扩张，一些企业依靠金融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等非主营投资来获利，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向虚拟经济领域，资产金融化和资产价格泡沫化现象显现。于是，社会投机气氛较浓，“一夜暴富”的资本神话创造了令人羡慕的财富英雄，实体产业发展却越来越失去脚踏实地的耐心和根基。

进一步分析，作为第三产业的构成部分，金融业发展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合理限度内是具有真实增长意义的，其提供的服务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但超过一定的限度，金融业自我扩展和衍生膨胀，并推动实体经济的产品和资产过度金融化，将形成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成为吸纳社会资源的引力“黑洞”，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终将危及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上述种种乱象的根源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实体经济内部出现了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其中的一个重要方略就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有着精辟的论述。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一论断清晰阐明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实体经济与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系。

围绕发展实体经济这一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指出了七项重点任务：一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二是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三是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四是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五是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六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七是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在推进上述工作时，要坚持以提高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引导企业形成自己独有的比较优势，发扬“工匠精神”，加强品牌建设，培育更多“百年老店”，增强产品竞争力。

从上述战略部署中可以看出，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某些产业领域的变革，而且是全方位的产业现代化，是体制、机制和环境的深刻变革。只有高、中、低产业均衡发展，才能使就业状况得到持续改善，产业竞争力得到全面提升，实现供给质量提升、增长动力转换，达至新的动态均衡等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