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好奇心

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时候，我从外祖母的抽屉里偷偷拿走了一张曼娅的照片。那时候，我对她还知之甚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对于我十分重要。我悄悄地，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照片放到一本不太大的中式皮革面的相册里。这本相册是我从家里珍藏的哈尔滨的物品中找到的，每一页都有为了镶嵌照片挖空的小框。

曼娅是我外祖母基塔的妹妹。把她的照片镶嵌在紧挨基塔照片的那个长方形小框里，十分得体。外祖母的那张照片是1927年，她和外祖父结婚前四个月时送给外祖父的，上面还有她的题字。

十七岁的基塔是个古典美人。她那双水灵灵的黑眼睛，凝视着照片外面的天地，连衣裙领子上镶着白色花边，素净、淡雅——也许是校服——映衬出她的天真烂漫。我非常爱外祖母，但却不想过她那样的生活——对于我，囿于婚姻和家庭，简直无法想象。

曼娅则显得与众不同。照片上的她，二十多岁的年纪，看起来却是精明老练又有现代情趣。她身穿一件开领风衣，黑色的秀发披至肩头，凝眸远眺，好像正在旅途中，具有20世纪30年代那种迷人的美。虽然从来没有见过曼娅，但我觉得她和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

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向外祖母要那张照片呢？我明明知道，无论何时，她都不会拒绝我提出的任何要求。但直觉告诉我，偷偷拿走这张照片，在外祖母心里引起的痛苦可能会小一些。此外，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把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一起放到那本小相册里的原因。有些照片是在悉尼拍摄的，但多数照片拍自哈尔滨。那是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也是我的出生之地。那段时间，我对“俄罗斯人居住过的哈尔滨”——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的迷恋渐渐淡漠。我想跨越几大洲、几代人，把一个家族弥合起来的愿望，甚至连自己都不明确。

俄罗斯犹太人有一个传统，用已故亲戚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我实际上就与曼娅同名。在俄语里，曼娅的全称是玛丽亚。大伙儿管我叫玛丽亚娜，因为玛丽亚娜和玛丽亚起源于同一个希伯来语词根。到我这儿，就简化为俄语中的玛拉。为什么不叫曼娅呢？在20世纪50年代的哈尔滨，我的家人认为，那个名字太容易让人想起白俄罗斯的那些犹太小村庄。20世纪初，为了躲避贫穷和沙俄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我的曾外祖父母背井离乡，远赴中国。

我长大之后，只知道曼娅曾经是位牙科医生，后来，和她的父亲基尔什、哥哥阿布拉姆一起死于“大清洗”。那年她才二十六岁。“她长什么样？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她？”我记得不止一次问过父母这样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总是：“她不像你外祖母那样漂亮，但非常聪明。至于她的死，你知道，她死在‘大清洗’中。那时候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从外祖母那里得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则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迫害，二则为了去苏联开创新生活，曼娅和她的父亲基尔什·奥尼库尔、母亲切斯娜·奥尼库尔、哥哥阿布拉姆、弟弟亚沙离开了哈尔滨西北的草原小镇海拉尔。那时，外祖母基塔已经结婚，就和我的外祖父莫佳·扎列茨基，还有我母亲因娜一起留在哈尔滨。

就这样，奥尼库尔一家去了高尔基市。我知道，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权活动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被放逐的地方。这个地方以前叫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因为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出生在这里，苏联时期就改名为高尔基市。在俄语中，“高尔基”是“苦难”的意思，名字起得何等贴切啊！事后想起来，真让人觉得奇怪，奥尼库尔一家在中国东北生活了二十七年，却偏偏选择在“大清洗”前夕回到苏联。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的俄罗斯人饱受侵扰，尤其像奥尼库尔那样持有苏联身份证的人。

20世纪30年代后期，奥尼库尔一家陷入“大清洗”之中，接着又是连绵不断的战争，而我外祖父扎列茨基一家则在日本傀儡政权统治的伪满洲国谋生。许多年，两家一直杳无音信。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奥尼库尔家的两个成员--基塔的母亲切斯娜和弟弟亚沙--在“大清洗”中幸免于难的消息才传到哈尔滨。50年代末期，切斯娜和亚沙奇迹般地从里加来到哈尔滨探亲。里加是拉脱维亚的首府，他们那时居住在那里。切斯娜带来丈夫基尔什和另外两个孩子曼娅与阿布拉姆的死讯。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懂得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

切斯娜和亚沙探亲之后又过了几年，我们全家在1959年离开哈尔滨去了澳大利亚。那时，曾经兴旺发达的“哈尔滨俄罗斯人”社区只剩下一千余人了。

20世纪60年代在悉尼长大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个能逃脱“冷战”的阴影。1954年，苏联克格勃人员彼得罗夫夫妇叛逃之后，澳大利亚人对间谍这种颇具戏剧性的事件极感兴趣。那时候，人们常常问我从哪儿来。每逢这时，我就觉得难堪。

“中国。”我回答道。

“不会吧，你看起来不像中国人呀。”

“是呀，我是俄罗斯人。”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下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你是‘白俄’，还是‘红俄’? ”绝大多数我这个年纪的澳大利亚小孩儿可用不着回答这样的问题。

“不，我是从中国来的俄罗斯人。我从来没去过苏联。”

“哦，你的父母亲呢？”

“他们也没去过。”

我在星期六去一个俄语学校上学有十年之久。学校很看重苏联人与俄罗斯流亡者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为了使孩子们保持民族传统，组织我们学习俄语、文学和历史，还学习唱歌与芭蕾舞。总的来说，这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很高，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把俄语作为大学入学考试的附加课程创造了条件。不过，学校有它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们用的教科书虽然都是在苏联印刷的，但是发下来之前，教材都经过校方的审查和删定。也就是说，凡是涉及苏联、共产党、少年先锋队（大多数苏联儿童参加的少年组织）、集体农庄以及其他与苏联有关的概念，都用纸贴上了。插图上苏联的标志，比如镰刀斧头的图案，甚至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也用纸糊了起来。

教我们俄罗斯历史的是位女教师。她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做工考究的服装，我们便给她起了个绰号——“叶卡捷琳娜一世”。可以预料，她教的俄罗斯历史到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垮台就戛然而止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故意问她。事实上，我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上高中时我们就已经学过十月革命了。老师一脸不以为然，好像我问她孩子从哪儿来的似的，还让我回家去问妈妈。

我还知道，在“那边”，在“铁幕”后面，有我也许永远见不到的亲戚。我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和祖母东尼娅，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已经在苏联去世。基塔的弟弟亚沙和妻子加利娅依然居住在里加。亚沙是位医生，在苏联民航总局的机场工作。他总是很有规律地和我外祖母通信，有时还给我寄来书籍和拉脱维亚的纪念品。

令人不解的是，亚沙寄来的所有邮件的寄信人一栏，总是写着他妻子加利娅的名字。我母亲解释说，亚沙担心，和国外人联系对他的前途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我在外祖母写给他的信上，总要写几行字。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曾在一封信里提及，我访问了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几个地中海沿岸国家。母亲看后，划掉了这句话。“苏联和以色列也有外交关系呀。”我争辩道。“这句话可能给他惹麻烦。这种事，你永远也不会懂。”母亲回答说。

这种交流常常提醒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法治国家，生活在一个重视人道和文明的社会，我把什么都视作理所当然。我们的亲戚伊拉·科甘从哈萨克斯坦来信，总是说我们家走运，成功地移民到澳大利亚。20世纪60年代初，她们没能得到澳大利亚的入境签证，而这种事本来也完全可能落到我们头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正是由于我的家族跨越国界和政治制度而迁徙的历史，才使我在20世纪70年代上大学时选择了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我读过许多关于苏联历史的书籍，但我关注的焦点却是当代苏联政治，以及两极世界的动态。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拿到学位之后，还有可能得到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那时候我就想过，像我们家这样的“哈尔滨人”的经历，应当记录下来，因为它是与俄罗斯和中国许多特别事件有关的一段非常宝贵的历史。但我却忙于重要的政治课题——美苏紧张关系的缓和、中东冲突、欧洲共产主义。我那时一心想当学者，认为以后总会有时间研究哈尔滨的课题，于是就把它束之高阁了。

可是，硕士学位读到一半，我便开始怀疑我的职业方向。读了五年书，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学校，走向社会，或者至少进入外交界。让我懊恼的是，外交部不招聘新成员。有一次，我偶然对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谈到我的失望。他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著名的外交官，当过大使，办公室就设在我们系里。几个月后，我正在校园的湖畔参加年末的户外聚会，他的秘书通知我，说他有急事要见我。

“现在就去？”我有点沮丧地问，看看自己身上的紧身红色牛仔裤和黑色T恤——“无政府主义者”的颜色。

“是的，如果可以的话。”

我挺了挺胸，尽量让自己振作起来，立刻向那位声名卓著的前外交官的办公室走去。

“事关你的前途，亲爱的，”他说，这使我想起我们早些时候的谈话，“你考虑过情报工作吗？”

我目瞪口呆。只有一个情报部门出现在脑海之中——ASIO，国家安全局——这可不是一个立场坚定、思想左倾的自由主义者的去处。

“我看起来像那种能为安全局工作的人吗？”我问。

“我看起来像为他们招聘工作人员的人吗？”他回答说。

“不像。”我嘴上说，心里却说“像”。

事实上，“大使”指的是澳大利亚国家顾问办事处，一个新建立的情报评估机构，为政府提供国际问题的战略分析。他感觉到我的疑虑，解释说那是一个“类似学术研究的智囊团”，因为有关部门要他留意有潜力的候选人。如果我感兴趣，他就把我的简历送给他们。

我虽然爱读格雷厄姆·格林和约翰·勒·卡雷的小说，但从来没有打算到情报部门工作，在最狂热的梦想中也没有。那么，倘若到这个部门工作，我会失掉什么呢？这是一个新建的、有声望的机构，直接向总理提交报告，一定很有趣。

几次面试和严格的政审之后，我获得从事绝密工作的资格，成了一名战略分析员。谁能相信，一个背景如此复杂的移民，会得到这样的信任。澳大利亚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我就职的时候，有关人员警告我，必须小心敌方的情报部门，并且让我明白，以后不能到苏联以及其他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旅行。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已经不在我的考虑之列了。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在澳大利亚政府工作，一干就是十二年。搞了四年情报工作以后，由于堪培拉政策层面的原因，我进入外交界，以部长顾问的身份到澳大利亚驻泰国大使馆，担任一个高级职务。正是在那里，我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为实现柬埔寨和平而开始的努力。柬埔寨及其人民征服了我的心和我的想象。1992年，就在这个被战争毁坏的国家开始重建的时候，我转到商业机构，在金边主持澳大利亚国家电信公司（Telstra）在柬埔寨的工作。

1992年7月，我离开柬埔寨，前往莫斯科，和我的朋友奥尔加、布雷德里·怀尼一起度过了一个酝酿很久的短假。奥尔加在莫斯科的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任期即将届满。

事实上，1988年以前，在短期担任报道外国事务的新闻记者期间，我曾经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候，戈尔巴乔夫依然试图在共产主义的框架内改造苏联。他的新口号“改革与新思维”成了每个人的口头禅。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戈尔巴乔夫虽然逃过了苏联共产党强硬派发动的政变，但黯然下台。他的竞争对手叶利钦是激进的改革派，曾经集结力量反对那场政变，现在则成了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任民选总统。苏联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被沙皇时代的红、白、蓝三色旗取代，只是少了“双头鹰”。苏联落下最后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