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关于日本投降的第四种看法是，日本根本就没有投降。

有人甚至更进一步，认为日本并没有失败，也没有投降！如果说日本是“有条件”投降是故意搅浑水的话，说日本并没有投降，就无异于掩耳盗铃了。

投降，而且是无条件投降，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尤其是对一个性格死硬、倔强，而且自称对“耻感”特别在乎的日本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件奇耻大辱的事情。于是，不敢面对投降，偏不承认投降，就成为部分日本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可是，“不承认”固然能自我安慰、自我满足，但却无异于那将头埋在沙堆里的鸵鸟，为天下笑而已。

据那个曾在马关谈判时刺杀李鸿章的日本人小山丰太郎所云，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性格之差别正在于，倘两国一旦翻脸开打，对日本人来说，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见结果，绝不罢休。可是对西洋人来说，他们是边打边看，半真半假，随时准备握手言和。他说：

听说西洋的战争，剑戟刚刚相交，连像样的战事都没有，只要认为有讲和的必要就会讲和。如果打了仗，讲和是很容易的。

这是和日本人不一样的地方。要让日本人来说，男人一旦拔剑相向，不管是国与国的战争也好，个人间的争斗也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讲和的。意气也是这样，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这就是人生意气催生的行为方式。什么用算盘计算得失，是绝不可能的。

不管面临什么情况都忘不了算盘的西洋人，为了功利，有着可以中途而止的变通之才。这和日本人不一样。为人处世，这种方式没什么大错。但是，由利害所趋而变化融通，不管是目见耳闻都让人厌恶。“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当为孟子所笑。

客观上，他之所云其实并不错，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主张“刺刀见红，一干到底”，连“和谈”都不肯接受的民族，更遑论什么“投降”，而且是“无条件投降”了。可是事实呢？当“二战”临结束之时，日本何尝一干到底，决一雌雄？它不照样觍颜向昔日的仇敌苏俄、今日的敌人中国秘密接触，“乞和”讨饶？只是前者虚与委蛇，非但予其阶梯桥梁，反而厚集重兵，于其风雨飘摇之际，对其作最后一击。至于后者，亦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小山君，你之所云似乎又全错了。这次，西洋人，包括中国人，不光不允和，而且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没有其他选项。也就是说，日本不光要乞和，而且乞和不得，而且投降了，而且是无条件投降。可是甲午之战，日胜中败，中国以割地赔款求得和平，丧权辱国，还不至于落得个“无条件投降”，那么“二战”之后，日本却连求和的机会亦未得，只有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资格。当然，求和的结果是割地赔款，而无条件投降的结果却是本分地在岛上过日子，这天地之差别，便是不同的战胜者的差距之所在。

小山啊小山，东洋西洋，其实并无差别，乞和也好，投降亦罢，在于形势。甲午之际当日军占上风之际，自然不愿见好就收，当“二战”之末，日本面临毁灭绝境，即使一百个不情愿，也只得乖乖就范。

不管怎么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了，可是，他们还要扭扭捏捏，打肿脸充胖子，玩言语的花样，不承认这是投降。我们看看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你可能在其中找出一个“投降”的字眼、半丝忏悔的诚意？还是那个小山丰太郎，他曾特别不满地说，李鸿章等人明明是前来“乞和”，却说是“媾和”。可他想不到五十年后，日本同样如此，他们明明是前来“乞和”（“哀求四强允其投降”），却说是“媾和”，明明是“无条件投降”，却说是“终战”，“为万世开太平”。

玩文字游戏的把戏，日本人才是高手，也是他们的强项，比如，“明明是霸道之极，偏说是王道；明明是播种仇恨，偏说是提携亲善！”在他们的字典里，将“中国”称“支那”，将“东三省”称“满洲”，将“琉球”称“冲绳”，将“钓鱼岛”称“尖阁列岛”，将“性奴”称为“慰安妇”、“被拐卖的人”，将“侵略”称为“进出”，将“奴役”称为“解放”，将“掠夺”称为“合作”，将“殖民统治”称为“大东亚共荣”，将“重占琉球和钓鱼岛”称“冲绳返还”，将“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将“安全局”、“情报机构”称“内阁调查局”……

当初，针对有的国人深受日人毒害熏染、自然而然地说出什么“和平以后”之类话，有人就提醒纠正道，“什么‘和平以后’，分明是敌人投降！”只是今天，我们仍有很多人，还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当初日人所制造的词语而不自知。

这次，天皇接受投降的“玉音”播送了，而且“敕谕”也悬于宫门之外。其子民跪地痛哭，“不胜羞惭”，但其“忍人之不能忍”而“终战”，是“欲为万世开太平”，天皇圣明，“深思远虑”，其子民是不仅“毫无不满之意”，反而“感激涕零”。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东久迩在日本贵族院作演讲时称，“此次战争之结束，完全由于天皇之仁慈，天皇自谓愧对祖先，但已决定拯救其亿万之臣民，先遭困苦与不幸，且为后代子孙奠一和平时代之基础，对于此种仁慈之举动，吾等从未有如此之感动。吾等满含感激之泪，对于陛下至尊之心受尽忧劳，只有谢罪。”日本上下臣民亦因感动而涕泣，“举凡营中之士兵，战时工厂之工人，以及穷乡僻野之农夫，莫不为天皇挽救国家免于毁灭浩劫之苦心而感动泣下”。一场屈辱的“投降”，居然成为天皇悲天悯人、伟大圣明、追求和平的明证。谁说唯有中国多出阿Q？上至天皇，下至臣民，如此认识，“嘴巴上”不承认失败投降也就毫不为怪了。

可是，不管嘴上承认不承认，心里情愿不情愿，你都得接受投降之现实，履行投降之责任。投降仪式表面上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但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实质上的一种胜利，而在于精神上的一种胜利。对胜利者来说，自然是一种光荣，对失败者来说，一定是一种耻辱。朋友，虽然受降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正义者对残暴者的惩罚和羞辱，但也绝不会是敬烟上茶、宾至如归的。侵略者自然是要为其昔日的穷兵黩武、残暴恶行付出一定代价的。

在记者镁光灯、摄影机下，在战胜国威严的目光、自豪的神情中，鞠躬致敬，签名盖章，呈递降书，黯然退场，虽每次投降过程仅二十余分钟，但对降使来说，却不能不说是“度秒如年”，生不如死。对个人来说如此，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更是如此。不管怎么说，向人屈膝投降，的确是一件屈辱羞耻、丢人现眼的事。

我们且看几个受降细节。在受降仪式中，当日本人向受降代表敬礼时，受降者为表轻蔑起见，一般是不敬礼、不回礼的。因为这不是朋友之间的送迎，而是正义对邪恶的示威。先看盟国与中国对日本的“乞降使”“置之不理”的态度。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日本降使河边虎四郎中将前往马尼拉乞降时，刚下飞机，“对美上校行礼，然后伸手与上校相握，河边再行前二步，与盟军代表团之威罗贝将军行礼，再伸手欲握，威罗贝置之不理，即向后转而率领一长列难看之日代表登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当日本乞降使今井武夫前来芷江乞降时，“今井和参谋两人向萧毅肃等敬礼，萧（毅肃）、冷（欣）以战胜国的姿态并不答礼”。

再看盟国与中国对日本“受降使”的态度。九月二日，在美密苏里舰举行日本向盟国投降的仪式上，所有美国人着军便服，不打领带，不回礼，以示轻蔑。九月九日，在南京举行的日本向中国投降的仪式中，担任受降席与投降席降书及文件往返传递的是中方代表萧毅肃参谋长，日方代表是小林浅三郎参谋长。当时记者是这样观察的，“萧传递时并不致礼，冈村起立接受；小林呈递时深深鞠躬，何总司令略略颔首”。

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在南京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几个细节。在受降的休息室，“盟国武官、美国军官、中外记者的休息室都在左侧，日代表休息室在右侧，所不同的，左侧休息室备有烟茶，右侧有茶而无烟。”问题是，他们有抽烟的心情吗？我们再看看那些闻名于世的受降图片，可以看到，受降席宽桌高椅，五位受降官个个庄严雍容，而投降席则是窄桌仄位，七位投降者人人凄惶忧戚。有细心的记者看到，“受降投降席都在台下正中，相对而坐，所不同的，受降者坐丝绒椅，而投降者坐木椅”。如此高下尊卑之布置，盖身份、场合不同之故。

当日本投降代表进场向中国受降者致敬后，何应钦宣布，“摄影五分钟”，大庭广众下，被人展出，示众鉴赏，这五分钟好熬吗？他们心中又是什么滋味。后来日本降使退场时，“只见冈村绷着脸走，内心似有无限感慨；小笠原清落后了两步，形容惨淡，几乎要哭了！”如果你我设身处地，如此场景，你会想到找个地缝、寻块豆腐吗？

人都是要面子的，更何况对这些代表一个国家和军队的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物”，当初冷欣中将到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时，“尊为上将”的降将冈村宁次就是扭扭捏捏，死活不肯“纡尊降贵”拜访冷欣，让今井武夫手持名片前来问候，冈村以名片来访，冷欣以名片回敬，经过多次往返商议，最后，冈村才到铁道部官舍，而不是前进指挥所办公处，拜会冷欣。谁说冈村的脸面不重要？可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下，让他俯首呈降，其心情果能如其表面所示波澜不惊乎？

当然，无条件投降并不是签降仪式上受一点“委屈”那么简单，这都是“皮毛”，只是“序幕”，后面还有“占领”“统治”“改造”，直到大家认为它确实“改邪归正”，真正“悔过自新”，才算告结，当然，日本是否归正了，是否自新了，这是另话。

再举一例，自九月九日日本向中国递呈降书后，从这时起，投降的全部日军悉归民国政府节制指挥。“降书”规定，投降的“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所有日本官佐士兵均须负有完全履行此项命令之责”。同时冈村接受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中规定，“在中国境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除外）台湾以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所有一切日本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向本委员长无条件投降。凡此投降之日本部队，悉受本委员长之节制，其行动须受本委员长或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之指挥”。倘有日军不服从命令，则予以惩治。“本命令所规定之各项，及本委员长之代表何应钦上将嗣后所发布之命令，日军及日军控制下之一切文武官员及人民，须立刻敬谨服从，对于本命令或此后之命令所规定之各项，倘有迟延或不能施行，或经本委员长或何应钦上将认为有妨碍盟军情事，将立刻严惩违犯者及其负责之军官。”

九月十日，投降仪式的第二天，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时说，“只要你能切实服从我的命令，遵照我方各种规定，相信完成你一切善后任务甚为容易。”“此后规定命令系统，我各战区长官及各方面军司令官，可下令于日军各方面军司令官及军工，至于我各战区长官及方面军司令官以下之指挥官，当以我高一级的军官下令于日军低一级的军官。”并给冈村下达了一号命令《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一号》，其中规定，日本军队“完全受本总司令节制指挥，不受日本政府之任何牵制”。“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名义取消，并自明十日起，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之任务，为传达及执行本总司令之命令，办理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项，不得主动发布任何命令。”

这时，数百万日军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再听命于日皇及军部，而完全听命且服从于中国政府和军队。这可是我国家民族有史以来曾有过的事情？这可是曾经骄傲蛮横、罪行累累的日本军人的光荣？

说一千道一万，无非是告诉部分健忘的、甚至是在阿Q式的自我安慰中自欺陶醉，在嘴巴上“否认日本投降”的日本人，投降不仅是事实，而且是“耻辱”的。投降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能从应得的“耻辱”中吸取教训，而是一味用语言制造出未降之迷幻，在此迷幻中拾回那虚假的颜面。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假使以上关于日本投降的四种看法成立的话，我们可以问：如果说日本投降归功于“屈原”与“苏武”的话，那日本为何要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如果说日本败于美国，并非败于中国的话，那日本为何要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如果说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话，那日本为何要向中国无条件投降？如果说日本并未投降的话，那日本为何要向中国无条件投降？

可以说，在这本书里，我们把当年的命令文书、投降现场集中展示出来的目的，正是要将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铁的事实摆出来，以澄清和驳斥这些似是而非的、甚至颠倒黑白的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