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日本投降的第二种看法是，日本战败于美国，并没有战败于中国。

没有“屈原”和“苏武”，那没有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和协作，中国还能战胜日本吗？持此种看法的人多认为，中国的胜利是在美国的援助下取得的，进而得出这样的认识，日本败于美国，并非败于中国。持这种看法的人，过去即有，今天亦然，大部分日本人这样认为，一部分中国人也这样认为。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日本乞降使今井武夫抵达芷江乞降，有记者问他来芷江的感受，今井是这样回答的：“我是代表冈村宁次前来向中国军方呈递投降文件的。在抵达机场上空时看到的人群中，美国人超过中国人。”当时在芷江参与洽降工作的中国派遣军第四方面军中将参谋长邱维达、中国陆军总部第四处处长刘措宜，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认为：“此话用意含蓄，日本虽然战败，他仍有不服输之意。”今井所云或是事实，“第一招待所里充满了星章的将军，但来接待日本代表的是一位少校，此外仅有师管区的郑司令和担任警戒的新六军的团长，中国方面的人显得特别少，只有警卫的士兵，冷然握着枪杆站立”。后来，今井武夫在本人的回忆录中也不无阿Q地称：“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夸耀不败的日本军，觉得并非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胜利的压力，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战胜的实感，对日军的畏惧心理尚未消除。”“煮熟的鸭子嘴仍硬”，今井正是代表了这样的一批“不服输”的日本人。

日本并没输于中国，在当时，就有部分中国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一九四五年元月《新闻天地》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冯玉祥的《倭寇必然崩溃》，冯一开始就向大家欣喜地报道了三个好消息，一是“东京就要炸平了”，二是“鬼子的兵船大都炸毁了”，三是“鬼子的飞机，大都打坏了”。

接着，他说有人可能要问，“但那都不是我们自己去打的呀！那全是人家美国的呀！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同盟两个字。同盟两个字，说得文一点，就是荣辱与共，生死以之。说得白一点，就是露脸同露脸，丢人同丢人。不管同盟国是胜利或失败，都是一样的。”

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要大家正确理解“同盟”之含义，同盟者即不分彼此，美国的功劳就是我们的功劳。这个回答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一般人还是觉得，“虽然我的朋友一刀将敌人杀死了，但总没有我自己用手指头把敌人的眼睛挖出来痛快”。

直到今天，和当时的冯玉祥一样，我们似乎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台媒在批驳“日本‘二战’未败给中国”论时称，“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迅速屈服中国，这是速战速决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一旦无法达成，即为战败”。既然日本没有迅速征服中国，那日本就已经败于中国。这样的回答似乎很牵强。

事实上，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打败了日本，这样的说法无疑与事实不符，也漠视了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中的贡献。其实，当时丘念台就已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他说：

抗战胜利初期，有些人有意无意地说：日本是给美军方面打败的，中国没有力量对日反攻。显然，这是很不公平和不明事实的说法。我国抗战几个年头，忍受重大牺牲，始终苦撑下去，达成了消耗敌人、拖垮敌人的战略目的。日本的大部分兵力，投入在中国广阔的战场上，等于是被长期冻结在一起，这是我国对世界反侵略集团的一大贡献。当日寇战至精疲力竭之际，美国向其本土投下两颗原子弹，不过只是一道催命符而已！

且不说在十四年的抗战中，基本上是中国单打独斗抗击日寇，“独力苦撑达十年之久”，消耗了大量日军。更不用说，待到同盟国和轴心国物以类聚，正义和邪恶决战之际，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这样的贡献我们又岂能视而不见，妄自菲薄？

在论及“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之贡献”，何应钦这样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日本军阀侵华肇其端。复由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结束。其初也，仅为中国独力对日抗战，尔后逐渐发展为世界反侵略集团（同盟国）对抗侵略集团（轴心国）之战争；战区则由中国一地，扩张至欧、亚、美、非、澳各洲。但不论其如何演变，中国自始至终，均立于反侵略之最前线，肩负起最艰巨之主力战。故作战时间最长，抗敌牺牲最大；同时对整个战局之影响亦至深，对世界之贡献亦至巨。苟无中国英勇之全面抗战，或战而不能坚持到底，则不特提早日本军阀征服亚洲之时日，且英美各国亦将因无作战准备之余暇，必益增困难。果如是，则人类所遭受之灾难浩劫，实不堪想象，世界历史将重写。

但愿别有用心的日人，妄自菲薄的国人，反复品读一下何应钦的这段话。

因此，在对日战争中中美所起作用中，我们似乎可以说，中美两个主要盟国共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离不开美国一样，美国同样离不开中国，强调任何一方的贡献，而忽视另一方的贡献都是不正确的。但不幸的是，我们似乎只看到美国之于中国的援助，没有看到中国之于美国的援助。因此，如果就美国一面而言，是“抗日援中”，那对中国一面而言，何尝不是“抗日援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笔者在巴黎犹太艺术历史博物馆（Mus e d'art et d'histoire du Judaïsme）参观，顺便细看了此地正在举办的犹太裔美籍摄影师Roman Vishnuac（此人亦为爱因斯坦等名人摄影）的摄影展，看到他在纽约唐人街拍摄的几幅照片，有一张照片是一华裔女子躺在床上献血，据说明知，从一九四三年七月到一九四四年一月，纽约唐人街中国血库，已帮助了一千七百五十七位抗日的中美战士。还有两幅照片是一个美籍华裔海军水手的葬仪，一幅是众人抬一棺柩在街上行进，一幅是正将棺柩抬入追悼现场的情形。看注解方知，一九四一年在美国共有十一万华裔，其中超过一万三千位华裔在美国服役。也就是说有超过10%的美籍华人在美军服役作战！虽然华裔在国籍上是美国人，但为了对付那穷凶极恶、冒犯践踏“祖国”的日寇，男人沙场捐躯，女人挽袖献血，其为“祖国”而牺牲的精神何等感人。从这个角度讲，我炎黄子孙何尝不是“抗日援美”。华人入列美军行伍，只是中美两个民族国家肩并肩共同抗击日本的一个具体个例而已。至于我亿万国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广袤的土地上与日军浴血奋战，殊死决斗，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中国，但另一方面何尝不是为了美国，为了世界。

因此，虽然分居浩瀚的太平洋两岸，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中美两国，互相支持，共同应对。那么，我们就不要说什么“美国支援中国打胜仗”之类的话。如果真要在中美抗日中“论功”的话，也有人认为日本是“被中国打败，向美国投降”，持这样观点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缬厚先生，他研究发现：

日本向中国战线投入的兵力，远远超过向以美国为对手的太平洋战线。从军费的数量来看，也是向中国战线投入更多。也就是说，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国力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消耗殆尽的。基于历史事实，我把先前的战争定论为“被中国打败，向美国投降”。非常遗憾，现在的日本青年还不具备这样正确的历史认知。日本误以为败给了美国。基于这种错误的历史认知，日本形成了过分依赖美国的态势。注1

注1 [日]缬厚：《不承认侵略历史的“第二罪”》,《人民日报》2013年7月1日，第3版。

退一步而论，假使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面对凶恶的敌人，中国就束手待毙、甘为日奴了吗？事实上，在美军正式对日宣战前，中国“单独”抵抗日本已长达十年。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在国庆广播中就说：“真正的胜利，必从持久奋斗中去求，绝不可以侥幸而得，国际的同情，足使我们兴奋，但不可以有所倚赖，我们必先自助，他人始能助我，所以我们国民必须坚苦卓绝，不顾牺牲一切地精神，要百折不回，奋斗到底。”虽说“得道多助”，但要别人只因“道”而为你抛头颅，洒热血，往往是靠不住的。

因此，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事实，“于一九三一年日本占我满洲之际，列国曾容许其肇始，洎乎一九三二年，日本轰炸上海闸北居民于睡梦之中，列国实纵容其继续，及今日本再度大举侵略，铁蹄遍踏中国全境，列国竟亦默许熟视无睹”。甚至到了“七七事变”，日本毫不忌讳地宣称要征服中国时，素日将“公理正义”的高调唱得响彻云天的西方文明世界也是若无其事，缄默无语。

一九三七年九月，宋美龄在向美国的广播演说中说：“就日本目前在华之行动而论，诸君当能明见日本居心险恶残忍，依照其预定计划进行，数年以来日本无日不在准备征服中国之企图。为达此目的，即完全歼灭我中国人民，亦所不惜，所奇者，列国竟都袖手旁观，无一以为痛痒相关者，其因日本每日宣传虚构事实竟获确信欤？抑或因日本有催眠之技，驱使世界缄默？甚且八月廿八日日本首相近卫之宣言，声称‘日本意在鞭笞中国使其屈膝，不敢再有抗战之精神’，似亦未有任何效果。”她对西方世界质问并讽刺道：

余今敢问，西方诸国，坐视现此之残杀与破坏，噤无一词，是否可视为讲求人道，注意品德，尊侠尚义，信仰耶稣文明之战胜乎？又试问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一若震慑于日本之暴力，致不敢以一语相诋评，是将不视为国际道德，耶稣信条，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之坠落之先声乎？如果西方各国，对于以上各节，漠不关心，对于所缔条约，轻于放弃，则吾素以怯懦者见称，且连年埋头苦干之中国人，亦只好就其力之所至，抵抗到底，吾人将战斗以迄获得最后之胜利，或战斗以迄至最后之惨败，纵使大好江山，悠远历史，均为碧血所染同归毁灭，亦所不惜。

你以道德标榜的西方世界不过纸上的英雄，而我以“怯懦见称”的中国人却是行动上的勇士。你不提供实质性帮助且罢，但奈何连道义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同情也如此悭吝？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自“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以来，“中国作战了一年半之后才获得美国第一次贷款。……我们作战了三年八个月之后才获得包括在能享受一九四一年三月租借法案的国家之内。我们作战了整整四年之后英美政府才开始冻结日本资产，并且对日本进行全面的禁运。我们作战了四年五个月之后才找到并肩作战的新盟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倘日本不偷袭珍珠港，美国不深受其害，国际社会恐怕还得姑息养奸，袖手旁观，中国恐怕还得“孤独”抗战。

不论中国“孤独”抗战胜败前途如何，日本想打败中国、统治中国，且不说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因素，单从常识判断，就无异于白日做梦。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发表“总理纪念周”演讲时称：

我们由于对日本阴谋的总检讨，发现了敌人的凶狠，也发现了敌人的狂妄，我们真不明白敌人何以失去理智到这样地步？世界上岂有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灭一个有五千年历史、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千二百余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国？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轻易受人威胁，以至于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

面对如此规模的人口、如此广大的地域，加上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你日本做并吞中国的迷梦之前先得称称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一九四二年，胡适在解释“中国在如此困难的情形下怎么会有办法对一个强敌抵抗了那么长久的时间”这个“现代的奇迹”时，也说了包括蒋介石曾经说的“常识”在内的五个因素。一是“空间”，中国抗战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一是庞大的人口，“我们充满信心地相信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日本绝对无法征服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一是历史性的全国的团结。胡适说，“中国曾在一个帝国，同一个政府，同一个法律制度，同用一种文字，同一个教育形式和同一个历史文化之下继续不断地生存二十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这个团结着的国民生活之延续是任何其他种族、国家或洲陆所无可与之比拟的”。胡适所说的亦即“大一统的历史文化传统”，面对此两千多年的强大历史文化传统，凭一个岛国的一时嚣张，就能得逞？

然而，“暴力主义和常识是不能并立的”。患上了统治世界、征服中国狂妄症，迷信武力的日本可悲之处正在于看不到摆在眼前的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和常识，不自量力，最终磕死在中国这堵铜墙铁壁上。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盟军的并肩作战，日本前途恐怕也只有必败之一途，更何况在盟国之间互相配合、互相援助下，日本岂有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