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蜷伏·日月重光:抗战胜利受降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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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投降的第一种看法是,日本投降是“屈原”和“苏武”之功。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不仅使得这两座城市遭到灭顶之灾,也让负隅顽抗的日本看不到转机的希望。“屋漏偏逢连夜雨”,几乎与此同时,八月九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表面上看,日本的投降是“屈原”和“苏武”之功,然而,客观地讲,这两个因素,“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并非“决定了”日本的投降。须知此时日本已处灯油耗尽、灯光如豆之势,两股狂风刮来,自然会加快油尽灯灭的速度。

这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原子弹、苏联的红军,日本也一定会失败投降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时刻,就是日本走向灭亡的开始。如果说,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中国抗日陷入暂时不利的形势的时候,除了部分糊涂蛋(如汪精卫、周作人之流),持有“抗战必败论”外,明眼人(如毛泽东、蒋百里等),都能看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最终结局。当抗战初起,蒋百里先生就讲过“英雄跳,我们笑”的最终结局,逆世界潮流而动,只有自取灭亡之一途而已,只不过,这话应当改为“小丑跳,我们笑”更为妥切。

更不用说时间到了一九四五年初,不要说“明眼人”,就连“瞎子”也能看到“倭寇必然崩溃”的结局。那时,人们在报刊上讨论的话题就不是什么日本是胜是败的问题,而是“几时踏破东京”的问题了。也就是说,这时人们关心的不是日本投不投降的问题,而是何时投降的问题了。当时,有人就这样作出“日本绝不能再撑半年”的预言:


与其罗列数字瞎猜,毋宁诉诸常识;常识告诉你也告诉我,日本的军力和军火补充力,对于盟国是无法比拟的,有了这点常识,就能作最后的判断了。就现局看来日,今年的春夏之交,必然有大变……中国的失土尽得尽复,就表示是日本的末日;我不敢想象,到那时盟军是否已经登陆三岛。但无论是或否,日本绝不能再撑半年。这是一个平情的推断,其中并不包括任何突袭。至此,我写下我的结论:几时踏破东京?我说最迟到明年底。周天辉:《几时踏破东京?》,《新闻天地》1945年第1期,第7页。


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预言帝”。

“日本鬼是颇能慎重的,它在日俄战争中,战无不胜,犹偷偷地哀恳别人说和,何况在今天的局面?”傅斯年:《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傅斯年全集》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社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90页。你“瞎子”都能看出的事情,对日本必亡的感受最为真切的日本人自己何尝不知自家的底细?他们当然知道等待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并做好了接受失败、打算投降的心理准备。

事实上,“日本投降前夕,军事上早陷绝境”。这是《良友》杂志1945年10月号的一个标题。《良友》第172期,1945年10月号,无页码。我们且看一九四六年《益世报》上发表的一则报道,报道称不久前公开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报告显示,“一九四四年春间,日本海军各领袖已断定日本绝非不能战胜。及至一九四五年五月间,日皇及其顾问等已决议战争应予以结束,即使依照盟军条件承认战败亦所不惜。”也就是说,“即使美国不投原子炸弹,苏联不参战,及盟军不计划攻入日本本土,日本亦将于一九四五年底投降”。《美调查团公布日投降酝酿经过,一九四四年大局已定,即无原子弹亦必投降》,《益世报》1946年7月21日,第4版。这一说法在日本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的回忆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法西斯的覆灭,使得日本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经过一番研判后,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国内之现状,除非实行何等特别新奇之措置,否则战争实无法继续,已极明显,至于列国对日之态度,因德国之崩溃,渐趋强硬,当时并判断,约至九月末,苏联必对日宣战。所以至迟若不以七八月末为目标,作全部根本之动员,完成某种目标之准备,非但保卫冲绳岛困难,即本土决战,亦非易事。”[日]近卫文麿、迫水久常:《日本投降内幕》,孙识齐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1月版,第90页。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也同样吃不消、扛不住,他称:“同时因美国对日之一般空袭,远较日本当初想象为猛烈,故有人观察,纵无原子炸弹,约至九月底,日本青森县以西,全国人口在三万人以上县份,悉将化为灰烬。”

更为“奇葩”的是,有日本人认为,美军投掷的两颗原子弹,对日本来说是投降的天赐良机。“其中亦有认为此为天赐日本结束战争之绝好机会,绝非败于军队,乃败于科学,故虽投降,并非耻辱。”[日]近卫文麿、迫水久常:《日本投降内幕》,孙识齐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1月版,第96页。冥顽不觉悟,死要面子如此,真是可叹可悲。

注意,日本败于“屈原”与“苏武”之说,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死要面子不要命的日本人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他们之失败一则是因为“美人在科学研究上较日人进步”,二则是因为苏联“忘情负义,乘人之危”。“他们不承认原子弹和苏联参战只使战争早结束,不承认今天的失败是多年侵略错误的结果,而是冠冕堂皇地硬说他们的投降是由于避免人类大屠杀。”朱启平:《日本投降是暂时的休战(二)》,《大公报》1945年10月3日,第3版。

事实上,日本投降是“屈原”和“苏武”之功这样的说法,在日本战败之时,便有是说。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二日,吴相湘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公开讲演就对此说进行辩驳。“因如无中国军民之艰苦奋斗八年,尤其是珍珠港事变前后的四年更可珍贵,争取了这一余裕时间,美国如何才有时间从事整军反攻,并使原子弹的研究发展成功?”他指出“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步步为营的后退决战法,才是抗战胜利的主要因素”。吴相湘:《爱国忧时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6—107页。

因此,我们并不是说“屈原”与“苏武”无功,而是说其功在加速了日本的投降,特别是在保存自己、歼灭敌人上立了大功,但其并非日本是否投降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