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网络一代传播方式产生的时代背景

产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网络技术，从起步伊始到最终拥抱世界进入主流社会，其间始终伴随着一种若隐若现的文化运动。称其为“运动”，或许显得带有几分中国式思维的色彩。但那些当年活跃于大学研究机构的美国科学家们，以及那些年轻且富有胆识的大学生们所致力的一个共同目标——逐渐脱离与军事策略和超级计算机的关联，摆脱某种超级控制，使互联网成为具有自主性的活动，则明显地带有人类的文化建设意义。滥觞于美国的“电脑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与“黑客”（hackers）可视为例证。在文化传统渊源上，它们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运动有关，其内在精神显然具有突破传统文化认同，进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的力量指向。同理，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网络以及基于网络平台上的新媒体技术，开启了既属于世界也属于中国的网络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俨然成为改变中国、推动社会变迁最强有力的新力量之一，它甚至标志着一次飞跃，一次丝毫不逊于20世纪推动古老中国变革的巨大飞跃。理清其脉络，揭示其精神，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透彻地认识网络一代传播方式，并揭示其独特的时代背景与不凡的文化建设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

一、网络传播造就新的社会生存空间

21世纪最重要的特征是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而确立上述特征的一个基础就在于人类传播方式的改变。网络传播以动摇传统固定空间领域为前提，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在今天中国表现突出。一个开放而多边的网络，正在形成一个既虚拟又现实、双向互动的全新社会生存空间，即网络社会。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群体，因为在这个迅速壮大的人群中已经矗立起了一个与现实社会相对的网络空间。这就是7.1亿的网民。网络指针的不断攀升与中国大陆的经济指标一样，令世界瞠目结舌，而数字背后更有无数个令人吃惊的变化。当年中国报业先锋《南方都市报》一篇社论的题目具有某种先知的意味：“网络改变了中国，还是复制了中国?”中国快速增长的网民数字，不但表明网络的快速普及，而且表明中国走向现代性社会的迅疾速度。当网络技术向社会更为广泛的百姓大众普及之时，无数个网民接受网络的实践行为，就已经日益构成一种社会性的变革行为。荷兰文化学者约斯·德·穆尔就对此种现象提示道：“赛博空间不仅重构了我们的政治、艺术、宗教和科学领域，而且还依次设置了那些相互迥异的空间。”此处的“赛博空间”即指网络空间。回到《南方都市报》社论的那个题目，改变与复制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向运动的“互动”过程，网络传播甚至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自身，使他们以新的传播方式去沟通世界。假如我们再次回到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著名的“种族、时代、环境”三个视角来看网络传播所导致的结果，或许可以带来更多的联想：网络改变了一个拥有古老传统的种族?网络改变了处于全球化包围的中国时代?网络改变了一个东方大陆国家的生活环境?当联想铺就思路，一切皆有可能。

还有一个现象可引为新社会空间造就的有力例证，那就是网民的年轻化。我们在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就已着力于这方面的探讨，《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再次证明了网民年轻化的趋势有增无减。新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所有网民中80后与90后成为最大网民群体，年轻人几乎占了中国网民的绝大部分。网络传播使中国人“代际差异”凸显。我们在对80后、90后的研究中，将他们称为“网络一代”。青年代表未来，网络一代所生存的网络空间，显然也就因此具有了富有内涵的社会变迁的意义。对他们而言，“网络与其说是一个传播的工具和平台，不如说是……一种生命的空间，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青年亚文化在“代际差异”中的凸现，恰恰是新社会生存空间诞生的有力佐证，网络社区、网络文学、网络艺术等诸多由此生成的新型传播方式，都可以看出以“虚拟社区圈子”的价值认同替代原有价值认同的现象。其表现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对错与否，难以一言论定。有一点无可置疑，那就是这些多少带有叛逆的网络青年在改写他们形象、语言、行为、符号的同时，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人生，也改变了传播的景象，共同构成具有解构与生成双重意义的新的传播空间，这是“秀”的空间、“酷”的时刻、“雷”的时空。

而一切其实又都维系于新的网络传播方式，引起技术→行为→文化方式→文化空间的变化，一切都在呼之欲出的实现中，水到渠成。旧媒体/新媒体、旧空间/新空间、现实空间/虚拟空间，以上诸多对立项之间的关系，难道不可以由上述水到渠成的流程中看出端倪吗?

二、新的文化冲突催生新的传播方式

文化学者告诉我们：一种社会变迁的出现，常常与文化认同的分歧有关，而此认同上的不同意见，直接后果就是不可避免地引起文化冲突。冲突意味着对峙的传统与非传统双方力量的存在，也意味着新的文化冲突将诞生新的传播方式，新的传播方式体现新的文化冲突。网络传播方式中的文化冲突比较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精英与草根的对峙与交流；主流与非主流的冲突与融合；边缘与另类之间的张扬与生长；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的抵触与妥协。

“草根”一词在中国学术界出现，并成为媒体高频使用且至今不衰的“热点词”和“时髦词”，恰恰与网络传播有关。网络传播仿佛一个巨大而快速的播种机，将无数“草根”的种子疾速如风地撒播到整个网络，原本只属于社会管理者与文化精英的权力广场，被无数个自我感觉良好、处于活跃乃至兴奋状态的“草根”所涉足。他们激情四射，他们日夜狂欢，无论在气势与力量上都逐步达到与精英对峙的地位。他们与精英对峙的背后，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权力的争夺。海外著名华裔学者李欧梵颇有先见之明，早在十年前就已敏锐地察觉到：“网络是否会变成争夺文化霸权的空间?或是可以构成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十年后的今天，可明显看出文化霸权的争夺不但已经开始，而且冲突不断，广大“草根”自由表达的强烈愿望甚至时时在网络里占了上风。

精英与“草根”的冲突，实质上也代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冲突。精英与国家意识形态合谋，且被视为知识与传统的合法承继者，而活跃于网络空间、利用网络传播表达自我的“草根”网民，在传统的媒体，如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中难有表达的空间，“宏大叙事”中时常有意筛去“草根”的声音，并在一种主流媒体垄断中无视非主流的欲望。网络的“零门槛”进入与交互式共享，为抹平社会现实中人际差别的鸿沟，以及为上网者自由地宣泄自我提供了可能。考虑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日常生活的伦理性、老人社会长者的权威性、强调集体主义抑制个体的文化惯性，我们就不难感受“网络狂欢”的意义，以及建立在这种充分宣泄基础之上的种种非主流文化现象。就像几乎所有网络艺术形式都强烈地表明了对传统艺术的某种解构倾向一样，网络上的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也同样形成一种解构式的冲击。可以赋予文化反拨意义的行为恰好可从以下同为网络而生的一组具有对峙关系的词组中间加以体会：主流/非主流、精英/草根、传统/现代、经典/非经典、庙堂/民间、霸权/多元、中心/边缘、东方/西方、都市/乡村、公共/私人等。

体会了上述词组之间的对峙关系及其文化背景，我们或许可以用一种较为平和与宽容的心态来面对网络传播中出现的“边缘”与“另类”的文化现象。从前几年风靡网络的“恶搞”视频到90后的“火星文”再到如今微博中的“搞笑卖萌”，“边缘”文化以另类的形式借助网络一角日见茂盛，同时也与主流文化屡现冲突。80后、90后网络一代有着不屈不挠的“恶搞”与“无厘头”精神，他们的劲头来自何方?

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抵触与妥协，同样值得一提。每年“世界阅读日”社会各界的调查报告都在展示中国大陆民众的阅读状况，数据表明国民阅读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缓慢的衰退期。2014年4月21日，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表明：从国民对各类出版物阅读量的考察看，2013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77本，与2012年的4.39本相比增加了0.38本。人均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别为70.85期（份）和5.51期（份），与2012年相比，报纸和期刊的阅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人均报纸阅读量较2012年的77.20期（份）下降了6.35期（份），期刊的人均阅读量比2012年的6.56期（份）下降了1.05期（份）。从中可得到清晰结论：21世纪以来，国民阅读衰退步伐进一步加快。阅读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媒介的出现，图像替换文字，读屏替代读书，电子书的阅读量逐年上升。2013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人均阅读电子书2.48本，比2012年的2.35本增加了0.13本。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光盘阅读等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超过半数，且92.6%的读者为18岁至49岁的中青年群体。

简言之，印刷文化遭到视觉文化的重创，其背后隐含着一种媒介文化的冲突。什么样的冲突呢？在学者看来：“读小说是工业时代（甚至是农业时代）的发明，因此，慢、重、深就成为文学阅读的基本特征了；看电视、网上冲浪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于是，快、轻、浅就成为‘读图时代’的重要表征。这样，媒介文化的冲突或可进一步表述为快与慢、轻与重、浅与深之间的矛盾。”站在维护经典（多为印刷文化）、保守传统（多为工业、农业时代的产物）的立场上，精英的扬抑褒贬显而易见，也可理解。但两相比较，无论毁誉，都表明着一种文化冲突的存在。由此媒介变迁背景之衬托，我们更加明晰地看到网络传播的性质所在——一种富有异己、颠覆、对抗、反拨色彩的行为，一种推动文化变迁的“正在进行时”的力量。

三、网络传播推进社会政治变革

网络传播推进社会政治变革的重要途径，在于冲击和改变了当代中国的舆论环境。在20世纪，西方学术界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大众传播的议题设置”与“沉默的螺旋”传播学理论，前者意在表明媒体天然具有某种引导性，后者则揭示了大众在媒体面前的某种盲从性。假如参照这些理论，考察网络时代前后的中国舆论环境，不难看到新的社会变革突出地表现在民意对政治的意见表达上。传统媒体不可置疑的议题设置，被网民不断改写；传统社会仿佛命定的“沉默的螺旋”，被网民的亢奋热议所替代。在一个高度媒介化和网络化的社会中，信息有时会成为信息炸弹（information bomb）。这种信息炸弹的影响是惊人的，从历年的一系列网络事件可看到网民在反腐、民主化进程、社会公益等方面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视。

这个以青年为主体的网民群体，不但已经成为“新社会阶层”人群，而且通过新的传播方式一跃而为“新意见阶层”。美国《联机》杂志对新媒体传播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正是互联网自由共享的精神，解放了新一代网民的思想，培育了他们的人格独立与崇尚自我，土豆网的那句名言就十分形象：“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文化的变革最后都要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尽管我们的知识分子以启蒙为己任，著书立说，奔走呼号，试图沿着鲁迅的道路改变国民性，但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的努力似乎却没有网络那般奏效。我们惊奇地发现：网络传播裹挟着一种猛烈而神奇的力量——新媒介不但在不停发声，而且悄然改变着新一代的受众心理乃至文化性格。

媒介即信息，信息即影响，影响即改变社会。论及于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所提出的著名的“后喻文化”理论。这种明确长辈需要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玛格丽特·米德大胆与精彩之处在于她明确点明当下的时代属于“后喻文化”，即“青年文化”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启示在于，面对迅疾变化的全新时代，长辈经验正日渐丧失传承价值，反而晚辈比较能够应对社会瞬息万变，因此拥有与日俱增诠释生活的“话语权力”，并逐步由社会边缘走向主导地位。“代沟”所指向的代际差异，从来没有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像今天这样突出与明显。

也许，网络一代的传播方式可以体现这种变化，突出地彰显新一代网民的性格。传统权威所代表的庄严、持重、宏大、集体、中庸、规范，以及在这些基础上所搭建的平稳坚固的城堡被掏了一个小洞，中庸之道借由“恶搞精神”走向“酒神精神”,无拘无束、狂放不羁、抨击社会、展现自我，而且集体地进入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所提出的“狂欢生活”。这种与强调服从等级秩序、严肃禁欲的“日常生活”相异的“反面生活”，平等、自由、快乐、无拘无束，充满对权力、神圣的戏谑和不敬。应当承认，网络一代接受事物的敏感、洞察社会的深刻、展现自我的勇气、尊重个体差异与张扬自由的精神，都是传统中庸之道所欠缺的。借助网络空间，利用网络传播，无疑造就了中国历史“青年亚文化”表现最为鲜明突出也最具影响力的时期。

在看待当前中国社会现状时，我们试图用两种模型来深化认识。一是“同心圆”模型，简言之，就是以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为圆心，非主流文化为包围圈，另类文化为边缘。主流文化起稳定圆心的作用，而边缘与非主流始终保持一种指向主流的运动力量。当边缘由非主流渐渐融入主流之时，圆心得到新鲜血液的补充，同时新的非主流与另类文化又出现了。二是三种文化“缠绕共存”模型。国家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种文化相互缠绵，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国家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承继传统为己任的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是民间的、市场的、消费的、通俗的文化。三种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十分重要。以往我们看到的是重视国家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补整合，对大众文化却有着一向忽视的倾向。而在今天，网络成为精英与草根共享传播权力的世界。明乎于此，网络传播推进社会政治变革之力量，80后、90后在当下社会文化结构中之地位，也就理所当然被纳入视野，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