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格雷的电话

我于7月1日抵达加利福尼亚，准备逗留18天，估计在这一时期将特别繁忙。艾尔·黑格和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从越南归来，带来了对当地形势的第一手分析。基辛格和我忙于计划他和北越即将举行的会谈，即自5月8日轰炸和布雷以来的第一次会谈。米切尔引退以后也有很多竞选活动需要规划。7月6日，我同麦格雷戈和马利克开了一个很长的会，讨论竞选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这一天，由于完全出乎意料的原因，成了值得纪念的日子。当晚我详细叙述了日后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

日记

今天，我们偶然获悉有关水门事件事态发展的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据《纽约时报》报道，联邦调查局对西太平洋航空公司一架被劫持的飞机采取了行动，他们打死了两名劫持者，一名乘客不幸殒命。我看到了这个消息以后，打电话给新局长〔帕特·格雷〕，请他代我向他手下人员表示祝贺，也向在越南西贡机场英勇击毙劫持者的泛美航空公司机长和那位警官或退休警察表示祝贺。

我的话刚完，他就告诉我他对水门事件极为忧虑，并说今天沃尔特斯去找他，表示中央情报局与该案无关，继续进行调查不会使中央情报局为难。

他说他和沃尔特斯都觉得，白宫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有人正在企图掩盖一些将对我是致命打击的事情——而不是协助调查。

埃利希曼走进屋来，他知道了那番谈话之后，大为震惊。接着他告诉我，就眼前的问题来说，澄清这一案件并不特别令人为难；问题是这将牵涉到在调查埃尔斯伯格案件、猪湾事件以及我们急需掌握事实的其他事件方面一些完全合法但又难以解释的活动。

6月23日我同霍尔德曼谈话时，了解到格雷愿意让沃尔特斯帮助他控制一项他认为即将难以收拾的调查工作。6月30日，霍尔德曼告诉我，格雷愿意限制调查范围，但是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对他施加压力。现在格雷却有声有色地告诉我，他心烦意乱，因为他看到白宫方面企图阻挠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我突然面临一件我竭力希望避免的事情：白宫在水门事件中有牵连。我向格雷强调指出，他应该继续进行全面调查。

日记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让调查进行下去，直到符合正常的状况为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容忍这一调查，希望能使它在不太影响大选前总统职位的情况下告一段落。这就是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况：手下人在竞选活动中出于一片好心，开始使事态出现惊人的转折，其结果必然置领导于尴尬的境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处理得是否得当，将影响我们的成败。

无论如何，正如我向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所强调指出的，一方面，我们必须小心行事，切勿使帕特·格雷或中央情报局觉得白宫正在力图压制调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自始至终同调查工作相配合。

我叮嘱埃利希曼，一定要使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联邦调查局的格雷知道，我赞成全面调查，我们不打算压制任何行动。我说，我们也应该坦率地把情况对克拉克·麦格雷戈讲清楚，免得他发表一些过后又不得不收回的声明。

“让我们接受刑事侦查工作的强大压力吧，”我对埃利希曼说，“这不至于那么糟糕的。”

记得第一次听说杰布·马格鲁德可能同水门闯入事件有关，是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那时埃利希曼告诉我，马格鲁德将受调查人员的盘问。他于1969年由霍尔德曼带进白宫，被认为是霍尔德曼的门徒。如果马格鲁德陷入水门事件精心策划的圈套，这对霍尔德曼本人来说将是一个打击。当晚我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正如埃利希曼所指出的，霍尔德曼在马格鲁德问题上当然‘非常敏感’。我同他一样，也对此深为关切。”马格鲁德于1971年5月退出白宫班子，帮助建立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为米切尔处理行政上的琐碎事务。他是利迪的顶头上司，在批准后者的用钱方面负有责任。

埃利希曼认为，马格鲁德也许不得不援用宪法第五项修正案，因为即使检察官不能确定他同窃听活动的策划和执行有任何直接联系，他们也许仍然能够凭他同利迪关系密切这一点，把他作为同谋犯牵连进去。

7月8日星期六下午，我和埃利希曼去海滩散步。这天风和日丽，是典型的加利福尼亚宜人天气，我们可以看到海岸远处踏着冲浪板的人们上下浮动，时隐时现。我们边走边谈，话锋转到马格鲁德。

日记

在海边散步良久，我对约翰·埃利希曼说，在目前形势下，问题在于马格鲁德怎样行动更为有利：是预料前途不妙，主动交代他在水门事件中的作用，承担责任呢，还是情愿接受盘问，到后来被迫辞职。我为他着想，坚决主张他应当采取第一条路。

埃利希曼考虑了格雷的电话之后，认为格雷和沃尔特斯也许没有能够进行合作，以限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范围，因为他们觉得白宫班子里有人——或许是科尔森——应对水门事件负责，现如今他正在企图把责任推卸给我，以保护自己。埃利希曼说，格雷和沃尔特斯并不知道白宫事实上与此事毫无牵连，因此可能就认为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倒是对我有利。

我们讨论了宽大处理的问题。水门事件是一场政治胡闹，马格鲁德、亨特、利迪和五名被告显然都是初犯。三年前被发现非法窃听民主党人的那个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办人只被判处少量罚款和缓期徒刑，属于从轻处理。从围绕水门事件正在形成的政治气氛来看，任何参与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安装窃听器的人都不大可能受到如此公允的对待。

我和埃利希曼一致认为，眼前不宜就宽大处理的问题轻易表态。

在后来一次同埃利希曼的谈话中，我说，如果游行示威的人在这次竞选运动中像过去一样犯了重罪，参加者根据警方档案被起诉，我也许就可以在大选后给予政治大赦，包括水门窃听事件以及对方所犯的重罪。可是，这将不包括涉及使用暴力、炸弹或伤害人身的重罪。我认为这些罪行不像水门窃听事件那样轻微。

大赦政治犯，当然是有先例的。在哈里·杜鲁门当选总统时，堪萨斯市彭德格斯特[3]组织中的几十个民主党党务工作人员因在1936年选举时舞弊而被判刑。杜鲁门就任总统不到一个月，就开始赦免他们。他进白宫将近一年，就已经赦免了15个人，并恢复他们的地位，使他们能够充分参加以后的政治活动。

我和埃利希曼的讨论绝没有批准或答应宽大处理或赦免的意思。任何计议都必须以后做出决定。我在日记里概述了这个问题：如果双方有类似的犯法行为，“那就会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根据，用以赦免那些因卷入这场蠢事而可能被判刑的人”。

日记

大家认为这件事干得太拙劣，也许不会受到干这类事情通常应得的刑事惩处。然而，由于它所包含的政治影响，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准备在大选以前认真加以对待。当然，在大选以后，我们就只能不偏不倚地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希望会出现这样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