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我们是哈尔滨的女儿

我和玛拉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出生在1954年，我们都在讲述哈尔滨的故事。玛拉和我都是这座移民城市的居民。

不同的是，玛拉五岁那年离开她出生的哈尔滨远赴澳大利亚，我七岁那年从我出生的北京向哈尔滨迁徙。

玛拉的心里始终把自己当作哈尔滨人，我却是一直排斥这座城市，因为它让我和在北京时最亲的保姆分离两地。

初来时正值三年大饥荒，哈尔滨的贫穷肮脏令人震惊。比如，主要街道之外的小街遍地屎尿垃圾，冬天街上的下水口被冰冻住，人们就把污水直接泼到街上，形成五颜六色的污水冰坡。每逢周一到校时，值日生要翻开每个同学的头发检查有没有虱子。我们姐妹三人很快就被同学惹了一头虱子。我妈妈找遍偏方，用“六六六”粉、醋、百部草轮流浸泡我们的头发，然后用篦子刮头发，刮下数量惊人的虱子、虮子。童年的我曾被头上长满西瓜子那么大的虱子、虮子的噩梦惊醒。这样的城市无法给一个孩子留下最初的美好记忆。

直到1998年创办《城与人》专刊，我在追寻哈尔滨的历史足迹时才发现我原来那么热爱这座城市，也开始认同自己是哈尔滨人。

是的，应该是我们都在各自的城市生存几十年以后，我和玛拉几乎同时开始了对哈尔滨的历史探寻。玛拉为寻找家族史而回到哈尔滨寻根，我却是在哈尔滨寻找一个个素昧平生却见证哈尔滨历史的老人。

我们都是城市历史的记录者，尽管切入的角度不同。

2000年的五旬节，玛拉和她的父母一同回到离开四十一年的哈尔滨，并且找到犹太墓地和俄侨墓地，又在俄侨墓地遇见父母的同学瓦莉娅。

她到时，我刚走，错过了这次见面的机会。

半年后，玛拉和另外两位犹太学者来黑龙江省社科院参加学术活动，我和瓦莉娅分别接到邀请。于是我们终于见面了。

后面发生的很多故事是属于我和玛拉的共同记忆。

那年12月，我写的《玛拉和她的国际家庭》发表在《黑龙江日报》的《城与人》专刊上，里面选用了玛拉发给我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幅是玛拉在日本建筑师大谷周造设计的小木屋前的留影。那应该是玛拉离开这个城市前的告别。

记得是1961年冬天，我父亲第一次带我们姐妹三人来到冰封的松花江。我们乘坐冰橇，由一人撑铁杆，像江南撑竹篙一样，风驰电掣般从江南滑到江北。我们全身冻透，因此父亲说干脆走回江南。往回走时，猛抬头，忽然看到江畔排列着几座美丽的小木屋，犹如童话般美丽神奇。那其中就有两年前玛拉留过影的小木屋。每当夏季，我们一家或乘汽艇，或划舢板从江北回到江南的途中，都会在松花江的波光粼粼中，看到那些童话般的小木屋。

因此，四十年后看到玛拉的照片，我心里有一种感动——我和玛拉都是哈尔滨的女儿，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沿着岁月之河探寻应该被后人记住的历史。

如今，那些曾给了我很多帮助，使我得以确认哈尔滨许多老房子的历史功能的老俄侨——米沙叔叔、弗罗霞阿姨、尼娜阿姨、瓦洛佳（还有中国籍的瓦莉娅）等人都离开人世，长眠在哈尔滨皇山俄侨墓地。但那些老房子中的大多数，我已经通过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使它们被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

玛拉把她的家族历史写成了一本书。2009年，这本书的第一个中译本在哈尔滨举行签售，我特地从北京赶回来，没想到在玛拉下榻的宾馆见到一位特殊的客人：梁女士。这位梁女士住过玛拉家的老宅。那栋楼被拆之前，她特地留下了房间的铜钥匙，这次送给玛拉做纪念。她同时请我帮她向玛拉澄清一个事实：她家之所以能和其他几户人家一同搬进玛拉家的老宅，是由于当时市里有一个接收外侨房产办公室，离境迁徙到其他国家的外侨的房产由这个办公室统一接管，再进行分配，没有任何可能是个人擅自留给自己居住。玛拉家的房子被分给几户干部居住，其中有一户是市委机关的干部，他对这里没有集中供暖的锅炉房不满意，就提出换房。在这种情况下，梁女士的父亲才从已经分配的原横滨正金银行哈尔滨支行高级职员宿舍搬到这里。梁女士还特地给玛拉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我相信梁女士说的是真的，希望玛拉也能相信。

曾一智

2016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