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内涵与价值评估

第一节 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内涵

一、语言传播的内涵

目前，对于如何定义语言传播，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所谓语言传播，通常是指一种语言的使用区域的扩大。社会语言学通常把语言传播分为两类，一是自然传播，一是对某种语言有意识的传播，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即强势语言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而这同时也意味着弱势语言的使用范围在缩小。（郭熙，2006）李宇明认为：“语言传播，指A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从社会实践这一角度来理解语言传播，虽然不够全面，但也大致概括了语言传播的基本内涵。

语言传播是亘古普存之现象，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碰撞的方式之一，也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碰撞的先导与结果。语言在传播中发展或蜕变，社会在语言传播中争斗与进步。国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实体，若引入国家的概念，会看到语言传播也在国家间进行。语言在多民族的国家内传播，与国际传播有同有异。语言传播研究，需区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分而研究寻特点，合而研究看共性，本书所研究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是指汉语文化的国际传播。

国际上关于语言传播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在“语言扩散”（language spread）的意义上探讨语言传播的过程、规律及结果；（Gumperz，1962；Fish-man，1991；Ferguson，1993；Nichols，1997，2008）另一条是在“语言交际”（linguistic communication）的意义上将语言传播置于人际面对面互动的框架下考察语言在社会互动中的功能和作用。（Mead，1972；Goffman，1974；Blumer，1986）前一条线索旨在探讨语言在地理上的扩散结果，即一定的语言从甲地扩散到乙地，是否完全替代了乙地原先通行的语言，或两种语言仅仅并存于一定的社会场域，或两种语言以社会语体的有序分布，流行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后一条线索旨在考察社会成员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互动过程中以语言建构出对话的意义世界，并通过对话者内在经验的语言外化过程实现对话者相互间经验和意义的共享，由此透视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成立条件。这两条线索并非完全平行，而是相互影响，使得语言传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卢德平认为：“语言扩散”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际”为最高目标，使之构成语言传播的最终形态，但在母语之外，一种外部植入的语言变体如要实现这一传播目标，在传播策略上则不可回避其“殖民”或“霸权”模式，从而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卷入除语言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即使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而言，语言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构成进入对话和交际的社会成员展示其主体人格、分享彼此经验和情感的社会行动过程本身，而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卢德平，2016）

二、语言文化传播的内涵

语言传播是通过语言学习来实现的，多数是通过第二语言学习（当然也包括第N语言学习）来实现的。语言传播不仅仅是语言的推广和传播，更重要的是以语言为载体，传播文化和价值观，使本国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借以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曹叠峰，2014）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对语言有制约作用。自20世纪初美国的鲍阿斯和萨丕尔的语言学理论问世以来，人类语言学家都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认为语言和它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因此必须把语言学看作一门社会科学，把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研究。人类语言学的研究传统引发了文化语言学的出现和兴起。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交际过程，语言学家们发现人们的语言交际过程不仅涉及语言系统，而且涉及同语言系统紧密关联并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语言和文化是同步发生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有了语言，人类就有了文化。人类的语言是人类社会文化中的语言，它与人类社会、人类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承载着文化，同时语言亦为广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一种语言符号系统都能够将语言共同体的各种情境化的实践经验类型化、范畴化，并形成语言的语义场系统，从而在传播语言符号体系的时候，同步传播相关的语义场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掌握了一门语言就相当于掌握了一种文化，掌握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经验系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一方面，语言本身是构成文化的要素之一；另一方面，文化的其他要素都必须由语言来传达，从而得到演进和发展。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和文化传播的媒介，语言具有双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两者不可分割。法国著名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离不开语言。”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指出：“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

因此，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语言传播和推广，将其纳入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甚至通过专门的法案，组建专门的机构，不遗余力地从国家财政层面对其进行保障。英国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经过多则百余年，少则几十年的发展，在保护本民族语言安全，推广本国文化和主流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曹叠峰，2014）

三、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内涵

目前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这一概念具有多声部的特点，不同的行动主体都在参与其内涵的建构，表达着自身的立场，而各种声音和立场产生的回声，使得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这一概念被多重映射之后不仅产生了内涵的歧义、界定的困难，而且最关键的是，许多以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名义阐释的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范畴，甚至超出了一般传播的范畴。在此情况下，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无论是概念还是行动，均存在真相和假象叠加的问题。（卢德平，2016）中国目前所推行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实质上是一种政府和民间合作实施的传播运动，其出发点是推介中国的传统和现状，凸显了传播主体的意志。其基本传播出发点不是传播对象需要听什么，而是传播主体想讲什么，或者说，是传播主体通过传播手段和传播过程去吸引传播对象来听。这样一种以传播主体为主导的议程设置方式，不能说不是一种有效的传播，但确实和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对话性互动过程有着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中，推力因素远远大于拉力因素。

从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的思考，到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实践的认识，反映了关于语言本质特性的两个认识阶段。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说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代表了前一种认识的高峰；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奥斯汀（J.L.Austin）、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米德（Herbert H.Mead）之后所形成的哲学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则代表了后一种认识的高峰。但是，以上述任何一种认识为唯一的理论出发点来界定汉语传播概念，制定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政策，实施汉语文化国际传播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带来认识和实践的双重偏差。以前一种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则必然认为汉语本身形义兼备，是自足的系统，由此认为只要将汉语这套符号系统输出到不通行汉语的地区或国家，汉语所承载的中国人的集体意识、文化记忆、社会制度、传统习俗就能同步输出，进而认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任务大功告成了。不可否认，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合理性，即立足于汉语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理论思路，解决了汉语传播的语言符号地位问题，但无法确立汉语进入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的理论依据，也无法回答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限度的问题，以及汉语传播实践中的悬置性问题。以后一种理论思路为汉语传播的唯一理论依据，也会带来这样一些问题：日常社会生活对于交际者置身于具体的语言互动语境的现实性要求，在作为母语使用者的中国人不能大规模出现于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对于跨越国境，且以外语状态出现的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构成了几乎难以逾越的实践障碍，并且在理论上存在过于倚重语境变异性、缺乏对宏观背景规则有效指涉的问题。但关于语言和语言传播的后一种理论思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重要启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应从传播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包括从具体生动的语言交流者的当下现实出发，才谈得上是关于传统、历史、文化等宏观背景的历时维度的传播。关于语言和语言传播本质特性的上述两种重要理论思路的结合，意味着规则和过程、背景和现实、个体和社会的有机整合，这可能才是确立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理论基础的正确方法。（卢德平，2016）

关于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吴应辉（2010）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①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战略研究，其中包括对中国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总体战略、国别战略、孔子学院布局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还应包括各国关于自己国家汉语推广战略的研究。②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国别问题研究，包括国别教育体制、国别语言策略、国别文化与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等相关问题以及国别汉语教学需求研究。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成功程度，主要体现在汉语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程度。③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体制、机制与科学发展研究。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是新生事物，其管理体制与这项事业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项目的运行也直接关系到具体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的发展问题研究、汉语教学志愿者项目、公派汉语教师项目的管理机制研究等。④汉语教学的本土化问题研究。国别、语言和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对汉语教材、教师和教学法的要求不同。随着不同国家汉语需求的增长，本土化汉语教材、教师及相关教学法与教学模式等领域的研究必将成为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⑤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与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语言传播会对提升国家软实力起积极作用，但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力如何测定等都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一领域的量化研究成果对争取国家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事业的投入将产生积极作用。⑥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典型个案研究。⑦汉语文化国际传播有关标准研究，包括开展适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教学相关标准的研究，如汉语教师标准、汉语能力标准、汉语教学大纲等方面的研究。⑧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的项目评估体系研究，项目评估有利于确保项目效益，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项目众多，有必要研发相应的指标体系，用于有关项目的评估，以确保汉语文化国际传播项目的效益。⑨现代教育技术与汉语文化国际传播研究。汉语文化国际传播必须与现代教育技术紧密结合，汉语和中华文化教学的多媒体化已经非常普及，中国汉语教学技术产品的本土化、网络汉语教学等相关课题非常有研究和应用价值，将对汉语文化国际传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