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独立表达：网络一代传播方式中的后现代性

一、“消解”深度

当今世界文化早已出现所谓“后现代性统治”的现象。后现代艺术特性在传媒时代也已经逃逸进文化之中，甚而仅仅只是种种密切表征大众文化的形象与符码。当网络技术进入大众传媒这一无边公共空间后，一些文化形式如何在此空间中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成为当下一个让人颇为纠结的问题。而80后、90后所引领的青少年网络文化，即是如此一种既使人新鲜有趣又让人迷惑诧异的所在。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新型话语权力的获取与反映工具，网络新媒介使得80后、90后拥有了便捷世俗的世界，同时也让他们的种种独立表达变得自由并合法。

在此合法化的文化空间中，80后、90后对“无厘头”话语的娱情传播，一方面使得以往的言说“深度”在交流反馈中被消解，另一方面使小人物平俗的“反讽”游戏精神得以传播而发扬光大。火爆网络的“二祥系列”原创视频，即是青少年一代小人物世俗生活的“无厘头”反映。在《二祥献身》《二祥泡妞记》《二祥面试》《二祥出道》《二祥理发》《二祥玩枪》《财色二祥》《落魄的二祥》《哇噻二祥》等短剧中，二祥经历着生活中各种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体验着种种失败的迷茫与成功的希望。他颇有“无厘头”小人物“二”的特点，既没有聪明的大脑与太多的文化，也很少能够认知到自己的“无厘头”个性，情感丰富却只喜欢埋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故此他总有一些不可理喻的行为不断引人发笑。二祥这类“无厘头”小人物被80后、90后所喜闻乐见，其他相关的社会八卦、恶搞、悬疑事件也在网络上大量呈现。那些快乐浪漫而又不可理喻的日常生活话语，越来越成为80后、90后的注意对象、兴趣焦点与表述内容：

谈恋爱时，我在她手心里写一个大大的一字问她，她从来都没有反驳过我说那是二，可见在她眼里，我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说一不二的性格在家人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全家无人看电视的情况下，我对电视频道拥有说一不二的控制权；在全家无人反对的情况下，我对家庭大事有绝对的发言权；在全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我对全家的重大决策有绝对的批准权。……至今我俩结婚十年有余，限于我的铁腕性格，她对上述规定仍不敢越雷池半步!（东北大老李）

在80后、90后的网络无厘头文字与视频中，言说的“艺术”往往只作为一种幌子和表象，中心意义、审美思想和社会教益不大受到关注。由于反对那种人为设定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秩序，他们心仪于后现代主义极力建构的种种“非秩序”意义。故而，事物开始处于缺失惯常逻辑、四处发散但又相互关联的状态。事物的中心既而不复存在，一切皆由偶然性来支配并由此生发多样可能和结果，世界与经验都由此失去了既成历史理性和必然法则。如视频《梁山无贼》中的台词即是这样的：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贼，也没有人生下来就愿意做贼。每个人都希望生活中没有贼，没有欺骗。可是假如生活里没有欺骗，那也就没有东西能叫作真相。所以，没有贼的世界也就没有了捕快，没有了安全。

网络传播大大助长了这种偶然随意的非理性言说模式，其相关碎片短章所反映的意识流，不但显示出80后、90后们思维表达逻辑的跳跃性与特殊性，而且让这种后现代片段的内在伦理变得难以捉摸。在天马行空、匪夷所思的流行文化代码的背后，网络非逻辑叙事正宣泄了一种“没心没肺”的复杂情绪：

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这么折磨我!早晨我去买早点，发现早点铺里根本没有安装篮球架。我去买一张报纸，又发现卖报的人不是双眼皮。在汽车站我等汽车，等了两个小时也没发现一辆我所希望的1234567890号巴士开来。进了办公室以后，我大吃一惊，原来桌子上连一碗馄饨都没有摆着。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竟然没有得到过奥林匹克跳高冠军。我用玻璃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忽然想起那个采茶的农妇说不定对丈夫不贞。……结果，我没吃早点，没买报，没坐汽车，没进办公室，没接电话，没喝茶……什么都不顺心，我准备自杀了……（一只无法格式化的猫）

戴维·洛奇注意到后现代文化有不确定性，每一句话都开始缺乏固定的表达标准,其内涵也形成一种不可名状的自我消解形态，一切都处于或此或彼的不确定性里。后现代以这类“非创造”与“拼凑”来嘲弄人们创造力的匮乏。于是，形形色色的繁杂材料不按逻辑地强行置入话语，繁杂无序的文本形态也就消弭了把握整体意义的可能性。

在当代世界内核意义不断被解构的思潮影响下，如果说文字形式已经超越意义堡垒的边界，进而成就了一种自成体系独立的能指符号嬉戏的话，那么，网络文字使用本身即必然增加各种形式的可能性意义。这样说来，80后、90后对事实与情形本身的网络话语传播，即可以展开完全无须理由又无可穷尽的形式化设计：

傻子偷乞丐的钱包，被瞎子看到了，哑巴大吼一声，把聋子吓了一跳，驼子挺身而出，跛子飞起一脚，麻子说：“看我的面子就算了。”疯子说：“就是，人要有理智。”（百度贴吧）

这类近似癫狂想象的语言游戏景观，当然纯粹是为了追求形式或发泄荒谬想象的快感。实际上，在紧跟“时尚”、追求“奇观”的快感中赢得某种文化身份，原本也是后现代一个颇富诱惑力的青少年书写梦想和目标。80后、90后在现实中无法获取文化表达的满足感，自然会借助虚拟的各种网络白日梦方式来实现或替代。故而，“无厘头”网络表达所投射的娱情诱惑，清晰地补偿着消费社会青少年文化身份表达的多样化诉求。而这种后现代系统的言说诉求，发展到极致后便成为青少年们纯粹的文字游戏形式：

一天魔王抓走公主,公主一直叫。/魔王：你尽管叫破喉咙吧，没有人会来救你的。/公主：破喉咙!破喉咙!/没有人：公主，我来救你了……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以不变应万变不离其宗/成事不足挂齿/此物最相思风雨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无敌/举头望明月几时有/呆若木鸡毛当令箭/very good bye/一泻千里共婵娟……

臣对巨说：你看，我和你有同样的建筑面积，但我有三室两厅——善于规划真的很重要啊!

青蛙是保守派，坐井观天；而癞蛤蟆是革新派，想吃天鹅肉。

!吧乐快节秋中你祝就那?吗易容我心开你让为!啊难真可一第个弄头年这，吧到收次一第是你计估式形这，套老样一人别和愿不就我（百度贴吧）

这种“狂欢化”语言传播的价值，完全寄存于言说与文字外在的游戏化形式之上。由于后现代书写怀疑任何一种内在的中心意义，人物行动及情节的连贯性亦受质疑，故而充满各种错位的“开放性体式”(opened form)颠倒和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线性时间与整体空间感。它通过展示与常态文字符号不同的新式结构，在种种任意性的“设计”中获得了奇异的效果。网络“无厘头”书写的任意性效果，使那些“令人憎恶的弃物”成了“超凡魅力的神奇物”。

在网络关涉社会文化、科技财经、体育娱乐等“无厘头”重拟文字中，80后、90后书写与传播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更多在于博人一乐。而许多网络播客视频也往往只是借用“艺术”的幌子与表象，既不设任何意义目的，也不必关注审美思想和社会教益。如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博客电影”的《小强历险记》，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什么主题思想，只是叙述主人公小强——一个长得有点像演员曾志伟、姜文的人，在某一个夜晚被误认为是抢银行的嫌疑犯，在公安审讯室里经历了幽默、荒诞的故事。这种视频除了搞笑功能之外，似乎看不出更多的意义。

这种意义的缺失正是网络“无厘头”文化的“魅力”所在。它主要是为娱乐而娱乐，以解构神圣、消解意义为己任，将严肃的东西置入戏仿、颠覆、倒错等形式，企图最终达成“要微笑、要好玩、要把生活变成幽默”的结果。故而，网络传播的这类言说的确用了一种“寓谐于庄”的形式：

科学家发现，男人在婚后，谎言明显增多。据称，导致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有了长期稳定的欺骗对象。

赵薇推出其全新大碟《飘》。为配合宣传，当天早上赵薇特地用飘柔洗了一次头。据制作人介绍，整张专辑最大的特点就是听着发飘。为了能较好地实现飘的效果，除了采用掐脖子等常规手段外，有些歌在高音区的时候赵薇是站在饭桌上唱上去的。有探班的粉丝激动地告诉记者：在录音时，阿薇坚持不用替身，亲自完成了所有的录音工作，敬业精神让所有人好感动好感动。（《无厘头时报》）

在代际冲突、媒介统治、景观表演等多种因素的驱动下，网络“无厘头”表达一个突出的现象，即是不断对主导文化、权威文化、强势文化统统作反抗式表演。故而，80后、90后这种“怪异”意识表演的文本，独具反传统、反历史、反文化、反英雄甚至反自我的“颠覆哲学”，其写作内容也就特别专注那些非正态、非庄重的文化想象：

（我在黑社会）后来混得好了，经常跟一个堂口的堂主一起在外面玩。堂主有空的时候喜欢去KTV唱歌。他经常跑调，跑得很离谱。后来他就跑路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黑社会也要有一定的艺术修养，至少唱歌跑调这种不吉利的事不能做。（《银乱的银乱的黑社会佚事》）

正是对这些神奇随意“怪诞”效果的追逐，才使得“无厘头”风格的文本能够大量流行于网络，亦使得既成文化人物的形形色色重新得到开放性叙述：

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哲学思辨/暗话西游——沙僧独白篇/翠山出奔/我的儿子西门吹雪/大话四川——白塔朝霞/经典爱情批判/林黛玉，你准备好了吗/我和庄周——不得不说的故事/鲁智深：绝口不提爱你……（《无厘头之非正常男女》）

在“无厘头”文本叙述新模式中，文本现象与社会进程中的意义关系可以随意把玩。而德里达相信，这类解构新方式可以激发一种“颠覆性”的进步、解放和革命。故而，以网络“无厘头”边缘叙事对抗既成写作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也是80后、90后进行“战斗”与摆脱传统宏大叙事、中心叙事的策略。

二、将“反讽”进行到底

大胆对现实生活与历史文化进行“无厘头”改写，虽然有些“另类”，然而的确也代表了时代想象与意识的一种更新和叛逆。于是，在80后、90后颇为“无厘头”娱乐化的“哄客”意识作用下，“偶像”的标准也发生了光怪陆离的颠覆性变化。一些完全异于传统审美情趣的青年人利用网络无可比拟的繁殖能力成了80后、90后的“呕像”。“芙蓉姐姐”通过其“出水芙蓉图”红极于网络，“菊花姐姐”的舞蹈比“芙蓉姐姐”更能冲击人们的视觉。自2005年以来，先后还有“于窜红”“石榴哥哥”“凤姐”“小月月”等不少另类人物在网络上粉墨登场。凭着其异于常人的“丑态”展示与“搞怪”，他们最后都成了不折不扣的网络红人。而“后舍男生”等人更通过网络搞怪假唱而“一夜成名”，80后、90后的“反讽”手法的确让人产生“耳目一新”的传播效果。

过多这类网络“无厘头”话语“垃圾”的生产，似乎已将“文化重量”的追求转化成了一种娱情话语的消费。然而，这类网络文化的平面性、众声喧哗性与非权威性，无疑也还原了一种平等与普世的青年个性文化。于是，在辛普森所强调的后现代“差异关系”反映中，带着各种个人化与特色化的自传、忏悔、逸事、谈话以及审美、表象、风格与立场等方面的表达，都同样具有了种种非常吸引人的魅力，普泛的诉诸感性的“无厘头”文化也由此获取了内在趋力。

不过在利奥塔德看来，由于各种叙事方式本身就处于变化之中，通过“语言游戏”来设立各种话语的合法性地位亦成为一条途径。叙事话语在后现代文化里，同样可据叙事者表达位置和话语功能而获得某种权威性。故而，“无厘头”言说的幽默游戏功能和方式，实际上也属于获取某种“文化重量”的表现。于是在网络上，这种颇具创意的“便条”“碎片”文本形式，通过对当下社会文化种种散乱事象的“调侃”或“恶搞”，在规避传统宏大叙事观念与整体性正统义理影响下表达着当下80后、90后越来越多样化与独异性的意识的同时，渗透出特别的社会批评与政论主张。例如：

为支持祖国首都建设奥运，武汉方面投资150个亿把还可以用10年以上的路面挖掉涂黑，以吸收更多的太阳能，使武汉近日平均气温达40多度，充分地调动了武汉人民建设奥运的热情。武汉人民一起动手，把以往在路边遮挡视线的大树砍掉，在十字路口纷纷搭起一个个遮阳棚，让市民在出行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丝清凉。更重要的是继50年代的竹床阵之后，十字路口的遮阳棚有望成为武汉最具观赏性的人文景观。

北京市出租车行业黑车治理工作初见成效。全市7万多辆黑车已经被分别涂成红白蓝等颜色。（《无厘头时报》）

NGO的诞生势必会（对红十字会）构成一定的威胁。就算没有威胁，（红十字会）被监督和对比着也是浑身不舒服，就好比金正日一定不喜欢金城武天天站在他边上。（韩寒博客）

此类对现实事象的荒唐化想象，有意识地揭示出源头事件的可疑与可笑，嘲弄了广阔社会语境与背景中存在的种种虚假本质。不难看出，80后、90后网民弃置了那些刻板怒骂的批评方式，尽情随意地拼凑出关于现象与本质非常态与非逻辑的戏谑推理。其中的幽默感与游戏感，是网络上80后、90后普遍追捧和传播的新兴叙事风尚。他们常常通过一种夸张、超出常规的“重造”方式，对生活现实进行无意或者善意的调笑、批评与嘲讽，甚而其中并不存在多少“恶意”的中伤、诋毁与攻击性。表面故意一本正经，实则带着浓厚“无厘头”幽默意味的“语言游戏”叙事，使得社会批评意义也能通过一种貌似荒唐的叙述曲折地表达出来。“无厘头地下流水线”娱乐冲动的表达，也不时可以间接而又特别地引发普泛性的社会反思及批评。

这样看来，虽然80后、90后们“玩转无厘头”的目的主要在于“颠覆旧生活”，达成“娱己娱人，一切娱乐处之”的效果，他们也常常无忌地喊出“思想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这样的口号，但是“无厘头”文本碎片在把某种娱乐感觉直接快速地传递给阅读者的同时，仍旧对现实世象及本质提供了一种另类的观照和思考。人们由此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抹平“体裁”的写作模式在发挥冲破边界、填平鸿沟等功能之后，也的确还能够平面化地反映出某些社会文化的“焦虑”。

非常明显，作为一种通俗文化符号及媒介表征，网络“无厘头”文化试图在一个被网络、影像媒介浸透了的后现代社会中达成某种文化的妥协、沟通与理解。哈桑认为，后现代文化的不确定性、零散性、非原则性、无深度性、卑琐性、无主题性、反讽、种类混杂、狂欢、行动参与、形式主义、内在性、题材复制、模仿拼凑的“副文学”（para literature）等特点与现象，构成了一种非常奇异的“大杂烩”文化形态。其中，“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同一与差异都处在交互含混状态之中。故而，在消费社会艺术与文化的差别崩溃之后，当文艺的外表风格、某种嬉皮玩笑方式处于支配地位之时，80后、90后的“无厘头”话语的网络传播，通过玩弄后现代各式“大杂烩”的风格、模拟与形式而达成了“艺术”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