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关于日本投降的第三种看法是，日本不是“无条件”投降的，而是“有条件”投降的，这“条件”便是“保留天皇制度”。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盟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宣言最后一条即为：“吾人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有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面对如此严厉警告，日本以为盟国是吓唬他，开玩笑，等见了“棺材”后，八月十日，走向绝境的日本正式向四强中美英苏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同时附以“一项谅解”。该“谅解”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广播时至希望……以下暂停，至深夜十一时半后始续下列一段）此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之明白表示，能迅速获致。”

看来，保存天皇制的谅解，确像是日本的“条件”，而且事实上，天皇制是被允予以保留。

得到日本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所载条款，同时希望保留天皇之国家统治大权的通告，第二天，八月十一日，美国代表同盟国发表立场，其中有云：

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天皇之国家统治权，自投降之日起，均由联合国盟军最高司令官行使。司令官为实施投降条款，得采取认为必要之措施。

日本国最终之政府体制，应根据《波茨坦公告》，由日本国国民自由表明之意志决定。

注意，盟国的答复无非是说天皇及日本政府之统治权均由“盟军最高司令官”行使，而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至于天皇去留则由日本国民决定。换句话说，天皇也许可以照常做，但麦帅一定要做“太上天皇”。事实上，麦克阿瑟的确身居“太上天皇”的地位，日本人不愧是服从强者的典范，“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两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唯一的存在。在他们的心目中，麦帅是他们最高的统治者，是他们命运的支配者，天皇是他们传统的领袖，是他们民族之酋长”。

事实上，早在一九四三年底召开的开罗会议上讨论日本的“后事安排”时，盟国就对日本保留天皇制达成一致意见，而提出保留天皇制的人，不是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人，正是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化有所了解，后来和日本干了十来年、对日本宽宏大量，但又被日本耍弄的“蒋委员长”，而且这一提议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赞同。

何应钦这样说：

此次会议最大之成就，除中国收复东北及台湾、澎湖等地外，厥为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之自由，及日本天皇制度于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决两事。此两项重要问题，均系蒋委员长强力主张，而深获罗斯福总统赞助者。其中保存日本天皇制度一项，其影响最为深远，不但对战败后日本惶恐的民心有镇定作用，而尤要者，为给日本人民以希望及奋斗之勇气，使破碎之日本得以迅速复兴。否则，废除天皇制度，使日本人民精神无所寄托，势必促成日本更混乱。

因此无论是《开罗宣言》，还是《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本身就不包括铲除天皇制，日本对此自然不了解，于是纠结、烦躁，于是提出一个对盟国来说早已同意，并早已获得一致意见的要求，这个“条件”又算哪门子的“条件”呢？

可是，即便如此，盟国的复文亦非永保天皇地位之承诺，“十三日夕，据传美国方面曾广播称：该复文绝非联合国永久保障日皇地位之意。此广播固被一向认为复文为不承认之表示者，视为有力之证据，同时又足以显示保持日本之国体，并非美国而是日本国民本身”。奇怪的是，今天我们的认识甚至反不及当时日本人的认识，我们偏要将之视为盟国满足日本条件之表示，进而认为当年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

如果要说有条件投降，当初日本的确想提出他们的条件，就在日本挨第二颗原子弹轰炸的时期，他们还在讨论日本到底是“无条件”还是“有条件”投降，他们讨论中的“有条件”投降的“条件”有三：

一、设法交涉占领军不在日本本土登陆。

二、在外日军，在当地不采取无条件投降形式，作为自动的撤兵而复员。

三、战犯之审判，由日本自行办理。

当然这也是以“《波茨坦公告》不包括要求变更天皇在国法上地位”为前提。如果说，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话，这才是他们所提的条件，然而，只可惜这三个“条件”，大概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过于奢侈，一厢情愿而已。

当然，保留天皇制绝非意味着当时人们就认为天皇是清白无罪的，相反，很大程度上，“天皇制”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因素，当时很多人都主张铲除这一战争精神的“发动机”。在听说日本有要求保留天皇制的“谅解”的第二天，八月十一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论日本投降》，社论称：

中、美、英、苏之将拒绝日本希望保留天皇“皇权”的投降，是当然的。波茨坦四强的公告，固未提及日本的天皇制，但公告的精神，显然并未允许日本以维持所谓天皇的“皇权”为条件，而今日本却以不损其天皇“皇权”为条件，那就显然是和波茨坦四强公告的精神相抵触。大西洋宪章固允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政制，却也并未允许各国以怪诞哲学和神话为基础的政制的存在。因为这种以怪诞哲学和神话为基础的政制，正是造成侵略狂心理的因素。日本如果真的希望“迅速获致”免于毁灭的遭遇，那就必须由日本人民自己起来打倒军阀，作完全无条件的投降。须知无条件投降之下，不容掺入任何类似有条件的希冀，提出类似条件的希冀，那就等于没有无条件投降的诚意和决心，也等于没有从毁灭命运中救出自己的勇气。

中国共产党也在要求严惩战犯的社论中明确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日皇裕仁，是国家的元首，又是陆海空大元帅，自然也不能逃避对战争应负的责任”。《大公报》则称，“‘天皇’是战争罪犯，该彻底推翻。”

当时，除了一般人抱有“铲除天皇制”的观点之外，也有一些人抱有与蒋介石类似的观点。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野坂铁）提出这样的观点：“天皇不能推诿战争的责任，但直至今日，天皇是大多数日本人民尊敬的对象，因此，天皇的存废问题，应由战后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决定之。但假设即使日本人民决定继续保存天皇，这时的天皇绝不能如过去似的，掌握着反民主的、庞大的专制独裁权。”而这一观点几乎和此后盟国对日本的答复和改造日本的做法相当吻合。

可是，为什么要保留天皇制呢？天皇固然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同时要看到，在天皇神圣观念长期以来熏陶灌输下的日本人心目中，天皇已成为一般日人的精神依靠和象征，在当时实际情形下，保存天皇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譬如一群恶犬咬人，虽然主人曾纵容、唆使，对恶犬咬人要负责任，但为了不使恶犬发疯，再次伤人，权且保全主人。

说来可笑，就当时而论，日本虽然“文明开化”了七八十年，但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根本就不是人。“考稽日本史家记述之日本‘天皇’制史实，简直‘天皇’不成一个东西。”这或许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事情，但对当时的日人来说却是当然之事，此亦足见日本文化“怪诞”之一面。傅斯年曾说：“日本在维新之初，除去积极的走向近代化以外，又弄一套‘祭政一致’‘国体明证’的神秘法门。日本之强，是他近代化之效，而把日本造成一个神道狂，因而把日本卷入这个自杀的战争中，便是这神秘法门的效用。难道这是可以效法的吗？”正是天皇制下的神道狂将日本推向自杀。

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制之”。虽然史实上天皇并非“万世一系”，而且事实上亦非“神圣不可侵犯”（“在日本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天皇’简直等于一条可怜虫”）。明治之前，天皇不唯得不到任何尊重，甚至其地位和厄运可称得上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惨的皇帝。罗素引用的张伯伦教授的话是这样说的，“自人类有历史和人们有记忆以来，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人这样慢待皇帝。皇帝有的被废黜，有的被杀戮，每次皇位的更替都是血腥和阴谋的征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百年之久，许多皇帝遭到了流放的厄运，有的甚至在放逐中被谋杀……”明治以来，王政复古，尊王攘夷，天皇被重新抬出来，祭在祭坛上。但是，对于日本天皇，“军阀虽视之不若，但对于无知的人民，则使认为‘神’为‘圣’，并向彼辈说明：为‘天皇’而死，灵魂可以上天堂。反之，若背叛‘天皇’，则死后必堕地狱，永不能超生。”以此等愚民教育，“日本士兵因而均愿为‘天皇’而死，人民亦甘为‘天皇’而死，日本兵士之勇于战斗，与军阀之挑起侵略战争，均系‘天皇’两字之使然。”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很多恐怖活动正是“杀人死后上天堂”的极端愚昧的精神所致，而那些极端分子已是“人人喊打”的“世界公敌”。以今例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初日军残暴杀人的精神基础。

将天皇视为神，虽然在外人看来荒谬不经，但在一般日人看来，却深信不疑。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在战后，“一个帝制的最后残垒仍然阻挡在民主的大道上，妨碍着日本人的进步”，但“日本人久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也似乎并不想丢弃这尊业已戳穿了的纸老虎的偶像。日本人至今仍旧尊崇着他们的天皇”。日人对他们的天皇仍是奉若神明，忠心不贰。

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忠心也是世所罕见的。他们至今还不相信这次战争，以及战争所带给他们的灾祸，是应该由天皇负责的。他们认为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可批评的。多数人甚至并不知道昭和的名字叫裕仁，因为天皇的名字岂是小百姓所可以挂在嘴上的！兵士退伍时要向皇宫告别，乡下人进城时也要向皇宫致敬，甚至代表着天皇的警察也到处受人鞠躬。

有一件事是十分奇异的。虽然日本共产党是唯一的主张废除日皇的政党，仍然有许多日本共产党员仍然难以摆脱那种传统思想的束缚，舍不掉他们的天皇。有一位女党员在大会中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主张打倒日皇，可是，说到后来，受不过内心的痛苦，终于当场哭起来了。可怜的日本人，究竟要到什么地步，才能毅然决然地把这尊无益的偶像掷个粉碎呢？

值得注意的是，保留天皇制显然不是将天皇原样供奉，还要将他请下“神坛”来，因此，我们就能看到，在麦克阿瑟的安排下，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日本昭和天皇“走下神坛”，发表所谓的《人间宣言》，让其自己承认自己是“人”，不是什么所谓的“现人神”（现代人世间的神）。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