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新发展

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只有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才能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坚持创新发展，是分析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得出的结论，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这也是将创新发展置于新发展理念之首的原因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就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一 创新发展的丰富内涵

创新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极为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它对经济发展、市场运行和社会生活都有着大象无形般的根本性影响，是构成生产效率改进、生活品质提高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一个基本条件。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没有飞机和汽车、没有电话和互联网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也正因如此，创新成了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基础性概念，企业创新、产业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等术语都是日常生产生活中常见的高频词汇。

创新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时代发展的关键。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创新发展理念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器物层面，更是一个涵盖了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的系统性发展方略。

理论创新是先导。思想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也是各类创新活动的思想灵魂和方法来源。当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为先声。当前在发展新阶段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也正需要我们以巨大的勇气、深刻的洞察和理性的光辉，对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趋势等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用创新理论为创新实践开辟道路。

制度创新是保障。制度创新是持续创新的保障，能够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也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科技创新是基础。中国四十年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规模宏大的创新行动，今后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依然蕴藏在体制改革之中。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重中之重。新常态下，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层次偏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急迫问题，兼顾发展速度与质量、统筹发展规模与结构，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培育壮大新产品、新业态，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中国产品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让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背后都是科技创新在支撑。

文化创新是根本。文化创新本质上是“软实力”创新，培植民族永葆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基础，为各类创新活动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中国社会从来不缺文化创新的基因，“日新之谓盛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中国古老的经典《周易》和《礼记·大学》中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不息脉动的文化精魂。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求新求变的禀赋与新时代的大变革、大转型有机结合起来，让历史的品质焕发出时代的光辉，正是今日中国文化创新已经和正在做的事情。

技术、制度等因素事实上与一国的主流文化——价值观、态度、信仰等——息息相关。如同前文所述，有学者研究发现，保护和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为了培育有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主流文化，各级政府在舆论上和政策导向上应当全面形成“创造兴国”的良好氛围，保护并鼓励人们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激励人们探索、挑战和自我表现的精神。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更加体现包容性，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加以制度性的约束，以使广大民众更容易接纳创新。同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使企业更加放心地在创新领域投入资源。

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这四大创新连同其他方面创新一起“发力”，共同构成了创新发展理念的完整内涵。

二 创新发展是世界共同主题

2016年G20杭州峰会主题是“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成为会议的核心议题，一致通过的《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是本次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这表明，创新发展是当今世界共同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次峰会的开幕式演讲中指出，近些年来，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加上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这就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压力。因此，要彻底摆脱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低迷增长的困境，各国都应当致力于创新发展。危机以来各主要经济体之所以出现经济绩效的分化，究其根本还是由于各国创新发展质量的差异导致的。

就新兴经济体而言，俄罗斯、巴西、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其经济结构长期以原料工业为主，受制于基础性工业发展滞后影响，装备制造业等国计民生重点产业发展缓慢，在新一轮全球信息化浪潮和工业革命到来之时，由于缺乏促进工业与信息化结合发展、融合推进的技术、装备、人才和研发体系，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整体性滞后。

因此，在世界大宗原料经济黄金周期结束后，受全球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原材料产能过剩和需求增长下降等因素制约，这些国家普遍出现较为严重的经济失速，跌入衰退周期。2014年和2015年，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0.6%、0.5%和-3.7%、-3.8%，沙特的增长率也从5%下滑至2%。这充分说明，缺乏创新而仅仅依靠资源优势的增长，具有不可持续的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一个经济学的假说——“资源诅咒”。

印度逐渐显现出赶超的趋势，经济增长速度受人瞩目。总体来说，印度的增长优势还是其有利的人口结构。印度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的年份与亚洲其他国家大体相当，但是，下降的速度相对缓慢，预计在2040年前后才从下降趋势转为上升。在此之前，印度将长期处于人口红利期，比中国的人口红利期长大约25年。因此，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从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消失的情况下，印度是潜在的比较优势接续国家。然而，印度的增长势头能否持续，归根结底在于其是否能够较快地补足其人力资本短板，加快创新步伐。

中国自2010年以来着力布局21世纪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沿着创新性经济方向稳步发展，效果较为显著，经济增长率在全球也遥遥领先。特别是，中国在互联网经济、战略新兴产业等新经济业态15%—20%高速蓬勃发展的事实，以及中国首度跻身全球创新经济体前二十五强，充分证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效。

就发达经济体而言，经济恢复表现较好的美国与德国，均受益于经济创新发展的推动。德国2014年和2015年，分别实现了1.4%和1.7%的经济增长率，领先于整个欧元区，是名副其实的欧盟经济火车头，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多年来始终致力于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早在2010年德国政府就发布《思想·创新·增长——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报告，提出“工业4.0”发展战略，通过信息技术和物理世界的创新性结合，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保持德国工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反观之，日本、法国经济，受制于国内原有财税、社会制度和政策约束，全球创新性产品技术发展滞后于美国、德国、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一直徘徊在零左右的衰退边缘。英国经济较早转向以金融、商业、教育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为保持全球金融业中心地位，英国突破原有金融格局，积极创新金融机构和各类金融产品，大力拓展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金融业务范围，有力地巩固了原有国际地位。

三 创新是引领发展第一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创新摆在发展理念的第一位，在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深刻内涵。例如，迈克尔·波特指出：“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竞争力指一国（或产业、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国家经济的升级需要生产力的持续成长。”也就是说，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一国所处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实力的强弱及其相应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产力或生产率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就将生产率或创新视为增长的根本源泉。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三个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抓住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全要素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持续源泉，而在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是潜在增长率提高的唯一源泉。经济学文献提供的证据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异、苏联经济的崩溃、日本“失去的30年”以及许多高速增长国家减速的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曾指出，从长期看，生产率提高并非经济增长的全部动力，但几乎是全部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经济规模很大、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仍然突出：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是中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针对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坚持创新发展，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说，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麦肯锡研究报告分析了未来中国创新发展的潜力与趋势。报告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源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而从投资驱动模式转向生产率驱动模式，到2030年，将会实现新增5.6万亿美元（约合36万亿元人民币）的GDP。而要做到这一点，根本在于创新。中国通过创新提升生产率尚有很大的潜力。迄今，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15%—30%。尽管那些一流中国公司的投入资本回报率与其美国同行相差无几，但许多表现糟糕的公司拖累了平均值。中国超过80%的经济收益来自金融行业——这种经济结构显然是失衡的，未来的改进空间非常可观。

麦肯锡认为，到2030年，中国将有五大机遇提升生产率：一是更好地服务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消费者可释放超过6万亿美元（约合39万亿元人民币）；二是利用数字化推进新的经营模式；三是通过创新以及沿着价值链上移，尤其是研发密集型产业，当前中国企业的收益仅为全球领先业者的1/3；四是推进运营转型，如精益生产和提高能源效率等方式，可提升15%—30%的生产率；五是“走出去”可提升10%—15%的生产率。为了抓住以上机遇，需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全方位推进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到现代化建设整个进程和各个方面。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进行系统的结构性改革，为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战略举措，包括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把上述政策取向进行抽象提炼，其内在本质就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发展，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的表述。我们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通过持之以恒地实施中央提出的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产业新体系和发展新体制等方面战略，努力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点逐步转移到创新上来。

四 创新能力决定前途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纵观人类历史，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技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其前途命运。一些国家抓住科技革命的难得机遇，实现了经济、科技、国防实力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反之，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一个国家就会陷入战略被动，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近代以来中国逐渐由领先变为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错失了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有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也可能擦肩而过。

从国际经验看，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面貌和格局。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甚至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走上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抓住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机遇，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从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美国就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这是因为美国在科技和产业革命中都是领航者和最大获利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加强自主创新，迅速实现经济复苏并跃升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些成功经验证明了自主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驱动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放眼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趋势愈发明显，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也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能拥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

这一判断是基于对现实的冷静观察作出的。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国际体系的深刻复杂调整，国际竞争尤其是大国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加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智力资源已成为稀缺资源，谁掌握智力资源，谁就拥有财富，谁就具有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因此，各国不断加强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要素。一个国家及其企业拥有技术创新成果的质量和创新能力基本决定了该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许多国家都将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核心层面，将创新作为抓手打造社会发展新的不竭动力。特别是，虽然世界主要经济体处于危机过后的复苏与再平衡之中，但新科技革命正孕育突破，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叩响人类的大门。这将从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上重塑各国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刷新世界经济版图，调整全球利益分配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的科技革命的酝酿与当前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并不冲突，因为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技术变革来看，其所带来的长周期的上升期通常会晚于相应的技术发明（见表4-1）。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技术—经济范式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而使得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经济范式更迭以及经济增长效应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方能在全社会各个领域扩展开来。

和技术变迁相对应的社会经济范式转换一直在进行着，但技术创新周期往往引领着社会经济周期。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由于技术革命的内在动力，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大约每隔二三十年，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最典型的两类社会经济范式）的地位就像钟摆一样向相反方向摆动。在技术创新导入期开始时，由于旧范式的束缚，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停滞。为了唤起经济自身的内在动力，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开始处于上升地位。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欧美发达经济体的滞胀危机中，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终结”，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但到了拓展期开始时，这一方向就又颠倒过来。而对于自由放任的过度强调，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这时，只有通过剧烈的金融危机，才可能大大削弱金融资本的权力，恢复并加强政府管制的力量以及对公共福利的关注。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曾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而本轮金融危机也使得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变得灰头土脸，政府干预在世界各地重振雄风。

事实上，由于新技术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或许初露端倪），未来的技术路线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需要更多的试错和容错来培育新技术的胚芽。这就需要更灵活的市场机制来分担和分散创新失败所带来的风险。政府如果希望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相反），需要注重两个问题。

其一，要推动政府职能由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科技计划的宏观管理，不再直接具体管理项目，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彻底改变政出多门、九龙治水的格局，并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方式，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决策、咨询、执行、评价、监管各环节职责清晰、协调衔接的新体系。政府还要加快转变职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在保护产权、维护公平、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集聚优秀人才等方面积极作为。

其二，政府作为风险投资家通过市场来挑选赢家。即发挥市场在筛选产业中发挥主导性、决定性作用，而不简单地依赖政府的偏好和判断。这就是让政府作为风险投资家（government as venture capitalist）来发挥作用，即主要依靠市场来选择赢家，并且通过市场信号的引领来进行风险投资选择。比如有私人风险投资的先行，发现机会和市场操作的可行性，政府投资随后再出手。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页岩气开发就是首先由私人企业做起来然后才由政府跟进并造成现在所谓的能源革命的。

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其实质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6月9日在第十七次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和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所指出的“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五 从模仿借鉴到自主创新

历史上，中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仅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端，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转型发展发生了历史性交会，为中国走创新驱动的跨越式发展道路提供了难得契机。

全球生产率增长潜力的3/4来自对于现存最佳实践的广泛应用——也就是说是一种赶超型的生产率提升。这里所提供的积极的信息是，所有这些机会（最佳实践）我们都知道且存在于世界的某个地方。新兴经济体推动生产率进步有82%的机会都是来自赶超，只有18%是靠自主创新。作为对比，发达经济体提高生产率的机会，有45%得靠自主创新，借此推动生产率的前沿进一步往外扩展。

中国目前仍处于赶超阶段，因此，仍能享受部分的赶超红利。特别是当科技没有重大新突破的情况下，赶超型国家往往可以通过利用传统技术获得更多的经济增长机会。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于新的技术革命浪潮视若无睹，相反，这次需要我们紧跟技术前沿的可能变化，花大气力，尤其在制度与政策支撑方面，为迈向技术前沿作出努力，真正实现我国科技水平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增强我国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毕竟目前阶段不同于四十年前。一方面，中国产业体系逐步完备，技术基础较为扎实，有了自主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经过较长时间的模仿赶超，我们离前沿技术越来越近，在某些领域，和发达经济体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赶超空间已经不大。从而，“十三五”以及今后更长时间，在充分利用技术赶超的同时，需要把自主创新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

在实现重要科技领域的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地、辩证地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实践告诉我们，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但我们必须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坚定创新信心，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市场换不来、有钱买不来，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因此，要高度重视原始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夯实自主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和技术研发持续推进，强化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

另外，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单打独斗，不是排斥学习先进、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而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积极主动整合和利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积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