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胡平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无论如何是历届评奖中用时最长、波折最多、最富戏剧性的一次，也是较为成功的一次评奖。其成功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1989至1994年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成就，保持了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荣誉。

说到难度，第四届茅盾奖评奖的难度不该超过第三届茅盾奖评奖。第三届茅盾奖读书班原计划于1989年6月7日在山东举办，但6月4日北京发生“政治风波”，评奖工作中止。再行启动时已是1990年7月，1991年3月颁奖。这过程中虽有种种困难，而种种困难都是容易取得各方面谅解的，所以总体上仍可称为顺利。

按照茅盾文学奖评奖办法，评选一般应3年进行一次，必要时经中国作协书记处决定，可延长评选时间，最长不超过五年。第三届茅盾奖已延长一年评选年度，评选了1985至1988年的作品，那么第四届茅盾奖的评选年度最宽可延至1989至1993年，评选工作在1994年进行。但这项工作一再拖延，直到1995年中国作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更替后，才予启动。于是不得已将评选年度延伸为1989至1994年，跨度6年。

作品征集工作相当细致，各地作协、中直和国家系统文化部门、各地出版单位和大型刊物共推荐上来111部作品（后又补充1部作品，共计112部作品）。在长期的评选工作中，未发现遗漏任何重要作品。

评选委员会由23名成员组成，主任委员仍由巴金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刘白羽、陈昌本、朱寨、邓友梅担任。委员有丁宁、刘玉山、江晓天、陈涌、李希凡、陈建功、郑伯农、袁鹰、顾骧、唐达成、郭运德、谢永旺、韩瑞亭、曾镇南、雷达、雍文华、蔡葵、魏巍。

评奖办公室仍设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由陈建功任主任。

1995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同样由23名成员组成的审读小组（读书班）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完成了筛选工作，从100多部长篇小说中筛选出30部作品，又从30部作品中筛选出20部作品，将篇目提供评委会参考。

读书班主要由中青年评论家组成，以承担极为繁重的阅读任务。成员有蔡葵、丁临一、李先锋、胡良桂、白烨、林建法、张未民、朱晖、陈美兰、朱向前、张德祥、王必胜、盛英、周介人、陈建功、雷达、胡平、林为进、潘学清、雍文华、吴秉杰、牛玉秋。读书班办得既严肃又活跃，气氛和谐，这是一个十分公正而富于责任感的班子。在1995年底，所有来自各地的评论家竟然无一沾染社会上的庸俗作风，不考虑任何人情因素，力求把集体认为最好的作品篇目贡献给评委，以保持文学的纯洁性和评论工作的尊严，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值得纪念。此届读书班面临的不仅是1989至1994年的创作，而且包括1977至1988年的创作，力求把以前未得到提名而值得提名的作品也考虑进来。应该说，读书班和评委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尽相同，读书班的职责主要是提供最重要的作品篇目，不使任何最重要的作品遗漏，评委会则在这个基础上考虑更复杂的因素，选拔少而精的，最合适的作品获奖。从最终评选的结果看来，读书班提供的基础性工作是可靠的。入选的4部作品全部包括在读书班产生的篇目上，其中《白鹿原》《战争和人》《白门柳》包括在20部作品目录中，《骚动之秋》包括在30部作品目录中。仅仅从最重要的作品的角度来看，无论20部还是30部作品目录，都概括了一个时期的创作。

读书班结束后，由于某种原因，评委会第一次会议延至1996年5月8日，会议在中宣部二楼会议室举行。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评委会副主任陈昌本同志介绍了评奖工作的准备情况，主要是读书班的工作情况；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就此届评奖工作发表了意见；评委们经过讨论，通过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方案》。此后，在读书班提供的30部作品篇目的基础上，评委们正式进入阅读工作阶段。在30部篇目外，任何一名评委在有其他两名评委附议的前提下，有权提出其他作品供评委会阅读，以保证不遗漏值得关注的作品。111部各地推荐作品总目录也提供给每位评委，评委们可随时调阅任何作品。

评委会第二次会议与第一次会议相距一年零一个月，于1997年6月11日在中国作协三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的主要成果是经过讨论协商，进一步缩小了阅读范围，推出更为精简的重点篇目，当然，评委们仍然保留有提出新的候选作品的权利。

第三次评委会于1997年10月22日至25日在中国作协举行。这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将最终决定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远在上海的评委会主任巴金再次重申了自己对茅盾奖评奖的一贯主张：“宁缺毋滥”,“不照顾”, “不凑合”。全体评委一致赞成巴老的意见。

尽管如此，我想，当评委们迈进三楼会议室的大门时，心里仍然感到沉甸甸的，谁也没法预料会议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症结在于《白鹿原》。

任何奖项都有自己的形象。我认为，作为体现当代中国长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茅盾奖，其形象的核心是“厚重”二字，每届评选，必须有一两部堪称厚重之作的作品担纲，才能承受起该奖项的荣誉，这已成为惯例。毫无疑问，评委们责任重大，他们本身也是被评价的对象，如果他们不能评出令全国作家服气的作品，那么他们自己就会被全国作家所耻笑。

在1989至1994年间，被公认为最厚重也是最负盛名的作品首推《白鹿原》，这是一部深刻揭示封建家族和封建文化的本质，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真实，人物塑造成功，语言特色鲜明，结构完整，实际上这部作品在文学界的地位已有定论，是一部绕不过的作品。

应该说，从作品所描写的客观生活呈现出的历史发展趋势看，它不存在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出现争议的地方在于，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关于“翻鏊子”的一些见解，关于“国共之争无是非”的一些见解，虽然只是从一个人物之口说出，但采取客观角度表现之，可能引起读者误解。此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大关系的性描写也可能引起批评。有了这两条，特别是第一条，在《白鹿原》通往茅盾奖的道路上荆棘丛生，吉凶难卜。谁也无法说清若评上会怎么样，若评不上又会怎么样。也许可以找到许多理由为它辩护，但又可能会出现同样多的理由制造反诘。尽管说起来作品的得失要由历史和人民评价，但目下就评奖而言权力全在23名评委。评委会上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家都回避这一敏感问题，投票上见；一种是亮开观点争执不休，最后还是投票上见。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发生的是第三种情况，即会场上出现了全体评委各抒己见、相互协商的局面。

这里面关键的地方在于作协领导和会议主持者事先没有在《白鹿原》的问题上定调子。主持者即使提出倾向性的意见也不代表一级组织，一切仍然以全体评委的判断为准。这样，会场上便始终保持着“双百”式的宽松、活跃的气氛，并无剑拔弩张之势。

据我理解，讨论中人们发现大家的观点其实颇有接近之处，起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都承认《白鹿原》是近年来少有的厚重之作；第二，都同意《白鹿原》不存在政治倾向性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享有威望的老评论家、老作家的意见是很公允的，对创造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是，问题便集中在如何避免这样一部重要作品因小的方面的争议而落选上。我的印象中，后来多数评委以为对作品适当加以修订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前提是作者本人也持相同看法。若作者表示反对，评委会自然会尊重作者意见继续完成一般的程序。

这里需要提一句，评选修订本，不是没有先例。第二届茅盾奖获奖作品《沉重的翅膀》（张洁著），就是经过作者修订后入选的作品。

实际上，此时《白鹿原》正准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作者陈忠实也正准备借重版之际做一些修订工作，修订上的想法与多数评委的意见不谋而合，因此，问题便得到了顺利的解决。

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对《白鹿原》采取的极为负责的、特殊的态度是绝无仅有的，大概很难有第二部作品受到如此待遇，仅从这一点看，也值得作者本人和文学界庆幸。某种意义上对《白鹿原》的评价已超越对个别作品和个别作者的评价，而关乎对一个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成就的总体印象，关乎国家积极鼓励和促进文学事业发展的基本精神，《白鹿原》的获奖影响较大，最大的影响在于体现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可以鼓舞广大作家以更高昂的情绪投入文艺创作。

在创作上，《白鹿原》的获奖明明白白地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即真正的荣誉永远属于那些扎扎实实、认真严肃、不愧对良心和职业责任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创作，这对于克服当前文坛上流行的浮躁的作风、投机取巧的作风、急功近利的作风、把功夫用在诗外的作风无疑是一种警告，也是对那些至今保持宠辱不惊的态度，兢兢业业潜心创作的作家们给予的支持。

4部作品中，没有遇到什么争议便顺利获奖的是《战争和人》。

《战争和人》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1990年就被送进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我记得当时读了便很喜欢，认为它取材角度独特，文化底蕴深厚，但当时第二、三部尚未见到，所以大家的意见是留待下届见分晓。结果这一次果然榜上有名。

《战争和人》通过国民党上层官吏童霜威及其一家的生活遭际，较全面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广阔的社会历史状况，具有史诗规模。它几乎没有正面表现战争的激烈和曲折，但描写了国统区奇形怪状的种种社会动态，极为复杂的种种人际关系及人物心态，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抗战中的中国。小说对主人公童霜威的形象塑造尤为出色，他在历史转折和人生选择关头经历的心路历程，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矛盾所造成的，既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又展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是一个少见而成功的艺术典型。

王火写《战争与人》用了近40年。“文革”中，120万字的第一部初稿毁于抄家，“文革”后重新再写。创作第二部过程中由于意外事故患严重脑震荡，一只眼失明，另一只眼颇受影响，仍在艰难处境中坚持写作，三部曲的获奖是当之无愧的。

《白门柳》（1—2）的入选代表了这一时期历史题材创作的收获。

1989至1994年间，历史题材小说的艺术质量远比现实题材小说占优，历史题材创作中，又以《白门柳》《雍正皇帝》和《曾国藩》3部作品呼声最高。没有人怀疑第四届茅盾奖至少有一部历史小说中奖，反过来说，在这3部作品之间也会产生激烈的角逐。

平心而论，这3部小说各有优势，很难分出伯仲，《曾国藩》在其中属艺术性最弱的一部，但其社会影响最大。曾国藩这个人物本身极富文化背景和思想力度，作者对曾国藩的重新评价骇世惊俗（当然，也有人批评作者对主人公过于偏袒，有失公允）。不管怎样说，《曾国藩》就其文化品格、思想上的冲击力以及对长篇历史小说写法的创新而言，无法令人忽视。依我看，《曾国藩》的落选首先由于艺术上的粗疏（如“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杨载福只身救排”等章节标题上即可看出文字上功力未逮）。作者唐浩明的另一部历史小说《杨度》出版于1995年，其艺术性被认为胜于《曾国藩》，所以评委们会觉得作者在下届评奖中有更好的机会。

倘若评奖没有太拖期，历史小说中获奖的有可能是《雍正皇帝》而不是《白门柳》。这里面有个运气问题。

1995年底，《白门柳》还只出了第一、二部，作品的完整面貌尚未显现，根据评奖办法：“多卷本长篇小说，一般应在全书完成后参加评选，但个别艺术上已相对完整，能独立成篇的多卷本中之一卷，亦可单独进人评选。”这个“一般”使《白门柳》给人留下“下届评选更为合适”的印象，因为无人能断言它的第三部仍然保持相当水准。

《雍正皇帝》是一部当时未经过任何宣传，作者也不打算通过宣传奠定其地位的作品。二月河是位较耿直的作家，潜心创作而不愿把时间花费在社会活动上，他的书主要写给读者看而不敢奢望评论家的好评，读书班成员们从一大堆书里看到《雍正皇帝》时，起初以为只是一部普通的通俗读物，经过认真翻阅，才发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相当有分量的长篇小说。此作通过雍正夺嫡继位、励精图治、抱恨东逝3个人生阶段中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了从康熙末年到雍正王朝半个多世纪间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民族生活的全景画卷。对雍正、胤祥、邬思道等数十名历史人物的刻画颇见功力。令人惊喜的是，这部书大雅若俗，在思想性、可读性、情节的曲折、细节的丰富、知识面的广阔等几乎所有方面“要什么有什么”，是一部颇具民族特色的系列长篇著作，而且3部均已出齐。因此，它在读书班上就作为历史小说中的首选作品被提出来。

当然，《雍正皇帝》也有它的弱点，相对而言，第二、三部不如第一部写得精彩，在古体诗词的运用和某些情节的设计上露出些许破绽。更重要的是，至1997年10月，《白门柳》第三部已经问世，而且保持住其品位，这样，《雍正皇帝》便遇到了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并且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作者愿意再下一番大气力将《雍正皇帝》彻底修改一遍，待下一届与《杨度》等作品再来一番竞争的话，还是有希望的。

刘斯奋的《白门柳》（1—2）以明末清初的社会巨变为背景，描述了著名文人钱谦益、黄宗羲、冒襄、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以及名妓柳如是、董小宛等人的生活道路，反映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在严重历史关头出现的动荡和分化，从文化的视角刻画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命运变迁及人生选择中的复杂心态。以较大的历史真实再现了中国17世纪中叶的社会生活面貌，揭示了产生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历史根源，作品浸透东方文化的气韵和风采，格调高雅，人物形象生动，文笔凝重精致，是一部典型的文人历史小说。它在艺术上显得更圆满，正是适合中奖的作品。

4部作品中较弱的一部是《骚动之秋》，它的获奖使许多人感到惊讶。但必须考虑到，1989至1994年间，在长篇小说创作范围里，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作品不多，质量好的更少，而弘扬主旋律，鼓励贴近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创作是评奖的一个指导原则，所以此次评奖中对这类题材作品无法要求太高。实际上，候选的同类作品还有《商界》与《世纪贵族》，相比《骚动之秋》都略显逊色。《骚动之秋》反映农村改革现实，属于最早出现的一批写改革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农民改革家岳鹏程在改变家乡面貌的努力中经历的种种生活上和心理上的激荡，反映了迅速变化中的农村现实，以及中国农民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蜕变。作品较为成功地刻画了岳鹏程复杂的性格特征，写出了他开拓进取、顺应时代潮流的一面，也写出了他受封建观念局囿，逐渐落后于时代的一面，从而揭示出农村改革的深层意义。无妨指出，正面描写改革而且在艺术上卓有建树始终是长篇创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至今改革题材小说在套路上相比《骚动之秋》等作品还没有显著的突破，因此《骚动之秋》的获奖也还说得过去。

本来，有希望列入4部作品的也许还有《活动变人形》。这部作品1987年出版，已经错过一次评奖机会，这一次又失之交臂多少令人遗憾。此作对拓展长篇小说的表现对象与表述方式是有贡献的。它摆脱了长篇小说着重围绕外部大矛盾冲突安排人物、情节的惯常模式，从家庭视角切入，通过平凡人物日常生活的摩擦、龃龉，表现了中国封建文化、封建伦理道德落后于时代并继续对人们造成的心理负荷与磨难，也写出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对人生产生的深刻影响。作品叙述机智幽默，结构自然完整；作者举重若轻，由生活化、文学化、世俗化的描述，开掘出比较凝重深远的题旨意蕴。从分量上看，这部作品不会降低而只会提高茅盾奖的声望。但机遇往往是稍纵即逝的，同《雍正皇帝》类似，它也错过了获奖的最好时机。普遍的事实是：任何奖项都不可能囊括文学上的全部成就，在获奖作品之外倘若不留有足以与获奖作品媲美的其他重要作品，也不足以显示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

不平常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终于揭晓了。揭晓之前，曾经有人预测：这是一届没法评或不如不评的奖；评也好，不评也好，都难以讨好。但现在评出来了，就是一个重要的进展。知内情者，自会体验其艰难与成功之处。

在我看来，此次评奖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收获是值得纪念的。在评委会会议厅里，持各种不同文艺观点的委员们坦诚相待，彼此信任，怀着促进文学繁荣的共同心情交换意见，在讨论中使看法逐渐趋于一致，创造了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评委会结束的午宴上，评委们欢声笑语，频频举杯，互相庆贺，那一场面是令人感动和鼓舞的，预示着文学界一个新的局面的开端。

（原载《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