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里加的“宝藏”

从莫斯科开出的特别快车驶进里加车站时，我一眼就认出了站台上的加利娅。那位身穿漂亮米色外套的妇女就是我外祖母的弟媳。

外祖母基塔说得没错，她长得很漂亮，浅色头发，七十多岁。除此以外，在工作日的早晨，谁会身穿最漂亮的衣服，手捧一束红色康乃馨在这里接站呢？“哦，玛罗奇卡，玛罗奇卡（玛拉的俄文爱称）！我终于见到基塔的外孙女了！你知道，亚沙非常喜欢你！他没能活到今天见你，太遗憾了！”加利娅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说着，还抱怨我只能在里加待两天。其实，这位加利娅我还算不上真的认识，可是她将我完全淹没在热情之中，让我连气也喘不过来。我只见过亚沙一次，加利娅也从来没见过基塔，难道家族亲情可以这样渗透到血肉之中吗？

其实是外祖母叮嘱我来里加看望加利娅的，我们家谁也没见过她。外祖母还让我拜谒亚沙和曾外祖母切斯娜的墓地。

加利娅安排她的一个朋友开车，带我们去墓地。事实上，那是亚沙的一辆旧车。路上，加利娅和她的朋友谈论着自从苏联解体以后，生活在新建立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俄罗斯人的忧虑。他们生怕失去领取养老金的身份，这一点当然可以理解。

我很快就意识到，加利娅和我在政治上永远不会有相同的看法。她深情地怀念着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时，亚沙在里加的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卫生管理部门担任高级职务。他们可以在旅游胜地克里米亚度假，他们什么都不缺。加利娅对苏联政权的消失感到惋惜：“至少，有秩序，而且苏联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谁也无法忽视，不像现在……”这是老一代人的老生常谈。我极力保持沉默，却又忍不住指出，正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的停滞和腐败，才导致苏联垮台。这只能引起更多的争论。

亚沙和切斯娜一起埋葬在里加郊区的犹太公墓。坟墓位于两排高大的、枝叶繁茂的树木中间。按照传统的俄罗斯习俗，大多数墓碑上镶嵌着死者椭圆形的小照片，照片下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站在被一棵高大的山毛榉浓荫覆盖的奥尼库尔母子的墓前，我和加利娅发生冲突的紧张气氛消失了，我渐渐平静下来，打定主意，为了家族亲情，访问期间避开政治以及其他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

回到加利娅的公寓，我被起居室里摆放的中国工艺品吸引住了—— 一尊胖乎乎的浅绿色玉佛、一套描金茶具、一幅上海码头绘画。还有一个蒙古银茶碗和几幅中国画与我父母亲悉尼家中的东西一模一样，一定是亚沙或者切斯娜从中国带回来的。

那时我想，也许加利娅能给我讲述一些家族的往事。我告诉她，除了幼年时在哈尔滨见过亚沙和切斯娜的模糊记忆之外，我对曾外祖母一家和他们的经历几乎一无所知，请求她给我讲一讲她了解的情况。

“我是在战争结束以后，1946年才遇到亚沙，后来又认识了他母亲。那时，其他人已经去世很久了……”

“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我只知道，在‘大清洗’期间，他们被逮捕。当然，他们是无辜的，因此，斯大林死后，他们得到平反。平反证一直由你曾外祖母保存着，那些证书恢复了他们的名誉。”

“证书在您手里吗？哦，请，请您找一找……”

“我想，证书和她那些照片也许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过一会儿，我给你找找。我觉得你可以先去逛一逛老城区。”加利娅说。

“照片！”我高兴得大喊起来，“哦，请……请您现在就找一找。我可以明天再去看老城区。”

加利娅从卧室的衣橱顶上取下一口箱子，里面放着亚沙和切斯娜的许多旧照片和书信文件。我的注意力顿时被两本中国相册吸引住了。从相册里的照片看，一本显然是亚沙的姐姐曼娅的，另一本是切斯娜的。曼娅的那本比较小，浅棕色的布质精装封面上绘有花卉图案，相册里贴满了曼娅在海拉尔和哈尔滨拍摄的照片。切斯娜那本大一些，浅绿色的封面上印着微微凸起的飞鹤图案。相册里是孩子们和亲戚们历年来的照片，其中包括我孩提时的许多照片。照片并没有按照特定的次序排列，还有一些零散的、追溯到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和莫吉廖夫的照片，奥尼库尔家族就来自那里。经过这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劫乱，这些照片竟然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真是个奇迹。

翻阅这些旧照片和加利娅自己的一些照片，我们好像把五十多年的历史压缩到两天。我对奥尼库尔家族真正有了某种深入的了解。许多年以前，外祖母就给我讲过她父亲基尔什的故事。她很崇拜父亲，所以，基尔什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现在，我在照片中看见他了。亚沙和切斯娜的形象相对熟悉一些。小时候，他们去哈尔滨看望我们，我见过他们。后来，他们又经常从里加给我们寄信和照片，所以有一定的了解。

加利娅的讲述丰富了照片的内容。她谈起战后亚沙去乌克兰拜访朋友时与她相识、恋爱的故事，以及后来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她让我看他们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的照片——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亚沙是卫生部门的官员，她是药剂师。我还翻阅了亚沙的个人信件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工作鉴定书。曾外祖母曾经希望，有一天她能来澳大利亚探望我们。遗憾的是，这个愿望还没实现，她便与世长辞了。

在奥尼库尔一家中，我最缺乏了解的是英年早逝的曼娅和阿布拉姆。加利娅从来没见过他们，也提供不了什么新的情况，但箱子里有他们在中国和苏联生活的文件和照片。文件中，有曼娅在海拉尔念高中时最后一年的成绩单，还有哈尔滨第二牙科医学院的毕业证。在相册中，我见到曼娅在海拉尔与同学们的合影、在哈尔滨著名的马迭尔旅馆外面抱着我幼小的母亲的照片、在高尔基市她的牙科诊所里的照片、在黑海的旅游胜地与同伴们的合影。

我问加利娅，经常出现在切斯娜照片中的那个黑头发的漂亮年轻人是谁？原来他就是我外祖母的哥哥阿布拉姆。我隐约记起，基塔在悉尼让我看过他的照片。现在我能明白何以外祖母一再重复她的哥哥有多么帅气了。阿布拉姆许多照片的背面题写着地名——阿布拉姆与朋友摄于海拉尔；摄于乌兰巴托的牧场；身穿某个兵种的军装，手捧一本书，摄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他显然是个喜欢旅游的年轻人。加利娅记得，亚沙曾经对她说过，阿布拉姆居住在远东的一个什么地方，不在高尔基市。这些凝冻在岁月长河里的美丽的形象使我浮想联翩。他们身上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离开里加前，加利娅建议我把切斯娜的书信、文件一起带走。“他们是你的亲人，”她说，“我甚至都不认识他们。这些东西对我能有什么用处呢？”

在这些书信文件中，我发现了五张尺寸不大的官方证书。每张的顶端，都印着“Spravka”（证书）几个字，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张。这就是加利娅提到的平反证。

证书的上端打印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1956年10月22日”的字样，还有深蓝色的苏联国徽和“司法部长官”的签字。曼娅的证书这样写着：

证书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于1956年10月6日对玛丽亚·格里高利耶芙娜·奥尼库尔（即曼娅——编者注）的指控予以重审。

撤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USSR NKVD）1938年1月7日对玛丽亚·格里高利耶芙娜·奥尼库尔的判决。鉴于查无实据，决定撤回该案的判决。

现恢复玛丽亚·格里高利耶芙娜·奥尼库尔的名誉，予以平反。

基尔什的证书内容相同，签发于同一天。阿布拉姆的证书签发于1957年2月，第二段有所不同：

撤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地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陆军军事法庭1939年10月4日对阿布拉姆·格里高利耶维奇·奥尼库尔的判决，并且撤销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1939年11月17日对上述判决的裁定……鉴于查无实据，决定撤销该案的诉讼。

我只知道，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伯力）是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城市，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不远。这份证书上的信息似乎与加利娅告诉我的一致。但为什么没有提到给阿布拉姆恢复名誉呢？

亚沙和切斯娜的证书都在1956年4月28日由另外一个司法部门签发，即莫斯科军区军事法院。该法院的公章是一颗红星里面的白色斧头和镰刀。两人都是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判决的——亚沙于1938年1月10日，切斯娜于1938年10月20日。亚沙的证书说他“生于1914年。1937年10月3日被捕前，在高尔基汽车厂担任英语翻译”。切斯娜的证书说她“生于1881年”。

这些证书中提到的奥尼库尔一家的情况虽然极少，但与我以前知道的相比，还是“充满了信息”。除了他们恢复名誉、平反昭雪的事实以外，我现在知道了奥尼库尔家的每个成员于何时、被什么部门判决，知道了亚沙在高尔基市的工作单位，还知道了阿布拉姆是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被逮捕的。但是，奥尼库尔一家究竟因何罪名而被指控？对此我依然一无所知。

此时，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些证书将成为我在俄罗斯获取信息的通行证。在一个仍然靠证书——盖着大印、签着大名的一纸文书——运转的社会，我现在有接触俄罗斯官员们的机会了。至少，我能跨进他们的门槛。当我带着里加的“宝藏”返回莫斯科时，我的朋友奥尔加和布雷德里·怀尼指出了这一点。

奥尔加和布雷德里已经在莫斯科度过三年。奥尔加在澳大利亚大使馆负责移民方面的工作。他们目睹了“苏联帝国”戏剧性的结尾和一个新俄罗斯的诞生。奥尔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她也出生在哈尔滨，并在悉尼长大，父母亲都是俄罗斯人。布雷德里是一名新闻记者，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时间学习俄语和写作。

怀尼夫妇是一对引人注目的佳侣。布雷德里一头鬈发，蓄着胡须，相貌出众，让人想起俄罗斯伟大的作家普希金。奥尔加是个灰眼睛的斯拉夫人，安详而美丽，像普希金童话中的公主。但切莫以貌取人，奥尔加远非梦幻中的仙子。由于俄罗斯政府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想移民到澳大利亚的申请潮水般涌来，奥尔加不得不采取新举措，应对这种局面。由于成绩卓著，她刚刚荣获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奖章。

我把从里加带回来的宝贝给他俩看时，奥尔加像我一样，立刻被那些老照片迷住了。布雷德里却全神贯注于那些证书。他对我说，新克格勃正在开放档案，公布有关“大清洗”的文件。

“你可以和他们接洽，看看他们能不能给你提供有关你亲戚的情况。”他建议道。

“什么？去卢比扬卡？”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卢比扬卡广场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国家安全的所有机关都隐蔽于其中，包括中央监狱——最初是契卡（Cheka，肃反委员会），后来是国家政治保卫局（GPU）、国家政治保安总局（OGPU）、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1946年改称“内务部”），最后是克格勃（KGB，或称“国家安全委员会”）。1991年苏联解体后又有了联邦安全局（FSB）。会有什么变化吗？我深表怀疑。

莫斯科到处都有新建的餐馆，上流人士光顾的Pirosmani就是其中之一。在这家餐馆用餐时，我们谈论着克格勃以及过去三年来怀尼夫妇目睹的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件。早在1990年，为了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与新思维”相适应，克格勃试图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于是，克格勃新闻办公室开张了，一位身穿防弹背心的年轻漂亮的女郎被宣布为“克格勃小姐”。为了配合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克格勃小姐”不喝伏特加，而喝橘子汁；她喜欢詹姆斯·邦德，还会卖弄几下空手道的拳脚——打的旗号都是“改善群众关系”。

1991年8月，当克格勃的头头克留奇科夫在苏联电视台宣布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时，真相大白了。毫不奇怪，当这场政变和苏联一起垮台的时候，激昂的人群第一个攻击的目标便是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奠基人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人们从美国大使馆建筑工地借来一台起重机，推倒了屹立在古老的卢比扬卡广场前的高大的“铁人费利克斯”塑像，标志着苏联时代的结束。

奥尔加对我说，大约一年前，1990年的8月30日，克格勃大楼对面的小公园里聚集了一群人，她也在其中，目睹了“极权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整个仪式过程虽然平静，但意义深远。巨大的砾石都是从遥远的索罗温斯基运来的。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年代，在北极圈稍南的一个岛屿上建立的苏联第一个强制劳动的集中营就在那里。

谁能相信，莫斯科当局竟然同意为惨死在克格勃和他们前辈之手的数百万人竖立一座纪念碑，而且就建在克格勃总部前面！

布雷德里解释说，那是一个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事件，一场揭露真相和纪念受害者的运动。纪念碑的建立是持续了三年之久的群众运动的高潮。“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现在是补写苏联历史的‘空白’的时候了！纪念碑就应声而立了。”

几天以后，布雷德里陪我去卢比扬卡，一则满足他的好奇心，二则确保我不至于惹上什么麻烦。我们试着给联邦安全局打电话，想事先询问一下我们应该去哪个部门，但电话一直占线。我开始领教莫斯科典型的、运转不灵的公用电话系统了。“我们直接去卢比扬卡，然后敲门打听。”我颇有点虚张声势地说。

我们带着奥尼库尔一家人的证书，乘地铁前往卢比扬卡广场。实际上，我们两人都不相信会有什么具体结果。我们对司空见惯的、官僚主义的推诿搪塞——填写表格、验证身份、被告知“不行，不行，不行”——早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澳大利亚驻俄罗斯大使是我在堪培拉的同事。我已经征询过他，倘若我直接交涉不能奏效，他打算代表我，正式要求俄方提供有关我亲戚的信息。

在联邦安全局接待台，简单的问讯之后，有关人员让我们绕过拐角的一幢楼房，然后沿库兹涅茨基大街去另一幢大楼。接待人员事先打电话通知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一会儿就过去。

22号楼是一幢优雅而古老的建筑，显然是沙俄时期富商的宅第。一名警卫指给我们去接待室的路。楼内，捷尔任斯基的金属半身塑像依然监视着人们的行动。我很想把它拍摄下来，但布雷德里看出了我的心思。“连想也别想，”他警告我，“只记得你为什么而来就行了。”他会意地向墙上安装的双向镜瞥了一眼。

一位身穿蓝色牛仔裤、浅蓝色开襟短袖衬衫的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他一头亚麻色短发，显然刚从部队来。

“下午好。我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他说一口带俄国口音的美式英语。那副随随便便的样子让我非常惊讶，以致没听清他的姓。我和布雷德里分别用俄语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明来意。

“接待处告诉我，你们是澳大利亚人……”他用英语说（我不明白，他是为了让布雷德里听懂，还是为了卖弄）, “可是你的俄语讲得太棒了，简直听不出是你的第二语言。不过正如他们所说，你显然不是‘我们的人’。”他扬了扬眉毛表示疑问。

我用俄语对他说，我是澳大利亚人，出生在中国，父母是俄罗斯人；并解释说，我正在访问我的朋友布雷德里和他的妻子，她在澳大利亚大使馆任职。

“来自哈尔滨？”弗拉基米尔问，这一次他说的是俄语。

我点了点头。

“有意思。”他狡黠地说，然后挥了挥手，让我们走进办公室。弗拉基米尔体现了“新克格勃”的面貌。

我向弗拉基米尔讲述了曾外祖母一家的经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返回苏联，后来，在“大清洗”中被逮捕。我把那些平反证递给他，然后问，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命运，我需要做什么。我还问，为什么阿布拉姆的平反证上没有提到“恢复名誉”？不出所料，他对我说，我必须把想要查询的问题写成书面材料。布雷德里和我交换了一下眼神。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弗拉基米尔去接电话。

“官僚主义的推诿开始了……”布雷德里用英语悄声对我说。

“哦，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也许，最好继续走下去。”我悄声回答，接着向弗拉基米尔笑了笑。

“现在没有人搞镇压了，太太，”弗拉基米尔对着电话说，“我们只是忙着恢复名誉。”同时朝我眨了眨那双迷人的蓝眼睛，“请把你的要求寄到我刚才说的地址，你的问题将会得到妥善处理。”他放下电话，转过身来。

“请原谅，这个电话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不过我们这样面对面谈问题，倒省了话务员的麻烦。我刚才说了，你得起草一封信，正式提出查询有关你亲戚信息的要求。然后，我们将设法查找也许还在档案馆里的档案。找到以后，就提供给你。我们现在就可以写这封信。我想，你的俄语写作水平一定像口语那么好？”

我点了点头。

“那么，好吧。我口授，你写。这样会快一些。”他递给我几张纸。

“先写地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莫斯科及莫斯科地区主管部门，恢复名誉小组。写信人——你的名字。接下来就简明扼要地写上——谨就我的亲戚，‘大清洗’的受害者奥尼库尔一家人的命运提出查询请求，他们的名字如下。好的，下面空着就可以了，我会按证书上的名字替你填写，还会写下你的具体要求。我将要求有关机构提供所有准确的情况：他们被捕的时间、原因、被指控的罪名、任何其他信息以及遗留下来的照片、信件等。我这就去把这些证书复印下来，然后附在你的信上。”他边说，边打开身后一台小型复印机。我觉得，弗拉基米尔早已熟悉了这套程序。

“关于阿布拉姆·奥尼库尔恢复名誉的问题怎么办？”我问。

“那得写信给另外一个部门。”他回答说，“请把你的问题和他的详细情况写下来。其余的事由我来办。”弗拉基米尔把证书还给我，然后扫了一眼证书复印件。

“查找你亲戚们的档案也许得花费一些时间。那些档案肯定不在莫斯科。”

“可是我在莫斯科只能逗留两个多星期，我只是来探望一下在澳大利亚大使馆工作的朋友。”我指指布雷德里说。提一提我的熟人也许有助于加快他们办事的速度？

“既然这样，你最好委托你的朋友代表你接收我们提供的材料。”弗拉基米尔说，“那就请写：由于我本人很快就要离开莫斯科，故此委托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写下你朋友的名字——接收所有证书和材料。再写下电话号码。接着写上，我还委托他全面了解有关犯罪案件的案情。”

从弗拉基米尔的嘴里不动感情地吐出“犯罪”这个词的时候，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签名和日期。就这些了。一有消息，我们就与你们联系。”

布雷德里和我从那幢大楼走进下午的莫斯科，好像患了弹震症。卢比扬卡广场上几乎空无一人。布雷德里把一个底座指给我看，那上面曾经承载着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捷尔任斯基被移走后，人们天天来敲击底座的砖石、瓦片。他们也许想，如果德国人可以把柏林墙上的砖石卖掉的话，捷尔任斯基雕像底座的瓦片为什么就不能也卖个好价钱呢？”我们穿过小公园，那里有一座用从索罗温斯基运来的巨砾建成的纪念碑。碑文很简单：

纪念极权主义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

我拍了一张照片。这也许是曼娅、基尔什和阿布拉姆唯一的墓碑。

我觉得饿了，于是我们步行穿过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大街两面耸立着一座座在斯大林现实主义指导下创作的灰色独石雕像——然后径直向普希金广场一家麦当劳走去。下午4点，交通高峰尚未到来。但是由于卢布贬值，用不了多久，长队就会绕过街角。布雷德里对我说，这家一年半以前开张的、极具“美帝”色彩的快餐店很受百姓欢迎，这让俄罗斯国内的某些人十分不快。但是，俄罗斯的确缺乏快餐食品，就连我这个发誓不吃“麦当劳”的澳大利亚雅皮士也觉得“巨无霸”味道不错。

“哦，这个家伙和旧克格勃显然不同。”我说，回想起1987年我在苏联当记者时受到的对待。布雷德里的评价比我更冷静：“他们的新面貌固然不错，但我们还得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离开莫斯科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去探望外祖母的亲戚。临来俄罗斯前，外祖母才把这些亲戚的情况告诉我。廖瓦·拉亚克是我曾外祖父的姐姐的儿子。基尔什和他的兄弟们远去中国的时候，姐姐留在了白俄罗斯。20世纪20年代后期，拉亚克一家迁居到莫斯科。和加利娅一样，我们家在悉尼的人谁也没见过他。“以前你为什么没把这些亲戚告诉我呢？”记得我问过基塔。“没有什么理由。”她回答说，“你不可能去莫斯科，而且对他们来说，和我们这样的外国人联系是有危险的。”

在动身去廖瓦的女儿阿尼亚家赴晚宴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他们按照俄罗斯热情好客的传统接待了我，我还意外地见到了基塔的另外一位亲戚——我的曾外祖母的妹妹费佳·特西尔林的孙子。现在，我的曾外祖父母两系都有了代表。

晚宴期间，我们一次次祝酒，并想方设法厘清复杂的亲属关系，弄明白谁和谁是什么关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什么关系无关紧要，亲戚就是亲戚。

廖瓦舅姥爷八十五岁，是位典型的俄罗斯犹太老爷爷——个子不高，性格倔强，耳朵有点背，但头脑灵活，博闻强记。“无论你想知道什么事，尽管问我好了。”他骄傲地说。

“他会告诉你他应该告诉你的，也会告诉你他不应该告诉你的。”他的女儿阿尼亚笑着说。他的确如此。

廖瓦舅姥爷给我上了一堂奥尼库尔家族在白俄罗斯时期的历史速成课。他知道每一个人在哪一年出生在哪一个犹太小镇。他还记得，我的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也就是他的舅舅基尔什和舅母切斯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什么时间从中国返回高尔基市与他们的孩子曼娅和亚沙团聚。孩子们在规模庞大的、新建的高尔基汽车厂找到了工作。奥尼库尔一家经常来莫斯科探亲。他们有时住在廖瓦家，有时住在切斯娜的妹妹费佳·特西尔林家。

到了1937年，由于“大清洗”，这一切突然中止。“像所有从中国回到苏联的俄罗斯人一样，奥尼库尔一家人被以间谍罪逮捕。”廖瓦舅姥爷说，“《刑法》上有一条专门针对间谍罪，但我忘记是哪一条了。”

“什么？”我惊叫起来，“他们不是为了躲避日本人才离开中国的吗？”

“没错。”廖瓦舅姥爷叹息了一声，说道，“可是，不要指望那个政府讲道理。那是个恐怖的时代。不过至少，你曾外祖母切斯娜和舅姥爷亚沙幸运地活下来了。”

从大伙儿的谈话中我得知，除了廖瓦舅姥爷二十二岁的孙子沙沙之外，出席阿尼亚晚宴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切斯娜和亚沙母子。阿尼亚回忆起1957年切斯娜去哈尔滨探亲时带回来的礼物——送给她母亲的黑绸睡衣和睡裤、带镜子的粉盒，送给她的是一个小手提包。因为亚沙和加利娅没有孩子，他们就把阿尼亚当成自己的孩子那样疼爱。后来，阿尼亚和丈夫还去里加探望过他们。

“阿布拉姆的情况怎样？”我问廖瓦舅姥爷，“你见过他吗？”

“没见过。他没来过高尔基市或莫斯科。他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学习过，后来被招募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部门。”他眼睛眨也不眨地说，“后来，他们指控他是日本间谍，就把他枪决了。强盗！”

“什么？”我大舅姥爷是间谍？我简直不敢相信。

可是仔细想想，为什么不可能呢？阿布拉姆一直是苏联公民，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不是什么罪过。正如美国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我自己也曾为澳大利亚情报评估机构工作并且认识情报部门的人，难道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有什么不同吗？

“阿布拉姆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做什么工作呢？”我天真地问廖瓦舅姥爷。

“我怎么知道呢？我从来没见过他。”他回答道，“即使见过，他也不会告诉我。”

我把在里加从加利娅那儿拿到平反证的事，以及在联邦安全局与弗拉基米尔会面的情况告诉了这些亲戚。“你曾外祖母切斯娜为了证明亲人们无罪到处奔波，”廖瓦对我说，“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艰难，她从不放弃。”

“也许联邦安全局会就这些事情给我提供更多的信息。”我满怀希望地说。

“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看一看。”廖瓦舅姥爷引用了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自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他目睹了太多的风云变幻，不会轻易相信什么。“那些同志也许学了点儿新的工作作风，但我不相信他们骨子里会有多大改变。”

三天以后，我返回正值雨季的金边，注意力迅速转移到把先进的国际通信设施引进到一个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面前有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各类需要进行的谈判，于是，短暂的莫斯科之行仿佛变成遥远的过去。

不出所料，我们从联邦安全局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几个月之后，想到怀尼夫妇在莫斯科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便打电话给奥尔加，问她有没有从联邦安全局听到关于奥尼库尔一家人的消息。一无所有。我们看法一致，到了催促一下新克格勃同志们的时候了。

奥尔加按照弗拉基米尔留给我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时，又遭遇到苏联式的搪塞——没有人愿意主事或负责。

“是的，我是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不，那天我只是在办公室值班罢了。我没有处理过任何这类的问题。你给9219627打个电话，那儿是值班室。”

“是的，03214号案件于7月21日交给维克多·阿历克塞耶维奇处理了，但他现在正在医院。也许你可以给叶芙金妮·尼古拉耶维奇打个电话，号码是9211697。”

奥尔加不停地打电话，终于引起了某种反响。

1992年12月，几封写给我的“代表”布雷德里的信寄到澳大利亚驻莫斯科大使馆。时值圣诞节和元旦假期，而且怀尼夫妇已经回到悉尼，信件又通过外交邮袋寄送，几个月以后才到达悉尼。奥尔加打电话到金边，告诉我这一消息，并把最重要的几份文件电传给我。但柬埔寨那时政治动荡，正处于选举前极度混乱的状态，我无力分心。几个月以后，我回到悉尼，收集整理文件时，才有时间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信件上。

第一封信来自下诺夫哥罗德安全局，苏联时代，那座城市叫高尔基市。在打印得密密麻麻的两页纸上，以无与伦比的夸张乏味的文体，概括了居住在高尔基市的奥尼库尔一家四口——曼娅、她的父母亲和弟弟亚沙——的遭遇。关于曼娅，信件这样写道：

玛丽亚·格里高利耶芙娜·奥尼库尔，于1911年3月23日出生于海拉尔，在汽车厂担任牙科医生，住在高尔基市奥克佳勃尔斯卡娅大街13号19号楼。她于1937年10月2日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高尔基市分部逮捕，据称，被指控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

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官1938年1月7日的判决，依照《刑法》第58条之第6款……M. G．奥尼库尔（曼娅——编者注）被判处死刑，于1938年1月14日在高尔基市监狱执行。

根据苏联高等法院军事委员会1956年10月6日的决定，撤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官1938年1月7日的判决，并鉴于查无实据，决定撤回该案的诉讼。

随后是关于她父亲的一份同样简明扼要的报告。接下去是这样几行文字：

M. G．奥尼库尔和G. M．奥尼库尔葬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布格罗夫斯基公墓。遗憾的是，由于在那个年代没有对这些人进行登记，因此，区分他们的墓穴是不可能的。但是，下诺夫哥罗德政府已经决定，在布格罗夫斯基公墓为被非法镇压的受害者建立一座纪念碑。

按照这份简要的报告，亚沙是以同样的罪名与曼娅一起被捕的。同样，按照《刑法》第58条第6款，他被判处服十年苦役，地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乌拉尔山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伊夫德尔拉格劳改营。切斯娜晚些时候被捕，1938年6月14日，也以“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判处五年流放，并于1938年12月，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服役。廖瓦舅姥爷说得对，尽管他已经忘记具体条款，但他们都是依据那部臭名昭著的《刑法》第58条第6款，以日本间谍的罪名被逮捕的。

安全局的信中附有两张发黄的明信片，上面贴着伪满洲国的邮票—— 这是在奥尼库尔一家的档案中找到的唯一一件个人物品。这两张明信片是我外祖母基塔分别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5月从哈尔滨寄给高尔基市的母亲切斯娜的，但这两封信从来没有交给过收信人。明信片上谈的都是些家务事，也表达了对在高尔基市的亲人们的深切思念。

第二批文件都与阿布拉姆案有关。第一份文件是一封信的复印件，是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军区军事法庭对我请求俄罗斯联邦高等法院军事委员会提供有关阿布拉姆案件详情的那封信的回函。信函上依然印着苏联的标志—— 麦穗环绕的斧头、镰刀。这说明，他们已经在采取行动。有趣的是，信函说阿布拉姆已被“恢复名誉”。

大约一个月以后，联邦高等法院的证书寄来了，上面也有苏联的标志。信函是以外交照会的形式，从俄罗斯外交部寄到澳大利亚大使馆的，虽然简短，但提供的信息很多：

1957年2月6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对阿布拉姆·格里高利耶维奇·奥尼库尔一案予以重审。阿布拉姆·格里高利耶维奇·奥尼库尔出生于1907年。1937年10月17日被捕，此前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国家安全局第七处作战小分队中文翻译，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依照《刑法》第58条第1款和第58条第11款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57年2月6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予以重审。

决定撤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地区军事法庭1939年10月4日对阿布拉姆·格里高利耶维奇·奥尼库尔的判决以及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1939年12月17日对该案的裁决。鉴于查无实据，决定撤回该案的诉讼。

A. G．奥尼库尔死后予以恢复名誉。

这么说，阿布拉姆竟然没有被枪决！死后他还恢复了名誉。可是，没有提及他被送到哪里服刑，也没提到他是怎么死的、死于何时。《刑法》第58条第1款是“叛国罪”，第58条第11款涉及“组织反苏活动”，可是，证书没有提供阿布拉姆所谓罪行的细节。他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事实是白纸黑字写就的，但只是一名翻译。出身于通晓数国语言的家庭，阿布拉姆选择这种职业是可以理解的。

感谢新克格勃，使我暂时填补上奥尼库尔家族的空白。现在，我对他们悲惨的命运有了一个来自官方的说法：概括在四张半纸里的五条生命，最后以昭雪而结束。

不过，在曼娅、阿布拉姆、亚沙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依然不清楚。我能找出真相吗？

回想起在卢比扬卡大楼里与弗拉基米尔的会面，我确信，他提到过档案的事儿。我也记得，曾经委托我的朋友布雷德里去了解一下那些所谓的犯罪事实。我收到的这些文件显然是以什么材料为依据的。因此，肯定会有更多的材料。但那究竟是什么材料？藏在哪里？我怎样才能得到呢？

我想和寄材料给我的那些部门联系——关于曾经居住在高尔基市的奥尼库尔一家，和下诺夫哥罗德安全局联系；关于阿布拉姆的情况，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军事法庭联系。可是我后来又想，有什么用呢？他们不可能寄给我更多的材料。倘若确有档案，我得亲自到俄罗斯去看看，而且它们可能分别存放在辽阔疆域的东端和西端。档案中还会有其他材料吗？更多的、通篇都是首字母缩拼词和法律术语的证书吗？那些人是布迷魂阵的高手，去寻找更多、更有意义的材料需要走过一条漫漫长路。

我尽管疑虑重重，可是，尚未澄清的家族秘密可能就深藏在俄罗斯档案馆尘封的档案之中的想法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