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水门事件

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一整天，我都是在巴哈马群岛的大珊瑚岛度过的，这是我的老朋友鲍勃·阿普拉纳尔普拥有的一个小岛。天气时阴时晴，不过我还是去游了一会泳和绕岛走了一圈。看岛人的妻子送我两件她专为我缝制的色彩鲜艳的衬衫。我同她的12岁的女儿聊了一会儿，这女孩让我看了她养的几只海龟。

6月17日星期六，我和大陆只通了一次电话，为了同霍尔德曼保持联系。我们谈了四分钟。我要他了解一下怎样能和约翰·康纳利联系上，因为他正在用35天的时间周游世界。我还关照霍尔德曼一定要在共和党竞选纲领上列入由联邦政府资助教区小学这一条。下午，我同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一道去划船。

6月18日星期天上午，雷博佐和我动身前往比斯坎岛。到家一进屋就闻到厨房里煮咖啡的香味，我进去倒了一杯。橱柜台面上有一份《迈阿密先驱报》，我把第一页扫了一眼。头条新闻是关于从越南撤军的消息，大字标题是“美国地面作战任务即将结束”。

这一版中间靠左边有一条小消息，标题是：“企图窃听民主党总部，几个迈阿密人在哥伦比亚特区被拘留。”

我略看了开头几段，有五个人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被捕，其中四个来自迈阿密。水门是华盛顿的一座时髦的大厦，作旅馆、办公室和公寓之用。这条消息说，五人中有一个自称以前是中央情报局雇员，其余的人中有三个原籍古巴。他们都戴了外科手术用的橡皮手套。听起来十分荒唐：戴着橡皮手套的古巴人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我当它是开玩笑，不加理会。我接着看了一下这一版下栏的一篇关于竞选运动的特写，标题是“麦戈文派打算如何取胜”。我把报纸放回台面上，去打了几个电话。

我往比斯坎岛旅馆通电话，找到了霍尔德曼；他和其他随行人员都住在那里。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要不要为高等教育法案举行签字仪式的问题。然后，我们转而谈到有关乔治·米尼的一些令人颇感兴趣的新闻——可能对1972年竞选活动有极大影响的新闻。米尼曾经对乔治·舒尔茨说，如果汉弗莱不能获得民主党提名，他也不会支持麦戈文。要是米尼——这意味着加入工会的大部分工人——持这种善意的中立态度，民主党各派间的传统联盟就将破裂，从而大大有利于我的竞选。

我给特里西娅和朱莉挂电话，她们祝我过一个愉快的“父亲节”。我还同帕特通了电话，她当时在洛杉矶，接连三天要参加好几个活动，先是在得克萨斯州，最后是在南达科他州。我又先后同艾尔·黑格和基辛格通了电话，当时基辛格正取道前往北京，在夏威夷过夜。下午，我还和查克·科尔森通话，同他讨论米尼的新的动态。然后，我到海里去游了很长时间。

下午6点刚过，我和在澳大利亚的约翰·康纳利通上了电话，听他得意地向我介绍这次旅行的情况。我又同科尔森通了话，简单地谈到我担心新闻界的大部分人也许会同情麦戈文。雷博佐过来同我共进晚餐，然后我们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后来，我给杰克·尼克劳斯挂电话，他刚在小石滩举行的美国高尔夫球锦标赛中得了冠军。我祝贺他取得胜利，并对那些在洞口绕了一圈又蹦出来的球表示惋惜。

我决定早点休息。上床前，我坐在书房里读了《胜利与悲剧》的最后几章。

星期一的天气特别好，风和日丽。我没有忙着先看晨报，而是直接到书房里去打电话。我接连同朱莉、特里西娅、罗斯·伍兹、艾尔·黑格和比利·格雷厄姆通话，还根本没有想到水门闯入事件。我还和查克·科尔森通了一次话；在我口授的日记里，有关这次通话的唯一记载是：我们详细分析了一次新的民意测验的结果，其内容包括对总统的领导能力有无信心一直到对经济的看法，门类繁多。我同霍尔德曼通了两次简短的电话，都是讨论当天的日程的，后来他过来同我谈了一个小时。我们讨论了乔治·华莱士成为第三党候选人的可能性、食品价格的上涨、任命一位新的礼宾司司长以及下周的日程安排等问题。我下午去划船，晚饭前作了长距离的散步。晚上7时48分，我乘“空军一号”飞回华盛顿。

回白宫以后，我深夜补记了一下日记。在大量记述周末的天气、对休息的好处发表的感想等之外，我在日记里第一次提到了水门事件。

日记

我几乎打定主意要在星期日晚上回去，但是飓风在邻近地区刮过，风力很强，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出门所遇到的困难不是太大，路上也会感到很不舒服。

第二天风已经平息了，天气极好。事实上，这是六个好天——包括两星期前从莫斯科回来后的三天和最近三天——中最好的一天。我又多休息了一天，上下午都长时间地尽兴游泳，这使我觉得精神大振，其作用之大是我以前所没有体会到的。我决定今后碰到有休息的机会，务必设法连续占用三个整天，当然还总是要尽量找一个优美的地点，使我心旷神怡，并且天气最好是风和日丽。

我相信多运动是很重要的。今晚我不仅感觉休息得比较充分，而且整个人确实更加生气勃勃，格外急于想要把工作做完。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得到了休息，呼吸了新鲜空气，也进行了体育锻炼。以后我每天工作后回官邸以前，一定要滚半小时木球。这也许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归途中，我从鲍勃·霍尔德曼那里听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事件涉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工作人员。米切尔曾在电话里莫名其妙地叮嘱鲍勃不要卷进去，因此我对鲍勃说，我完全希望我们的人一个也不要卷进这一事件，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事情干得很蠢；第二，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想法在他们的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

鲍勃指出，乔蒂纳的一个私人侦探说过，麦戈文的一个助手曾告诉他，说他们已经在我们委员会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当然，这里的问题是要找一个通过宣传手段同公众有联系的人员，他将透露对方也干过这类事情的一些反面例证，以说明实际情况。看来并不是我们方面很笨拙地企图从民主党人那里非法获取情报。

我还劝鲍勃不要让科尔森和埃利希曼被这件事情困住，免得他们无暇处理其他事务。现在回头看来，科尔森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问题过问太多是个错误，因为这使他放下了其他看来更为重要的工作。也许解决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听其自然，不让我的全班人马经常吵吵闹闹地谈论那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也能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目前这件事情。

帕特今晚情绪甚佳，觉得她的南达科他州之行是成功的。她说州长表示发愁，因为我在该州的威信一直很高，而他今年却要以民主党人的身份进行竞选，心里感到七上八下。当然，如果候选人名单上是麦戈文，他的机会也许会多得多。

水门事件中被捕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雇员叫詹姆斯·麦科德。此人以前是中央情报局保安官员，现受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雇用，作为房屋、文件和人员方面的安全顾问。他的职责之一是使共和党人免遭他被发觉正在对民主党人所做的那种事情。霍尔德曼还听说从那些被捕人身上搜出现款——十多张100美元的钞票——显然是争取连任委员会给的。

由于麦科德与争取连任委员会的关系，他的被捕使水门闯入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拉里·奥布赖恩夸张地说：“这个窃听事件……提出了我在20多年政治活动中所遇到的关于政治过程是否诚实的最吓人的问题。”约翰·米切尔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表声明，说被捕者的行动不代表该委员会，也不是由它同意的，并说他本人对于麦科德牵连在内的报道感到惊愕。

我对水门事件的反应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如果说这也算是玩世不恭，那是因为我阅历过多所致。我从事政治活动多年，看惯了形形色色的事件，从肮脏诡计到选举舞弊，不一而足。对于一件政治窃听案，我委实不会义愤填膺。

拉里·奥布赖恩也许能装作惊骇万状，但他同我一样清楚，自发明从电话线上窃取情报以来，政治窃听几乎没有中断过。近在1970年，一名前阿德莱·史蒂文森竞选活动的成员公开说，他在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在肯尼迪组织的电话线上装了窃听器。林登·约翰逊认为肯尼迪家族曾对他搞过窃听；巴里·戈德华特说，有人窃听他1964年的竞选活动；埃德加·胡佛告诉我，1968年，约翰逊曾下令在我的竞选飞机里安装窃听器。这种行径也并不限于政界人士。1969年，全国广播公司一位节目制作人，由于在1968年民主党政纲委员会秘密会议上装了一具隐蔽的话筒，被判罚款和缓期徒刑。在水门闯入事件以后，窃听专家们马上就对《华盛顿邮报》说，这种做法“在过去历届选举中并不少见……同一政党的候选人互相窃听更是常事”。

事实上，我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信心有所动摇，主要并非由于企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一事是非法的，而是由于这种做法十分愚蠢，根本毫无意义。为什么？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干？为什么干得那么莽撞？为什么偏偏选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稍稍懂得一点政治活动的人都知道，一个全国委员会总部决不是可以刺探到有关竞选总统内部消息的地方。整个事情毫无意义，并且搞得很拙劣，几乎看起来像是事先故意做出的安排。可是，来龙去脉当然就追溯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头上。在星期日早晨，古巴人戴着做手术用的手套在民主党总部偷装窃听器的想法似乎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到了星期一晚上，这件事已成了竞选总统活动中随时可能爆发的问题。

6月20日星期二上午，即我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一天，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华盛顿邮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声称：白宫顾问与窃听人物有关联。文章说，根据“与调查此案关系密切的联邦官员”提供的消息，在民主党总部内逮住的人中有两个人的通信地址录上发现霍华德·亨特的名字。文章接着说，亨特是中央情报局前特工人员，1972年3月29日以前一直在白宫工作，充当查克·科尔森的顾问。提到科尔森的名字，使我大吃一惊。如果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受牵连，甚至像霍华德·亨特这样的前白宫低级职员卷了进去，问题都不大。然而科尔森是我的助手和顾问核心的成员，如果他也受牵连，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一向器重他办事干练，颇有魄力。这时我不知道他是否做得太过分了。

民主党人已经开始发动攻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诉讼，控告它侵犯私人秘密，违反民权，要求赔偿100万美元。这一讼案可以使他们的律师传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白宫的几乎全部人员出庭并宣誓作证。这样一来，他们表面上是查究在民主党总部安装窃听器一事，实际上可以对我们竞选活动的一切方面提出种种问题。正如《时代》周刊所说的，民主党人起诉的真正意图是“要在整个秋季使共和党人忙于应付法院，使案件为公众所瞩目，以破坏看来势不可当的共和党竞选活动”。在公开场合，民主党人对水门闯入事件义愤填膺，私下里他们却庆幸在大选之年交了意想不到的好运。

肯·克劳森，我们的通信联络副主任，在和《华盛顿邮报》编辑迪克·哈伍德吃午饭时，了解到我们即将面临的问题。克劳森来白宫工作以前，曾任《华盛顿邮报》记者。饭后他和几个旧同事闲谈。他听说，《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正在亲自指挥一支记者队伍，以便深入挖掘水门事件新闻。“我们免不了要遭受猛烈的围攻。”克劳森警告白宫班子成员。

星期二下午2点20分，科尔森来看我。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谈论报界怎样夸张他和亨特的关系，以便把他牵扯进这场丑闻。我们还讨论了谁泄露消息的问题。

科尔森说，霍尔德曼在“掌握全面”，并且，根据科尔森本人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处理得还算恰当。

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刻应对的问题是被捕的人会说些什么。我感到我们将禁受不起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指控或谴责——不管是真是假。我说，我听人家讲他们都是些“铁铮铮的硬汉”。我对科尔森说，根据我的理解，我们要把整个这件事情的责任归于“那个可笑的家伙”。我指的是麦科德，但科尔森显然认为我是指他的朋友霍华德·亨特。

科尔森马上为亨特辩护。他一再强调亨特精明老练，不会参与闯入水门这种外行人干的事情。我表示同意：如果我们了解得不够，也会认为整个事情是故意胡乱拼凑起来的。

科尔森说，他听到闯入事件后，曾认为这可能是古巴人自动组织的行动。谁都知道，流亡美国的古巴侨民都担心麦戈文会决定恢复与卡斯特罗的外交关系。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情绪激昂，他们完全可能想对民主党人进行窃听，以便获得有关这种意图的消息。

我略微思考了一下麦戈文，《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肯定会采取双重标准：对于埃尔斯伯格非法公布政府绝密文件，他们持默许态度；对于闯入一个政党总部而并未得手的这种比较小的事情，他们肯定会慷慨激昂、满腔义愤。我挖苦地建议，既然《纽约时报》由于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而获得普利策奖金，我们也可以照此办理，最好由谁发表一篇演说，强烈要求授予水门大厦闯入人员以同样的奖金。

我对科尔森谈了我的看法：我们对水门事件要听之任之，让古巴人去对付。

科尔森又谈起亨特。他说亨特的名字出现在被捕人员的通信地址录上，是世界上最合逻辑的事情。《晨报》已经指出，亨特当了20多年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并说所有被捕的人都与中央情报局有关。但是科尔森告诉我，他们的关系甚至还要深一些；亨特曾为猪湾登陆作战训练过古巴流亡分子。这个消息似乎更证实古巴人和水门事件有关。

科尔森说水门事件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仅仅由于新闻界和民主党人一定会大做文章，我们有忙于应付的危险。他说：“一般说来，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他们只是想发泄发泄。因为除此以外，他们找不到机会打击我们。”

接着他告诉我，《纽约时报》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在我访苏进行最高级会谈期间，这家报纸登过一则广告，要求因为我的越战政策而对我进行弹劾。我们对该报提出了正式控告，控诉它没有向出钱登广告的人要求提供必要的证件，因而违反了关于公布竞选资金的法律。我对我们能否从中得到政治上的好处持悲观态度。我知道，《纽约时报》是一定会用拖延手段来应付这场纠纷的。

在科尔森离开我办公室之前，我给他鼓了鼓气。“愚蠢透顶！”我说，“什么事情都破坏不了选举，什么事情都不会使选举发生多大变化……你现在注意这件该死的事情，但过不了多久，它就会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

主要问题是民主党人能够通过传讯作证，使水门一案始终引人注意。我们打算拖到大选之后再出庭作证，但能否办到，把握不大。可是，科尔森倒一点也不发愁。他说他乐意让白宫人员宣誓作证，因为“谁都和这件事情毫无干系……这一次你是会赞成让大家去作证的”。他说这番话时信心十足。我希望情况真是这样。

6月20日星期二，我两次接见鲍勃·霍尔德曼：上午从11时26分到12时45分，下午从4时35分到5时25分。关于上午谈话的内容，外人将永远不会完全知道，因为那次谈话的录音带就是有18分半钟空白的那一盘。这18分半钟时间内的有些谈话的内容可以根据霍尔德曼的笔记重新整理出来。根据这些笔记，我对水门闯入事件的第一批反应中的一项是发出指示，要定期检查我的行政大楼办公室，确保无人对我进行窃听。那些反应还表明我对水门事件的政治后果十分关切，希望发动我们这方面的反攻来消除它的影响。

几小时以后，就在当天下午，我们又讨论了同一问题。这很能说明上午谈话中关于水门闯入事件可能讨论到的其他内容。我的习惯是要对问题反复讨论多次，在一般情况下参加讨论的人员不变，我的措辞往往也几乎完全相同。我就是用这种办法在做出决定之前尽量详细了解所提供的资料，听取建议，并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来考虑形势的。关于水门闯入事件，我相信我们上午11时26分谈到的问题同5个小时以后下午4时35分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我们的各级人员中是否有人已经把我们卷入这样一种令人为难的局面，如果调查和作证的程序采用各种可能采用的手段广为罗织，那就会给民主党人提供机会，在竞选运动中大做文章。

在下午商谈中，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约翰·米切尔事先并不知道闯入计划，我表示同意。首先，米切尔非常精明强干，决不会参与任何这样的事情。我说米切尔对此一定感到意外。霍尔德曼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不过他觉得被捕的那些人应当是相当能干的一伙，他们一直在进行与竞选运动有关的其他工作。

霍尔德曼告诉我，他听到过发生闯入事件的可能存在的原因。那些被捕的人显然是进去修理某种早已安装但运转不正常的电子设备，并且要把他们在里面发现的一切东西拍成照片。后来他提到，他们还想发现一些关于民主党财务方面的情报。

在随后的几星期和几个月内，我听到其他许多说法，解释为什么要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进行窃听。一种说法是这些人想证实一项消息，即民主党人正在策划印刷伪造的候选人名单，以便分发给游行示威的群众，借以破坏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另一种说法是他们打算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非法掌握的机密文件拍成照片。我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因为我多次问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窃听？

在我们那天下午的谈话中，霍尔德曼匆匆地谈了一下他那天收集到的其他一些消息。据他了解，麦科德将交代说他当时是与古巴人合作的，而古巴人则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动机，一直在搞窃听。霍尔德曼告诉我，霍华德·亨特不是已经销声匿迹，便是正要销声匿迹，不过如有需要，他还是会回来的。霍尔德曼表示，可以根据亨特和古巴人的关系来解释他的名字为什么会在他们的通信地址录上出现；他同科尔森一样告诉我，亨特在中央情报局供职期间与猪湾事件有牵连；事实上，霍尔德曼了解到有一个古巴人还是那次登陆作战中亨特的副手。霍尔德曼说，我们的人员正在努力使这一事件和古巴人的民族主义动机联系起来。当然，问题是现在通过亨特这条线索，外界正在发现这事件同科尔森和白宫有关。报纸已经报道亨特在白宫从事有关国际贩毒情报和文件销密工作。霍尔德曼说，他并不确切知道亨特还干过其他什么工作，只知道他的工作是根据他过去在情报部门的经验安排的。但他在后来的谈话中提到亨特曾参与“吴庭艳事件”——我们努力揭露肯尼迪总统卷入1963年对吴庭艳实行政变的那件事——那次政变结果使吴庭艳被杀。我想起科尔森也曾提到亨特的情报工作经历。

霍尔德曼说，就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情报活动而言，我们大家——包括科尔森在内——都知道有些工作在进行。但是他认为，科尔森尽管同亨特有联系，但并不确切知道正在进行的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的计划。我说我认为他是知道的，但我又说这不过是事后的一点认识罢了。然而，霍尔德曼后来在谈话中甚至更加竭力劝我对科尔森消除疑虑。他说，经过调查，他可以肯定科尔森与水门事件无关。

霍尔德曼报告说，我在白宫的各个办公室和行政大楼办公室他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器。当然他提醒我，我们有自己的录音系统。

霍尔德曼说，这一切简直像是一场噩梦，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我表示同意。他说，幸而米切尔和这件事隔着好几层——但或许这是我们的不幸，因为如果他不是高高在上，这件事情也许决不会发生。然而，总存在着偶然的迹象的问题，看来对方还在千方百计地想把米切尔也牵连进去。霍尔德曼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我们最好是满口承认，就说我们正在监视民主党人，我们聘请麦科德经办这件事，因为我们惊恐欲绝，深怕有个疯子会当上总统，把我们的国家出卖给共产党人！

我问霍尔德曼，霍华德·亨特是怎么陷入水门事件的。他说，在闯入水门的那天晚上，亨特在水门大厦对面的旅馆里等着，要在他的房间里监听那些窃听器。然而，霍尔德曼无论对亨特和麦科德的关系，还是麦科德和古巴人的关系，都不太清楚。

我对亨特的名字怎么出现，还是闹不明白；霍尔德曼又把通信地址录的事情简单地讲了一遍。他还告诉我，有个古巴人有一张亨特的支票，大约6.9美元，是付给亨特的城郊俱乐部的。

我表示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巴人、麦科德、亨特互有牵连，正好说明这实际上是古巴人的行动。无论如何，用古巴人来解释水门闯入事件对我们有两点好处：既能使我们不因暴露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牵连而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又能使人注意到美国的古巴侨民为麦戈文对卡斯特罗的幼稚无知的政策担忧，从而削弱民主党人的力量。

霍尔德曼在谈话中还顺便提到窃听电话的问题，以及对“利迪预算”的关切。然后他又回到民主党人要求我们作证的问题，他说这显然是我们最棘手的事情。我表示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是从何产生的。在我们快要结束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时，我对他说：“不值得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

6月20日，忙了一整天。我和埃利希曼花了一个小时讨论用校车接送学童和其他内政问题；打了几个电话给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同艾尔·黑格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就水门事件来说，我当晚走回官邸时充满了信心。我过去主要的顾虑是担心白宫有人牵连进去，而在这一点上，科尔森和霍尔德曼都再三叫我消除疑虑。霍尔德曼还保证米切尔同水门事件毫无关系。我得到了这些保证，准备进行反攻。

当晚，我打电话给约翰·米切尔。我们谈了大约4分钟，后来在夜里我把他的话简略地写进日记本：“他非常恼火，因为他委员会的属员里居然有人搞那样的活动，他只后悔没有更有效地管束好他组织里的所有人员……”

在电话里，听起来整个这件事情使米切尔深感困恼，因此，我就更加相信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电话里也听得出他完全精疲力竭了。

同米切尔谈话以后，我打电话给霍尔德曼。那天下午当他和科尔森都提到猪湾事件时，他们触发了我的一些考虑，现在我向他讲到我就水门事件怎样与公众联系问题的新看法。我提出建议，如果拿古巴人的活动来解释闯入事件确实能够为一般人所接受，我就要打电话给雷博佐，叫他把迈阿密的反麦戈文的古巴人动员起来，公开为他们被捕的同胞募集保释金，并通过新闻报道工具大肆宣传一下。如果他们能够借此使人回想起民主党人对猪湾事件处理得多么愚蠢可笑，并进而攻击麦戈文的外交政策思想，我们也许甚至能够使水门事件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那天晚上我在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将近晚上11时30分。我花了一些时间补写日记。记完白天的事情以后，我在结尾这样写道：“我感到我今天的精神比几个月来愉快得多——轻松自如，然而能够把工作做得比平时多，而且干劲十足，远非寻常可比。”

水门事件是令人烦恼的，但在许多问题中，它只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罢了。

在6月21日星期三上午的谈话里，霍尔德曼告诉我，“干这件事的家伙”是戈登·利迪，我问他利迪是谁，他说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委员会顾问。我说，我以为闯入事件应由麦科德负责。这时霍尔德曼说，不是他而是利迪。我们并不知道麦科德的立场，但大家似乎都认为他是会守口如瓶的。

埃利希曼主张让利迪坦白；他可以说，他是为了要当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英雄才这么干的。这有几点好处：能够结束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限制他们在与诉讼有关的作证方面进行非法调查的能力；使低级人员认罪，避免归罪于高级人员，借以转移新闻界和政界的一些攻击；最后，既然所有被捕的人都认为利迪是负责人，他一旦认罪，他们的任何其他想法便将无足轻重，因为一切都会归结到利迪身上。之后，霍尔德曼说，我们的人员就可以上诉请求宽大，理由是利迪是个侦探小说看得太多而误入歧途的可怜小伙子。

我说，这到底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事实上，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同意齐格勒所说的这是一桩“三流盗窃案”的声明，我会表示异议，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三流企图盗窃案”。霍尔德曼说，律师们都认为如果利迪和被捕的人对所犯的罪行提出抗辩，他们只会得到罚款和缓期徒刑的判决，因为他们显然都是初犯。

我表示赞成埃利希曼的计划。我们必须认定真相迟早总会大白天下，所以如果利迪是主谋，他就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我说，我唯一的顾虑是这种做法会不会连累约翰·米切尔——如果是那样，我认为我们就不能这么办。前一天霍尔德曼似乎很肯定，米切尔并无牵连。现在他却不大有把握了。他告诉过我，米切尔很关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会深入到什么地步，并认为应该有人马上去联邦调查局，使他们转变方向。霍尔德曼还说，埃利希曼担心米切尔可能会受到牵累。那天上午当霍尔德曼和米切尔谈话时，他几乎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米切尔避而不答；所以他不能确定对方是否有牵连。他指出，米切尔对埃利希曼的计划似乎有点不大放心，怕利迪不够坚定，也担心利迪确实受到压力时可能会出事。霍尔德曼说，无论如何，埃利希曼只是那天上午才形成他的计划，大家都要仔细考虑以后才会有所行动。

我还是相信米切尔是无辜的；我肯定他不会下令办这类事情。他精明强干，颇有见识，而且一向不屑在竞选时收集对方的情报。不过有两种令人烦恼的可能性：我也许估计错了，米切尔可能有所牵连；即使他实际上没有陷进去，如果我们不够谨慎小心，他也可能意外地受到连累，以致不管是我们还是他本人都无法说明事实真相。无论如何，我希望利迪不会把他扯进去。我说代人受过是常事。霍尔德曼说，我们能够照顾利迪。我也表示同意，认为我们可以帮他一下忙；如果有人想帮我在大选中获胜，我是愿意资助他的。

我从来没有亲自问过米切尔是否参与策划水门闯入事件，或者对此是否有所了解。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已公开否认过。我不会对他的话提出异议或质问；我觉得如果有什么事他认为我应该知道，他是会告诉我的。可是我猜想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事情，正如几个月后我强调指出的那种情况：“假如你打电话给米切尔……他说，不错，是我干的，”我对霍尔德曼说，“那我们有什么话可讲呢？”

那天上午，我们还谈到有关这个问题的白宫方面的情况。我说，由于亨特曾在科尔森手下工作过，我担心白宫将要受到我认为是十分严厉的责难。我再次问霍尔德曼，他是否认为科尔森有牵连。他说他深信科尔森没有牵连，如果连这一点也信不过，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可以信得过了。

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白宫真正的问题所在与水门闯入事件本身无关，可是他担心他所说的“其他牵累”——对水门闯入事件在审讯以前用种种非法手段进行的调查，可能会揭露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那些事情。因此，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乃是白宫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亨特曾为科尔森办过不少与水门事件无关的事，民主党人显然想一举获得那类法律证据并很可能把这些事情都暴露出来。我知道科尔森前几个月的主要工作是办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我问霍尔德曼，他指的是什么——文件销密还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他说，在调查该公司时，是亨特到丹佛去找迪塔·比尔德谈话的。如果亨特被传作证，显然还会有其他“零零碎碎的枝节问题”暴露出来。他还说，因此我们不应当过分为科尔森辩护，科尔森反应也不应当过分激烈：在窃听问题上他是清白无辜的，但在和亨特的其他关系方面，他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霍尔德曼说，由于亨特的政治关系，大家觉得他最好不要露面。他还说这是要去找联邦调查局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就目前来说，除通信地址录上有他的名字以外，没有别的问题能把他扯进这一案件。

在我们讨论结束时，我又谈到有关闯入事件的令人沮丧的局势。我对霍尔德曼说，这种事情民主党人似乎一直对我们干了多年，但他们从来没有被揪住。霍尔德曼同意我的说法，认为民主党人似乎总是容易脱身。他说新闻界对他们从来不像对我们这样穷追不舍。那天后来我还说，以后每逢民主党人指控我们窃听，我们就应当说他们在窃听我们，我们甚至可以自己装个窃听器，自己来发现它嘛！

那天下午在我看到科尔森的时候，我们谈起当天早上报纸对闯入事件的报道，也谈到麦戈文的竞选活动。想到预定明天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又谈到闯入事件，并且说，从最坏的方面来设想，我们至少可以有力地驳斥那种认为白宫牵连在内的说法。“这种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我说。我们谈了其他一些问题，接着又回到水门事件。我问科尔森，他对于让利迪承担责任以减少我们的损失的计划有什么看法。他说，他赞成任何一种可以减少损失并使我们摆脱困境的办法。但是他又说，他审慎地置身事外，以便能够真诚地宣誓说他一无所知。

科尔森又为他的朋友霍尔德·亨特辩护，称他为“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他无论如何不相信水门事件是亨特一手策划的。

6月22日星期四上午，我审阅了准备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用的情况介绍材料。齐格勒和布坎南曾写过一张便条给我，警告说各报记者急于将闯入事件闹大，他们会逼我发表言论，使事情轰动下去：“尼克松表示关切”或“尼克松要求调查”是他们采用的大标题。看来我在谈到闯入事件时必须掌握好分寸，太不关心和关心太多都会成为带来不利影响的新闻资料。我可说的话并不多。米切尔早已表示过，这类活动是不能被宽恕的，他对此感到吃惊；齐格勒也为科尔森发表声明，否认他有牵连。

我看见霍尔德曼时对他说，预料记者招待会上人们提出的有关水门事件的问题一定会集中于白宫有无牵连这一点上。我知道记者们势必会抓住我回答中的任何形容词或修饰词大做文章，所以我不如明确声明，白宫没有任何牵连。霍尔德曼说，就直接牵连而言，他认为白宫是绝对清白的。

他说，那天有关水门事件的消息都不坏。首先，民主党人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出的集体诉讼犯了一个法律上的错误。原来要审理这个案件的民主党法官换了一个共和党法官。当民主党的律师爱德华·贝纳特·威廉斯坚持要求立即办理宣誓作证时，法官说自己要过了周末再和他会见，讨论决定作证日期问题。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对霍华德·亨特作正式调查。我们知道他当时在事件发生的现场，但他们并不知道。霍尔德曼说，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决定要搞他，因此并不关心他的行踪。最后一个好消息，是联邦调查局查不出闯入的那伙人被捕那天晚上身边带着的几百美元现钞的来源。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钱是能把闯入事件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联系起来的另一条线索。联邦调查局只追查到迈阿密的一家银行，而霍尔德曼说，他们显然必须通过某个南美国家，才能查得水落石出。

因此，就6月22日来说，形势使我们至少有一些理由表示乐观。用古巴流亡者的政治动机来解释水门事件的说法仍然发生作用，确实混淆了视听。霍尔德曼说，还要继续大力宣扬有关古巴人的报道。他说，正是因为我们了解情况，所以我们总是倾向于在我们看到的问题中——别人看不到的部分——过多地加上自己的理解。

我说，主要的一点是，如果广播电视网认为他们找到了白宫或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些毛病，他们将怎样行动。古巴人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题目，但是我说，一旦广播电视网认为他们抓到了我们什么把柄，他们就会“闹个天翻地覆”。

霍尔德曼说，正在做出安排，让一些古巴侨民出面，说麦戈文使他们多么担惊受怕。他们还会宣布，被捕的人中有两个是民主党的正式党员。他说，甚至还考虑要叫利迪出国。联邦调查局现在没有追查他，万一他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关进监狱的一些人决定交代问题——他可以回来。霍尔德曼说，与此同时，麦科德要留在监狱里，注意其他人的动向。那天下午晚一些的时候，我叫罗恩·齐格勒到我的办公室来，问他我对窃听事件应该怎样表态。谈完以后，我还未取下眼镜，就望着他，问道：“当时你在那里吗？”

他那孩子气的脸上圆圆的眼睛一时睁得很大。“在出事地点？”他问，话都有些说不出来了。

“不，你在佛罗里达，对吗？”我说完以后放声大笑。

“总统先生，你是说我在水门大厦吗？”他又问一遍，也笑起来。

“哦，我告诉你吧。”我说，又加了一句：真该有人说被捕的人是为了获得普利策奖金才那么做的。

6月22日下午我出席记者招待会时，准备就水门事件讲两点：一、白宫里的任何人员与闯入事件毫无关系；二、我完全相信米切尔所说的他对此事一无所知的声明。在那天下午提出的17个问题中，只有一个涉及水门闯入事件，我的预料完全准确：

问：奥布赖恩先生说，在他总部安装窃听器的人和白宫有直接联系。你是否进行过任何调查，以确定这话是否真实。

答：齐格勒先生以及代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米切尔先生，已对这类问题作了极为详尽的解答。他们说明了我的见解，同时也确切地说明了事实真相。

像齐格勒先生所指出的，无论在我们的竞选过程中还是在我的政府工作中都不容有这类活动。诚如齐格勒先生所说的，白宫同这一具体事件没有任何关系。

现今就这个问题来说，正如应当做的那样，正由有关司法当局、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机关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我对那些问题不愿加以评论，特别是因为这可能涉及刑事诉讼。

1972年6月23日星期五，我同杰里·福特和黑尔·博格斯共进早餐，他们即将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饭后，我到椭圆形办公室，霍尔德曼的一名助手亚历克斯·巴特菲尔德拿来几份日常文件和材料。接着，霍尔德曼照例从容不迫地步入办公室，准备开始工作。

我们谈了当天下午基辛格从中国回来时的安排，又谈了和罗杰斯会商的打算。然后我们转过话锋，谈起霍尔德曼所说的“民主党闯入事件”。

上一天的好消息却变成坏消息了，我们重新谈到霍尔德曼所谓的“问题区”。他说，联邦调查局没有被控制住，因为代理局长帕特·格雷不知道如何控制；调查活动正在逐渐深入一些可能节外生枝的范围中去。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看来是完全能够把那些钞票的来源查究出来的。霍尔德曼说：“它向我们不希望它去调查的方面进行调查。”我的理解是，除非我们有办法限制调查的范围，否则就要直接查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头上，我们抑制对方扩大政治影响的计划就要落空。

霍尔德曼说，米切尔和约翰·迪安对于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主意。迪安是个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一直在司法部工作，1970年才继埃利希曼任白宫法律顾问。现在他负责了解和处理任何影响总统或白宫的法律问题。

据霍尔德曼说，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将军准备打电话给帕特·格雷，叫他“不要插手……这里的事。我们不希望你们再搞下去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一直有个协议，互不干涉对方的秘密行动。霍尔德曼说，沃尔特斯这种做法并不反常。他说，帕特·格雷想要限制调查，苦于没有理由；有了这个电话，他就有借口了。霍尔德曼说，这个办法会产生效果，因为负责此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早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央情报局与此事多少是有牵连的。

霍尔德曼说明，如果不采取行动，从搜到的钞票就会追查到这笔钱的捐助人，然后追究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我问，如果捐助人不肯配合调查，他们该说些什么呢——他们就该说是古巴人向他们募捐的。我问我们是否打算这样做。霍尔德曼说，如果他们赞成就这么办；不过，这就意味着以后一直要依靠越来越多的人了。如果找沃尔特斯呢，就可以不必那么办；要实行这个计划，只要白宫下个指示就行了。

我问霍尔德曼打算怎样进行，然后说，我们曾在很多事情上保护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很少亲自找我要求帮助或干预，但我记得，不到一年以前他显得满脸愁容，因为中央情报局有两个心怀不满的特工人员可能要出版一本书。赫尔姆斯曾问我肯不肯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法律行动，虽然这样做免不了引起“压制出版自由”的叫嚷。我对他说，我愿意支持。

我提到亨特；他参与过中央情报局很多较早的活动，包括猪湾事件。我提出一种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打交道的办法，可以对他们说：“要是你们把那个疮疤揭开，那就要产生一大堆问题了。”我叫霍尔德曼去传话，我们认为继续进行调查是有害的，这里暗指对古巴人、亨特、“许多与我们本身完全无关的愚蠢行为”的调查。

我又问他：“米切尔对这件事情是否多少知道一点儿？”提这个问题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了。

“我想是的。”霍尔德曼回答说，“他不一定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我想他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说，我相信他不会知道具体的做法——肯定只有利迪才知道。霍尔德曼猜想，要利迪获取情报的压力可能来自米切尔。

“好吧，很好，我都明白了，”我突然说，“我们不要事后猜测米切尔或其余的人。谢天谢地，只要不是科尔森就好了。”

霍尔德曼叫我放心，说联邦调查局找科尔森谈话以后作了结论，白宫与水门事件没有牵连；他们相信这是中央情报局干的。我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分析是否准确，不过我不想卷进去。

“你把他们找来商量一下。好吧，很好。”我在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时说。我叮嘱霍尔德曼“不要心慈手软”，因为民主党一向手辣，“我们现在也要这样”。

我们继续交换意见，又谈了其他一些事情：礼宾司司长的辞职、国会想在扩大国债极限的法案里附上有关增加社会保险津贴的内容、英镑贬值、新闻界对我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以及用校车接送学童上学的问题。接着我又谈起找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前来商量的想法。显然，霍华德·亨特提供了我们找赫尔姆斯商谈的最好理由。亨特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经历将使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有充分理由去找联邦调查局；亨特曾经参与策划猪湾事件，这一事实势必会对赫尔姆斯起更大的激发作用。

我又回想从前我派埃利希曼去找赫尔姆斯调阅中央情报局有关猪湾事件和吴庭艳暗杀案的档案材料的情景。我记得他很不愿意照办。尽管后来我亲自找他要档案，他交给我们的猪湾事件报告也还是残缺不全的。看来，霍华德·亨特将使我们有机会充分利用赫尔姆斯对猪湾事件的极端忌讳。中央情报局是否确实有充分理由干涉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我没有把握。但是从各种情况来看，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他们也许是有理由的。无论如何，通过霍华德·亨特，我们可以巧妙地暗示他们去那样办。如果中央情报局能使联邦调查局放过亨特，他们就使我所担心的白宫在水门事件中的唯一弱点不致暴露——我指的不是闯入事件，而是亨特为科尔森进行的政治活动。

我关心霍尔德曼是否能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我不要他对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采取高压手段，也不要他去撒谎，说我们没有牵连。我希望他摆明情况，使他们自告奋勇，主动去找联邦调查局。我关照霍尔德曼这样去说，我认为这件事情会揭露整个猪湾事件——说那完全是一出错误很多的喜剧，他们应该去找联邦调查局，告诉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不应该再追究下去。

同霍尔德曼这样谈了半个小时以后，我召开了一次90分钟的会议，研究经济问题，接着又主持了几个简短的礼仪性会议。事后我又打电话把霍尔德曼叫来。我要他明白，我不想对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甚或联邦调查局隐瞒亨特同水门事件有牵连的问题；事实上，我说他应当对他们开诚布公，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亨特同水门事件有牵连。但接着他应当指出，古巴人卷入了水门事件，这可能对中央情报局或亨特不利；由此还可能重新引起关于猪湾事件的争论，这对中央情报局、对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都绝无好处。我也不想使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认为我们的关心是政治性的——实际上当然是政治性的。然而，我又不希望霍尔德曼把我们的关心说得太轻描淡写，使他们真的曲解成非政治性的。他只应该说，我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亨特卷了进去”。

那天下午，当霍尔德曼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商谈回来时，他说他开头没有提到亨特。他只是简单地说明联邦调查局所追究的线索很可能有损中央情报局和政府。赫尔姆斯自动提供情报说，他确实接到过帕特·格雷的电话，对方表示担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已经接触到中央情报局的一项行动。赫尔姆斯当时告诉格雷，中央情报局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格雷肯定地说，在他看来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霍尔德曼说，他接着指出，问题是这件事情会追溯到猪湾事件以及一些同水门事件毫无关系但和当事人有接触或有联系的人。这时候他才提到亨特。赫尔姆斯心领神会，说他乐于帮忙，但想知道理由。霍尔德曼说，他明确地向赫尔姆斯指出，他不打算了解具体情况，只想知道个大概。最后决定由沃尔特斯去找格雷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的干预看来很快就起了作用。对我来说，我们从此可以不再为水门事件发愁了。

在6月的最后几天里，我在讨论水门闯入事件时，对于始终看不到有解决这个案件并使它不再引起公众注意的趋势而表示生气。如果案件不解决，新闻界和民主党人还会继续拿它来攻击我们。6月26日我问霍尔德曼，是否有办法让那些有牵连的人服罪，从而使白宫能够撂下这个案件，免得总是受着威胁。我问他，谁在为我们注意动态。他告诉我，这件事由约翰·迪安、约翰·米切尔和其他一些人负责。

霍尔德曼说，服罪要等起诉以后，由于联邦调查局还在继续调查并不断发现新的问题，起诉推迟了。不过，他说，我们可以希望我们已经渡过了难关。霍尔德曼后来又说，问题之一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还曾叫那些参与水门大厦窃听活动的人干了其他一般性的情报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不然，他说，我们可以设法把他们放走，使他们销声匿迹。霍尔德曼说，他不知道其他工作的具体内容。

虽然我担心米切尔容易受到攻击，尽管我和别人一样偶尔怀疑他在水门事件里有很多牵连，我基本上仍然相信他是无辜的。我认为他对竞选活动的一般情报工作有所了解，但对安装窃听器这个具体活动却并不清楚。

6月28日，我对霍尔德曼说，据我了解，米切尔对安装窃听器的事情并不明确知道。霍尔德曼也认为这种判断是正确的。第二天，我说我总觉得大概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下层工作人员曾对米切尔说过他们正在设法搞情报。这在竞选双方中都是通常的政治活动。米切尔大概以为他们是说要打进对方组织安插一个内线，所以就回答说：“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谁知道，他们竟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安装窃听器了。

6月30日星期五上午，报上登出一篇不说明来源的新闻，说霍华德·亨特在白宫的保险柜已经被打开，交给联邦调查局的材料中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建筑平面图、电话线路窃听设备和一只手抢。齐格勒马上进行核实，发现确有一只未上膛的手枪，但并没有什么建筑平面图。所谓电话线路窃听设备，是一部步话机。霍尔德曼说，保险柜里的其他一些东西已由联邦调查局高级人员慎重处理。我问，有人告诉我，亨特在几个月里并没有实际干什么顾问工作，那他怎么会在白宫有保险柜呢。霍尔德曼说，他就是把东西留了下来。他还说，事情实在荒唐已极，使迪安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我们所要对付的是一个双面特务，他故意使我们的计划失败。否则就实在太难解释了。

我感到惊奇，因为这条消息说明，联邦调查局还在追查亨特。我本来以为霍尔德曼同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商谈以后，联邦调查局就会放过他了。霍尔德曼说，帕特·格雷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完成他的任务。设在司法部的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追得很紧，使他们很难缩小调查范围。我说，沃尔特斯应该也去找司法部的官员。

有关亨特保险柜的消息，使我担心在安装窃听器的计划中科尔森可能同亨特有关系。可是霍尔德曼再次说，科尔森已把“事实真相”告诉了联邦调查局——他只在同窃听一案毫无关系的事情上与亨特合作过。

霍尔德曼前一天告诉我，由于利迪拒绝和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谈话，他已被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开除；利迪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也同意这样做。我又问霍尔德曼，他认为米切尔是否事先知道利迪的窃听计划。霍尔德曼说，他认为米切尔并不确切知道，不过他说，他认为利迪曾经为米切尔进行过一般的情报活动和反情报活动。我说，这种活动在竞选运动中不足为奇。

接着霍尔德曼告诉我，戈登·利迪曾在白宫工作过，在埃利希曼的国内事务委员会为巴德·格罗研究毒品问题。他不能肯定，究竟是只有亨特还是也有利迪参加过对五角大楼文件的调查工作。我说，这些工作完全是合法的。于是，我们就讨论别的问题了。

那天晚一些的时候，霍尔德曼还对我谈了处理水门问题的最新打算。利迪将要写一份“情况说明”，把一切不大明确的头绪联系起来：他将承担策划水门行动的全部责任，强调没有经过上级授权。至于他活动的经费问题，他将说明是通过兑换一张本该退还捐款人的支票得来的。我问为什么利迪事实上获得了这张竞选活动支票。霍尔德曼说，显然是叫他在墨西哥把支票兑成现金，他照办了，不过他接着多走了一步，把这笔钱用于自己的秘密行动。霍尔德曼说，他们还没有想好如何解释亨特牵涉在内的问题。

我告诉霍尔德曼，我确实认为米切尔说的是实话——他一无所知。他同意我的看法，米切尔也许下令收集情报，但是不知道会去安装窃听器。

我表示希望在解释闯入事件的起因时，仍保留一些有关古巴人动机的说法。我说这有几分是真实的——否则，古巴人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我再三催促霍尔德曼要赶快进行。我们应该少受损害，“了结这件倒霉的事情”。

我特别关心科尔森不要被牵连进去，但如果调查工作以审讯前没完没了的盘问方式继续下去，那他势必要受牵连。然而，霍尔德曼说，问题不仅局限于科尔森，因为亨特和利迪同克罗有关系，而他们又都同埃利希曼和他的助手戴维·扬有关系。

我回答说，如果这种关系是因为我们调查五角大楼文件而产生的，那就没有问题。霍尔德曼说，调查本身——他称之为“步骤”——就是问题。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仍说问题就在于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我不再追问，但我反复强调说明，据我看来这完全算不了什么问题。

我又想起利迪。以前我曾问起他的家庭情况。霍尔德曼说，他家里有什么需要，我们都会照顾的。他还大胆建议，如果利迪被判长期徒刑——同以往这类案例相比，长期徒刑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可以小心地等待一个时期，然后在大选以后对他采取假释或者赦免的办法。我表示同意。

在谈话快结束时，我又谈到利迪坦白交代的问题，希望早日办完了事。这事会涉及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那是我所不希望的。但这不会削弱我们在竞选运动中的力量；当年博比·贝克丑闻都没有影响到约翰逊的选票差额。“没法捂盖子。”我对霍尔德曼说，还说最好是叫负责的人出来承担罪名。我说：“这不过是件荒唐可笑的糊涂事。”

在我离开华盛顿到加利福尼亚去度过7月4日那一周之前不久，我和科尔森又谈到新闻界对水门闯入事件的夸大其词的报道。在十分气恼之下，我说如果有人闯入我们的总部大肆破坏，那就有办法了——那时我们就可以发动反攻了。科尔森表示同意，并指出我们确实丢失过一些竞选档案。我再次强调，渴望能够摆脱这个闯入事件的精神负担，因为要是拖延下去，就会造成一种仿佛是白宫下令安装窃听器和探听情报的印象。我说，博比·肯尼迪倒确实做过这种事情，可是只要让人有我们做过这种事情的印象，我们就会受不了啦。

我从6月21日到30日的日记，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是关于外交政策、国内问题、竞选计划以及我个人和家属对一些事情的看法。6月30日，在我到加利福尼亚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口述了我们对水门事件所持立场的简单看法：

日记

水门事件的主要问题只是让负有责任的人承认所发生的事情，从而使它告一段落。我当然感到满意，因为白宫人员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或赞许这样的活动，同时因为米切尔也对此毫无所知。

正是在1972年6月底7月初的那些日子里，我开始迈出了最初几步，走上了终于导致我结束总统生活的道路。我没有阻止人们编造各种解释水门闯入事件的说法，我赞成尽力促使中央情报局去干涉和限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后来，很多人以为我在这一时期的动静是大量有意识的掩盖活动的一部分。我却不是抱这样的看法。我是用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来处理一个我认为是讨厌的、纯属政治性质的问题的。我寻求一种解决水门事件的办法，以减少对我、我的朋友以及我的竞选活动所造成的损害，同时又尽量不使我的政治对手从中得到好处。我认为水门事件纯粹是党派之间的政治活动。我们的手段要狠辣一些。我深信这正是对方本来也想使用的办法。

我原来很想如实叙述那几天的情况：在总统一天忙到晚的公务中，关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重要不重要、有意思没意思的问题的谈话、讨论和决策往往占去好几个小时，而花在讨论水门事件上的时间只有三四十分钟，并且还是分散穿插进行的。但是，为了做到简单明了，只好牺牲事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把若干复杂的方面压缩成容易理解的一个方面。在水门闯入事件发生后的一周内，与此有关的一切讨论充其量不过是我在办公室和家里工作时所花费的超过75小时中的极小一部分。我有时候这样想，如果我们当时多费些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会处理得高明一些。

玛莎·米切尔以其搔首弄姿、自得其乐的神态表现出她的活泼和美丽。她举止轻佻、骄纵成性，无论走到哪里都必然十分引人注目。我初次和她见面时，认为她也许就像她后来自我形容的那样，是“那个可怜人唯一感到乐趣的人儿”。那个可怜人就是她的丈夫，他处处留心保护她，对她那种荒唐可笑的行动报以微笑，并且好像从来不让任何事情扰乱他外表的平静。

大选以后，我曾邀请米切尔前来华盛顿任司法部部长，他谢绝了，这时我相信他对玛莎的关心是他不想出山的根本原因。最后我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提出来同他讨论。我说，我认为华盛顿也许正是玛莎所需要的地方。他受人重视的显赫地位会使她产生信心，对她很有好处。米切尔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我的判断正误参半。玛莎在华盛顿像一片杜鹃花盛开怒放。她成为一个出色的新闻传播者，大家交口称赞她想什么就说什么的心直口快的脾气。不久她闻名全国。她那鲜明的独创精神使安排电视节目和募集党务基金的人纷纷找她帮忙。有一个时期，据盖洛普民意测验调查的结果，公认她是全国性人物的票数竟高达76%。选她的人既有确实赞成她的见解的、喜欢她直言不讳的，也有一些是知道她一定在给米切尔和我制造麻烦而幸灾乐祸的。我知道她不是总能完全控制自己，对此有时颇为担心。但这一点我从未向别人谈起，免得米切尔因她而在我面前感到不自在。

虽然玛莎在华盛顿有盛名，获得成功，她却仍然心烦意乱，常常为了自己无法理解或控制的情绪问题而苦恼和沮丧。早在1971年3月，贝比·雷博佐就曾私下告诉我，米切尔对玛莎越来越束手无策了。有一天在比斯坎岛，我问雷博佐，米切尔为什么还容忍她。他说，他也曾问过米切尔，米切尔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爱她。”

过去她就常常又哭又闹，歇斯底里大发作。现在出了水门事件，她就闹着要自杀。

由于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问题上受到攻击，米切尔已经心力交瘁。现在水门事件的公开宣扬又使他心烦意乱，而与此同时他还在尽力筹划总统竞选活动。在水门闯入事件发生后的两周内，玛莎又开始给新闻界打电话，说她已经向丈夫提出最后通牒，要他立即摆脱政治活动，并硬说自己是个“政治囚徒”。她说：“我非常爱我丈夫，但我决不容忍所有那些正在进行的肮脏行径。”这就引起了人家对米切尔的更多猜疑。

“他对此已束手无策了。”霍尔德曼告诉我。比利·格雷厄姆打电话给罗斯·伍兹，问有没有他可以效劳的地方。但我们并未插手，因为我们知道米切尔会不满意的。他会说，这是他的问题，必须由他自己解决。只有一次在他情绪消沉的时候，他才一反常态，对霍尔德曼说了心里话：“你和总统都不知道我得花多少时间使她平静下来——你们也不知道这多么影响我搞竞选活动的精力啊。”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新闻界有些人存心利用了玛莎·米切尔。几个月以后，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她信口开河，说什么她有一本手册，其中详细记载着水门闯入事件的预定步骤，以及她本人了解全部细节等，原来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手法。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凡是和她有些接触的人都看得很明白，她情绪上有十分严重的问题。然而，很多记者怂恿她更趋于极端，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觉得这样做就能加强对米切尔的控制了。到6月底，我勉强开始考虑，势必得让米切尔退出竞选活动了。

我认为约翰·米切尔是我不多的几位知心朋友之一。我相信，1968年我当选总统，主要应归功于他当顾问的才干以及他作为竞选活动组织者的能力。我曾说，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才。这是我的由衷之言。一想到要失去他的帮助，我心里非常难受。再想到他要在接二连三的猛烈攻击和以搞臭他为目的的宣传中被迫辞职，更叫我痛心。无奈，他现在既要抵挡水门事件的宣传攻势，又要照料玛莎，那就势必无法专心从事关系重大的竞选工作了。

我不存幻想，决不认为水门事件将随着米切尔的离职而告结束。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事。6月26日，当我和霍尔德曼讨论这问题时，他大胆提出，解决水门事件的唯一办法是把责任直接推到米切尔身上。我说：“我宁可落选，也不能做这样的荒唐事。”

甚至当我刚想到米切尔只好辞职的时候，他自己也得出同一结论。从个人考虑，他知道没有其他办法，于是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向我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来给我们另出难题。6月29日，米切尔同霍尔德曼见面，告诉他玛莎的情况十分严重。她受不了水门事件引起的对他的批评，米切尔担心她可能会自戕。后来我问霍尔德曼，玛莎是否了解水门事件的问题所在，他作了否定的回答。然而，米切尔曾说玛莎很精明，她知道她的公开抱怨将使米切尔有理由利用辞职这个手段巧妙地退出论战第一线。

6月30日，我在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和米切尔共进午餐。这是一次痛苦的会谈。他面容憔悴，手颤抖得很厉害，刚喝一口汤就只好放下汤匙。当天下午稍晚一点的时候，我问前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克拉克·麦格雷戈，他是否能接替米切尔负责竞选活动，他同意了。我觉得麦格雷戈将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带来新的生命和活力。他特别擅长鼓舞人心，也会在改组工作方面做出优异的成绩。我们还决定继续实行以前的计划，派弗雷德·马利克去整顿一番。我对霍尔德曼说：“我们要清除那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会搞好这场竞选的。”

7月1日，我们宣布米切尔辞职，麦格雷戈接任。

几个星期以后，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口述有关约翰·米切尔和水门闯入事件的意见。

日记

在这里，我认为米切尔一心只顾应付玛莎，已使我们遭受不幸。不管是在提高1701号〔宾夕法尼亚大街，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组织的战斗力方面，还是在密切注视这类事情上，我们缺乏应有的纪律。如果他有精力关心事务，我们本来是可以有这种纪律的。

同米切尔相处时，我常常由于他对全国各地人士以及各种问题的极其渊博的知识而感到惊讶。

米切尔特别熟悉各种各样的钓鱼方法以及东海岸各地的潮汐情况。不用说，他还知道各种各样食品及其烹调方法——此外，他对两党政界人物的了解以及了解之深，恐怕在全国要算首屈一指。

我相信，如果没有玛莎，水门事件是决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