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在期待与遗憾之间

孙郁

茅盾文学奖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已不止一届了。普遍的不满与斥责里，其实隐藏着当下文学评判的差异。几乎没有多少年轻人对今年评选结果表示满意。这里呈现了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是茅盾文学奖的艺术评价体系，一直远离审美的纯粹性，更深地纠缠着社会学等非文学的因素；其二，入选的作品缺少创新性与高智性。整个评奖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具有新风格和争议性的《檀香刑》的落选似乎证明了这两点。

在最初的入围名单里，有几部“遗珠”的作品是很有分量的。如《日光流年》，给人带来不少的兴奋。我以为如果有这样的长篇获奖，会证明当下作家的想象力和现实情怀还有着闪光之点。我们的阅读经验因这样的一种存在而获得了快感。《日光流年》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最具有精神维度的佳作。除了像《尘埃落定》这样的作品外，能与之媲美的并不多见。然而这样的作品因年度上的问题遭到淘汰。“遗珠”系列的几部作品都遇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也可以说是在寻求公平机制的同时，由于特殊原因而出现的不公平的结果。

《檀香刑》的落选是评委意识的差异使然。有多数评委对其持一种保留的态度。一个普遍的看法是，茅盾文学奖传统是反映当下生活、具有史诗意味的宏大叙事，现实主义才是主调。而《檀香刑》一路狂欢的叙述语态，以及通篇的惨烈之气，和茅盾文学奖的审美意识相距甚远。在入围的二十几部作品里，莫言的小说是最具有阅读的挑战性的。他的故事呈现方式与语言色彩，都是对旧有长篇模式的一次冲击。莫言已渐渐摆脱欧化叙述的模式，中土文明的灰暗感被涂抹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尝试是一种精神上的历险，它刺痛了记忆之门，释放出历史的鬼气。我由此而想起鲁迅对记忆的拷问，那是对当时“瞒与骗”文化意识的颠覆。茅盾文学奖一直与莫言、余华、格非这一类作家无缘，深思起来也是存在着相悖的思维习惯。在历届评选中，都有不错的作品落选，比如《古船》《活动变人形》等。而一些曾获过奖的作品如《骚动之秋》《抉择》等，现在很少有人再喜欢阅读了。茅盾文学奖从开始就是这样：心灵化书写为现实理性让步。先锋派因被视为非和谐之音，被主旋律淹没了。

其实在我的理解里，茅盾先生创建长篇小说奖，乃是为了繁荣这一文学样式。他最年轻时的写作，就具有一种向旧的叙述习惯挑战的实验性。《蚀》三部曲和《子夜》的写法，都为当时一些人所不容，长篇小说的创作空间在他那里却被打开了。但是不知为什么，后人对茅盾的理解，以及对这一奖项的定位，却凝固在一种写实主义的框架中，忽略了茅盾文学创作传统的前卫性，将茅盾艺术变成凝固的模式是一种曲解。茅盾文学奖在青年作家中的威信渐渐失去，或许从中可以找到一种注解？

近30部入围作品，经得起反复阅读的十分稀少。即便获奖的那几部，读完后大多难以再去翻阅。《张居正》是争议最小的一部，它的宏阔空间与非意识形态特征，显示了历史美学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是其历史观受到了儒家的影响，难以具有尤瑟纳尔和卡尔维诺式的浑厚和想象。《无字》是悲怆的咏叹，写女性的荣辱颇具匠心，然而冗长与繁复破坏了和谐。宗璞的《东藏记》是极为特殊的文本，学识寓于故事情境之中，可谓温润清澈，独步文坛。惟灵动不够，被一些批评家所讥。在入围的作品中，有诸多可圈可点者，《花腔》的叙述结构，点染出历史记忆的多重性与荒诞性，不足的是，雕饰痕迹过重，未有出神入化之态。贾平凹的《怀念狼》很有寓意，平淡语言的背后，乃大的悲欣。小说的气象被什么压抑了，不及他的《废都》一唱三叹。《白银谷》是引人入胜之书，开篇的不凡之笔，显出史家的胸襟，全书神奇诡秘，乃老中国儿女的心史。遗憾的是结局落入俗套，未能超越旧我。《音乐会》的故事惊心动魄，为战争题材中的罕见之作。作者用力过猛，张弛失度，使一部本应深切的作品从高台上滑落下来。几部反映当下改革的作品，都有生活原型，或特别的想象力，思想大于艺术，先验性的东西挤压了艺术的独立性，在修养上不及《张居正》《东藏记》，殊为可叹。这是入围之作中最弱的群落。

我觉得当代的长篇小说，其成绩还远不及中短篇作品具有力度。阅读这些作品，每每生出遗憾的感觉。语言普遍的粗糙，智性停留在先验的天地里。这里没有王小波式的幽默和有趣，亦无余华、格非式的机智。当选的与未当选的入围作品，都无太多夸耀的资本。检验文学的是读者与时间，评奖与写作并无多大关系。汉语言的书写遭到了历史惰性的钳制，和欧美与日本的长篇创作相比，我们应当感到惭愧。

（原载《南方周末》2005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