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概况与传播动因

一、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概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了文字，统一的文字体系在华夏文化圈各族之间的传播和使用，最终使得汉语文化传统得以历经几千年的传承。汉代确立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地位，恢复了以孔子的“圣人之道”治理国家的根本政策，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最基础的部分。从我们现在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传播机构所采用的名称“孔子学院”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确立对后代的中华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昌明，实行的“遣唐使”制度吸引了大批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汉语传播称作“文化吸引式”汉语传播。“遣唐使”制度为当时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营造了极其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汉字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在东亚地区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董海樱，2011）

两宋的经济文化是当时人类最先进的，它的传播对世界人类历史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宋朝同样大力支持对外经贸和文化传播，这对宋朝的经济和文化以及儒学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大大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联系与交流。（吕振梁，1984）

元朝的统治者在占据了中原后，不断向西发动扩展疆域的远征，在残酷的扩疆征战途中，中华文化也随之传播，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这一时期，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不是从西亚的阿拉伯商人的传闻中得来的，而是从那些亲自到中国游历和生活过的旅行家、商人、传教士们的见闻记录中得来的。中国人熟悉的马可·波罗就是以商人的身份来华的，他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久（1275—1292）。宋、元时期，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兴起，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渐渐褪去。海上贸易成为拉动汉语传播的关键因素。由于宋、元王朝对中国商人在海外拓展贸易给予积极扶持和支持，汉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在异域永久地扎下了根。因此，这一时期的汉语传播可称作“贸易拉动式”汉语传播。（齐涛，2011）

清朝时期，新航路开辟和新大陆被发现以后，西方迅速向海外扩张，整个世界被连成了一片，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开始了世界文化的时代。当时中国的语言文化海外传播出现了大规模、多渠道、多层次地向西方传播的特征。但是清朝末年，国力衰微，国难不断，内忧外患，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步伐停滞不前。

通过对中国近三千年来的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进行梳理和回顾，我们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轮廓和发展线索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理解。对于研究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工作者来说，必须把视野放宽到历史和世界的角度去看待中国语言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这样才能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内涵有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认识。

近现代，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留学生来华的对外汉语教学阶段，这一阶段以“请进来”为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育机构——“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成立。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对象是东欧、越南等国家的学生，那时汉语传播的动因主要是政治，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李宇明，2011）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阶段，这一阶段强调“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这是汉语真正再次有规模地向世界传播的时期。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再次明确“积极拓展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创新对外宣传的方式方法，增强国际话语权。”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014年5月，刘奇葆在《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讲话中再次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把内容建设放在第一位，突出思想内涵和价值观念。要积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充分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国外民众触摸中华文化脉搏，感知当代中国发展活力，使中国的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要多措并举、多方发力，广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与投资，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方式，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走出去格局，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由此可见，中国的跨文化交流已从“走出去”的外宣概念逐步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由政府主导向鼓励走市场化道路转型。

二、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动因和条件

某个民族的语言向另一民族、另一地区的传播，是被某种力量推动着的。（王建勤，2016）语言往往不是通过语言本身来传播的，而是以宗教、文化、贸易等因素为依托，并通过这些因素的拉动而广泛传播，不同的传播方式反映不同的拉动因素。语言传播的条件和动因是复杂的，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传播，有着不同的动因。有的是单一动因起作用，多数情况下是多种动因复合起作用。（张西平，2016）有些语言是通过军事或者殖民和移民来实现传播的，例如早期的英语就是伴随着英国殖民者强大的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而向全世界传播的；有些语言是通过宗教来实现传播的，例如阿拉伯语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不断向外传播。语言传播的条件和动因会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各种变化，如不同动因作用强弱的变化，动因的增减变换等。18世纪中叶，为配合早期殖民扩张的基本外交政策，英国曾把掌握英语看作“教化属地内有色人种最重要的方式”；“二战”后，旧的殖民体系被打破，英国改以“文化交流”“援助”等比较间接、隐蔽的方式来推广英语。

各国语言推广机构都将本国语言文化传播作为宗旨和核心任务。从更广视域和更深层面看，各语言推广机构均服从、服务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利益和整体外交政策，并且推广的方式方法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各国语言推广机构发展到今天，虽然宗旨和核心任务大致相同，但由于各国在国情、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各不相同，他们的组织管理各具特色，推广的手段和方法也各不相同。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交往和人口流动以级数的形式增频加速，语言传播在传播规模、传播速度、传播方式和种类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新的特点和动因。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虽然存在着一般语言传播的规律性特征，但又不同于母语共同体内部的语言传播，更多体现出跨民族、跨国界的跨文化传播的典型特征。（李宇明，2011）

历史上汉语传播的动因主要是文化和移民，例如上文提到的汉语自汉唐以来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形成了影响至今的东洋汉学。历史悠久的汉文化，特别是汉唐文明，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他们纷纷学习汉语和汉字，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文化，或者通过借鉴汉字、演绎汉字来创制本民族文字。明代以后，通过传教士和旅行者，汉语传到西洋，形成了至今犹存的西洋汉学。西洋汉学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兴趣。继利玛窦之后，许多传教士来到东方传教，马可·波罗等旅行家及一些商人也来到中国，他们把汉语和汉文化传到了西方。南洋华语的形成主要是移民因素。当年，华侨背井离乡，辗转来到南洋各地，在当地扎下了根，还有一些华侨则走得更远。不管是老移民还是新移民，他们都是把汉语带向世界各地的一支力量。汉语伴随着劳工和移民漂洋过海传播到东南亚，形成当今东南亚华人的华语。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唐人街，唐人街上的汉语，也是移民动因形成的。

当代，汉语真正再次有规模地向世界传播，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5年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召开之后。这一时期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动因中，包含文化动因和移民动因，但最主要的动因应该是经济。（李宇明，2011）近些年，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二，而且发展前途非常乐观，是“金砖五国”之一。对个人来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掌握了汉语可以为自己谋一份有前景的职业，方便与中国人做生意，进行贸易往来。很多国家关于学习汉语的宣传就是掌握了汉语就能够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如果这个判断正确的话，那么就应当充分利用经济因素去推动汉语传播。比如：在汉语传播的对外宣传上，应以“汉语学习的经济价值”作为基本口径；在海外办学机构的设置上，应当充分考虑受中国经济影响较大的区域，应当更多地听取我国经济部门的意见；在国内办学上，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专业，应该较多介入，提供宏观策划和课程、师资等方面的具体援助；在课程设置上，除了语言课程之外，应当充分向学生介绍现代中国，特别注意培养学生从事涉华工作的能力，甚至是培养学生在中国工作的能力；中国各有关企事业单位，在推荐吸纳人才时，应当尽量为海外的汉语学习者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学好汉语以后，有可能谋到一份职业，甚至是较好的职业，从而给汉语学习更大的推力。

当然，当下汉语传播还有文化动因和其他动因，在注重经济动因的同时，也要兼顾不同国家、不同学生的其他学习动机，比如对于华裔华侨子弟来说，中华文化是华侨子弟的“母文化”，学习母文化是其“族裔义务”；对于日、韩、越等国的学习者来说，在注意经济动因之时也要重视文化动因，因为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通融到了日、韩、越等国的文化中，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对于理解他们自身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