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经济建设领域各项制度改革的成败，都是以是否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为根本标准，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无法分割，必须要协调推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只有坚持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才能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就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具体体现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四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经济工作论述和部署中，都体现了协调发展的丰富内容。

一 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

协调发展的思想和方法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虽然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分析对象，但是，他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提供了基本立场和方法论的遵循，他本人和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关于两大部类关系的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十大关系的具体论述，也都强调了发展的协调性。虽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错误地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也是出于“按比例”以便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弊端的设想。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也是在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增强的前提下所要完成的任务，强调要促进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避免长的很长、短的很短。继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大量关于协调与平衡的讨论，吸取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与协调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包括协调发展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使我们党关于发展的理论更为全面系统。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协调发展新理念都具有显著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同时，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协调发展具有一些新特点，要求我们在完整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础上深刻领会。

首先，协调发展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表述外延完整、内涵丰富、关系清晰，形成一个紧密衔接、一脉相承的逻辑体系。这也决定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各方面齐头并进，而不是一枝独秀。把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必须深刻理解五大建设的丰富内涵，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部署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全面改革，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及六个专项小组，一系列举措彰显了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在发展理念上向着整体、协调的方向转变。

其次，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发展是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途径，同时是体现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时刻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把我们党的发展思想区别于任何其他的发展理论流派。

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进入更高阶段，西方发展理论也越来越重视发展的协调性，并且这一演进趋势也的确标志着发展理论的整体进步。然而，这些理论往往是把协调发展作为实现发展可持续性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因此，一系列具有提升生产率和福利水平的进步因素，如技术进步、生态改善、经济全球化等，并没有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普通劳动者均等获益，反而造成巨大的经济分化，加大了社会风险，在很多国家酿成了政治危机。

再次，协调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协调发展要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践行协调发展，需要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认识事物，特别是学会统筹兼顾、“弹钢琴”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多要素联动的原则，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

最后，协调发展是挖掘发展潜力和补足短板的统一。一个国家、地区、行业在其特定发展时期，既有发展优势也存在制约因素，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协调是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的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的配置均衡；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一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发展不协调、存在诸多短板是难免的。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就要找出短板，并通过着力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

二 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略

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高的基础上，经过实施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旨在促进公平的社会政策，贫困地区加快脱贫和赶超的步伐，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呈现了显著缩小的趋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明显提升。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在2005—2014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GDP总体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按现价计算的平均值从7668元提高到24613元，提高了2.2倍。与此同时，地区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反映各省之间人均GDP差异幅度的指标——变异系数在此期间下降了22.9%（见图4-1）。

与此同时，地区和城乡之间在人均GDP、居民平均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差距，仍然是我们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突出表现，是制约发展可持续性的短板。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明确要求，即从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协调发展新格局出发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发，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具体部署和论述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他强调，一方面，各地区应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另一方面，应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特别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以上述战略为抓手，要探索出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构建连接东中西、贯通南北方的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的区域开发格局，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从城乡发展一体化思想出发，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核心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城镇化战略新理念。这一新理念是在总结国内外成功的城镇化经验，反思国内外城镇化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既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也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因应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所面临的挑战。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一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结合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从其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内涵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所强调的“新”字所在及其重要意义，作以下简要概括。

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一句话，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须是由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城镇化。

其次，是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的具体抓手。推进新型城镇化是转变发展理念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主要抓手，直接反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否落到实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把一切为了人民作为发展的中心，以新常态这个经济发展大逻辑引领经济工作，针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把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调整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能等任务统一起来。为此，通过实现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依照规律发挥自身功能，同时有助于解决好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紧迫问题。

最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现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通过深化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推动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中心内容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一方面，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的政策环境，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赢得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和关心“三农”问题，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化和中国化，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三农”工作是做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工作的基础。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各项工作都会比较主动。马克思曾经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一重要论断既没有过时，也需要与时俱进地予以理解。在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将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置于党和政府工作的首位，既是对我党长期以来“三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根据我国基本国情作出的正确判断。

2016年4月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

发展现代农业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的重要论述强调的重要内容。他多次论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问题。他所说的“农业必须强”，就是指要构建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发展现代农业一方面能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可以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是农民致富的好路子。例如，他在讲到土地制度改革问题时指出：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目前，农业经营规模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短板。我国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为0.6—0.7公顷，仅为世界银行定义的“小规模经营者”标准（2公顷）的1/3。这导致农业本身不能满足农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要求，目前农户平均可支配收入中60%以上与农业经营无关。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农民收入增长将受到阻碍。因此，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补齐这个短板，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要让农民成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的重要论述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因此，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体现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机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任务有五项：一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是战略实施的制度与政策保障。二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这是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保护和激发农民积极性与创造力的根本举措。三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这是我国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的主要特征。四是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五是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人是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要通过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把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吸引到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中来。

三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全部活动及成果的总括和结晶。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就确定了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处理“两个文明”的关系，把“两个文明”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推进的前提。

在我国现实中，迄今仍然存在着“两个文明”之间的不协调、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的碰撞交锋、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适应等问题。因此，强调和加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柱。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是确保我们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和国家最集中、最本质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也是增强“两个文明”协调性的具体抓手，强调的是凝神聚气，树魂壮骨，凸显了文化在“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展现崭新的时代特色和恢宏的文化气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要以文化兴盛作为支撑。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推出文化战略，从文化中借力，在文化上发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提高文化软实力涉及面广、影响面宽，必须作为一项战略部署统筹推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效提升文化软实力，关键是彰显特色，凸显灵魂。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积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党的十八大以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思想和新战略，既立足传统又融入现代，既植根中国又面向世界，为全面提升综合国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遵循。

四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推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兼顾发展与安全，实现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步增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为国家战略作出的重大部署，是促进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我们党的军民融合思想也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发展的。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军民结合的战略思想。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国防工业方针。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分别强调了探索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和寓军于民的重要意义。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指出，军民融合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要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一战略思想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首先，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相一致的要求。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我国经济总量增大、综合实力上升，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也在增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军事战略要求，需要加强各方面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加强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也要基本完成国防和军队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其次，有利于同步提高国家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水平，军民融合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积极探讨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高度重视、密切跟踪、迎头赶上，并作出一系列高屋建瓴的判断。他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当今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国防与经济社会结合面越来越宽，军地人才、技术、资源的兼容性和共享性越来越强，军队建设和作战对经济、科技、社会的依赖性空前增强。世界各国纷纷探索“以民掩军”“以军带民”和“军民融合”各种模式。许多经验表明，国防工业对科技发展提出需求，从而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重大科技创新，与最初由国防部提出的军事需求密切相关，甚至有人认为，正是艾森豪威尔倡导建立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演变成如今的“国家创新体系”。

最后，密切军政、军民团结，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我国的国防是全民的国防，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分内之责。一方面，军民融合发展为民用经济、民营经济提供了投资机会和发展空间，例如，工信部、国防科工局联合发布了2016年度《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目录》和《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聚焦诸多技术和产品领域及发展项目；另一方面，军队和军工企业也是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参与和服务于各种区域发展战略、国家重点工程、生态建设和扶贫开发，履行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