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1972年6月

开完首脑会议从苏联回来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忙于召开各种会议和向国会介绍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以争取人们对条约的支持。当天下午，全家一起到佛罗里达州。我随身带了一个公事包，里面装满了我们出国期间积压下来的各种国内情况报告和决策备忘录。

星期一，约翰·康纳利到佛罗里达州来。他就要离开政府，准备回得克萨斯州去。

“嗯，两三天前，我遇见汤米·科科伦，”他刚在我书房里坐下就开口说，“他告诉我，特迪·肯尼迪表示希望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可是我想时间来不及了。麦戈文和他的支持者已经憋足了劲，正在脱缰而出。”

我说，我们不应该低估肯尼迪，他还有不小的吸引力。哪怕是麦戈文的支持者，无论他们在感情上怎样效忠于麦戈文，到头来很可能转到肯尼迪一边。我说：“据我了解，休伯特的希望已经不大了。”康纳利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康纳利说，“你一定要向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敞开大门。如果民主党提名麦戈文，叛离民主党的人一定空前的多。”

“你放心好啦，”我说，“我已经吸取了1960年的教训。我不仅会敞开大门，而且正在编织欢迎他们的地毯呢。”

6月6日，乔治·麦戈文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中获胜。根据早先的民意测验，估计麦戈文将以比别人多20%的票数的压倒性优势取胜，但结果休伯特·汉弗莱的得票只少于麦戈文5.4%：如果竞选再延长一周，汉弗莱很可能会取得胜利。不过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麦戈文将赢得民主党候选人的资格。

民主党即将提名的这个人曾经主张，即使没有取得遣返我国战俘的保证，美国也要立即单方面从越南撤军；他赞成无条件赦免逃避兵役的青年；他主张减少防务预算，要裁减一半空军，减少海军舰艇的数目，削减美国派往北约的驻军而并不要求苏联方面做出相应的裁减；他保证要停止援助我们的北约盟国希腊，同时却又主张把外援总额增加到大约四倍，其中大部分款项用来援助非洲国家。

在社会福利方面，麦戈文的做法是：由联邦政府向美国的每个男女和儿童赠送1000美元，这笔钱将主要来自税收负担已经很重的中等收入阶层。据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估计，仅仅这一项计划每年就要增加开支500亿美元左右。

他的税制改革方案表面上是为了堵塞漏洞和使税收负担较为公平，可是连《纽约时报》也认为太过分了，该报形容这个方案太“极端”，“对可能的得失做出多半是不精确的估计”。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期间，休伯特·汉弗莱把这个方案称为“没收性的”和“一派胡言乱语”。到竞选将结束时，我们估计麦戈文所建议的各项内政措施总共将使联邦财政赤字增加1260亿美元。

麦戈文曾经对《华盛顿邮报》说，为了取消种族隔离，“必须”用校车接送学童。他称埃德加·胡佛是“对正义的威胁”。他说，在他当选总统的时候，凡是扬言要制造大乱和辱骂警察的示威者，“他都要请来参加白宫的宴会”。

所有这些极端的立场和言论都是公开宣布的，然而迟至7月在《时代》周刊组织的一次公民座谈会上，十人中只有一人认为乔治·麦戈文是激进派，剩下的九个人对于他究竟是个真正的自由派还是温和保守派，意见同样有分歧。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的看法，主要是因为新闻界在竞选活动初期缩小了麦戈文纲领中过激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因素。许多记者同情麦戈文的立场，还有许多记者无非就是喜欢他所收罗的那些热情可爱的业余竞选职员和义务宣传员。

幸亏并非所有的记者都丧失批判能力和放弃客观报道的义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栏作家戈弗雷·斯珀林在6月8日写道：“读者要警惕，有些新闻记者和乔治·麦戈文之间的恋爱之花正在盛开；即使我们所说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讲究实际的职业观察家，但这种亲昵的关系势必影响他们的新闻稿。”他接着写道：

事实上，照笔者的看法，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几个月来，麦戈文参议员一直在鼓吹一项使我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化的纲领……然而，至少大概到上星期为止，麦戈文参议员始终受到新闻界的“优惠”……至于现在，我认为跟踪采访麦戈文竞选活动的记者中有许多已经暴露出他们的倾向性——主要倒不是表现在他们对麦戈文所作的报道上，而是表现在关于他的情况和他的纲领避不报道的方面。他们的这种取舍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我看来，麦戈文可能造成的最大的政治危险，莫过于改变他的立场以争取民主党温和派的支持。6月6日加利福尼亚州进行预选那天，我在口授给米切尔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

现在，麦戈文的战略正在变得十分明显，那就是他认为自己获得提名已成定局了。足以说明问题的一件事就是他到州长会议上去“澄清”他关于赦免、吸大麻烟、人工流产和福利等问题的立场。我知道有人会说他和戈德华特一样，是无法侥幸取胜的……其实他们有两点重大的区别。首先和戈德华特相比，麦戈文比较聪明，更没有原则性。为了取胜，他什么都说得出来。其次，麦戈文在竭力表白自己，以便得到新闻界大约100%的支持来最后击败我们。这一点突出地说明当前有必要设法让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而不是共和党人来敲定麦戈文是个左派，因为他过去说过的话清楚地表明他就是个左派。

到了夏天，当我的竞选组织开始高度进行工作时，我几乎立即听到一些与之有关的问题。传说分赴各地的活动组织松散无力，发生过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对当地人的无礼行为；还多次听说地方竞选工作人员越来越不满意“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的机构庞大和作风油滑。当我打听毛病出在哪里时，对方总是回答说，“米切尔太累了，管不过来”，或说“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案子差点儿把米切尔累垮了”，或干脆说，“是他老婆玛莎的关系”。

霍尔德曼和我决定派当时白宫班子里的弗雷德·马利克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去把那里的事情整顿一下。马利克是一位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实业家，擅长组织和管理工作。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再拖几个星期，主要是怕米切尔会把这看成对他工作的含蓄批评，而不认为是给他配备个急需的助手。

6月12日，我们以乘总统游艇“美洲杉”号出游的方式庆祝了特里西娅和埃德结婚一周年。帕特给我们准备了那次结婚招待会上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小吃。游罢归来，我们观看了结婚典礼的录像，回忆了那天的情景和飞快消逝的这一年。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6月15日抵达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作了一次长谈，讨论了水源含盐的问题，末了还就美国私人企业在拉丁美洲的待遇问题进行了一番热烈但又友好的讨论。最后，他说他认为我的连任对全世界关系极其重大。

当天晚一些的时候，沙特阿拉伯的国防大臣苏丹·伊本·阿布德·阿齐兹来访，给我带来了他哥哥费萨尔国王的问候。

下午，我同埃利希曼一道研究环境保护局的比尔·拉克尔肖斯在禁用杀虫药滴滴涕问题上所采取的乍看起来有点慌乱的措施。漫长的这一天是以欢迎埃切维里亚总统的国宴来结束的。

6月16日星期五，先是举行内阁会议，研究共和党竞选纲领的各种建议。接着，我同詹姆斯·霍奇森、埃利奥特·理查森和我的一些工作人员开了一小时的会，研究福利改革问题。我的正式日程在午后12时45分结束，最后一项活动是出席给直升机失事中牺牲的南越第二区援助小组英勇的组长约翰·保罗·范恩追赠“自由奖章”的仪式。

当天下午，我前往佛罗里达州度周末。我是自己一人去的；帕特正应邀在西海岸参加一些活动，两个女儿都和各自的丈夫在一起。我公事包里带着布坎南起草的竞选活动备忘录、关于福利改革的汇报材料和我经常翻阅的一本书——欧文·克里斯托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思想》。我还带了丘吉尔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的最后一卷《胜利与悲剧》，因为在参加了最近这次与苏联举行的首脑会议以后，我想重读一下丘吉尔对雅尔塔会议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