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宋代温州科举的总体性评估

宋代温州在其科举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可以说达到了顶峰。尤其是南宋时期，温州虽偏居一隅，却科甲鼎盛，俊秀如林，名扬天下，有“东南小邹鲁”之美誉，成为无可争议的科举文化发达地区，使温州从唐以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人文荟萃之地。

宋代温州科举和福建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科甲都非常兴盛，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有诸多相似。林祖泉在《从方志记载看宋代福建莆田科考的兴盛》一文中，将莆田（宋时为兴化军）宋代科举兴盛概括为5个特征：“进士及第者人数众多”，“进士及第者等级较高”，“进士及第者官居高位多”，“进士及第者‘里名文赋’多”，“进士及第者具有集中性”。温州与其相比，不仅同样具备了这几个方面的特征，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宋代温州科举兴盛的四个特征

（一）进士登科者人数众多

从宋初建隆元年（960）到南宋咸淳十年（1274）的三百余年间，共举行了118次常科考试。那么，到底诞生了多少进士，现已很难详考。龚延明、祖慧集十余年之功共搜集到宋登科名录四万多人；何忠礼在《宋史选举志补正》附录里统计了宋代共录取正奏名进士42390人（北宋19071人，南宋23319人）；张希清的统计数据为42479人（北宋19281人，南宋23198人）；刘海峰、庄明水统计宋代全国进士总数为42457人。宋代温州属两浙东路管辖，据冈元司统计，两浙东路宋代进士总数为4834（北宋911人，南宋3923人）。而在唐代还被认为是“僻远下州”的温州，却在宋代产生了1307名正奏名进士，其中北宋90人、南宋1187人、阙年30人。以全国宋代进士42390人，两浙东路进士4834人为准，宋代温州进士总数约占全国3.08%，约占全路27%。如果单以南宋计（不含30名阙年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比率高达5.09%，也就是说，南宋全国所取进士中，每20人至少就有1个是温州人，在全国各府州军中，也仅次于福州，位列全国第二，比排在全国第三的同属两浙东路的明州多400余人，是兴化军（位列全国第8）的两倍多。见表2-6。

难怪楼钥在《温州进士题名序》中赞叹：“进士之盛，岂其是欤！”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崇宁元年（1102）全国和温州的人口数，宋代温州户数只约占全国总户数的0.59%，但考取的进士数却占全国进士总数的3.08%。宋时福州户数约占全国总户数的1.52%，远多于温州，如果从进士数所占总人口比例来折算，温州甚至超过福州。所以，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温州登科数都居于全国前列，科甲鼎盛可见一斑。

（二）高科进士多

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的殿试，是宋代科举考试最高一级也是最后一道考试程序。殿试以考试成绩决定等次，但一般是前十名进士策文才奏请皇帝亲览，并最后确定名次。根据大中祥符四年制定的《亲试进士条制》，进士、诸科定为五等（甲），“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宋代温州籍的1300余名登科者，高科进士众多。据明代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记载，宋代共产生文科状元118名，其中有5名籍贯不明，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科状元中，温州籍就占了5名。在武举方面，状元更为兴盛，多达13名。详见表2-7、表2-8。

省试，也称礼部试、礼闱，因其在春天举行，又称“春试”、“春闱”。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省试是关键一环，尤其在元祐三年（1088）以后，省试合格者，“殿试不黜落”，几乎人人都能获得出身，故时人有“贡举莫重于省试”之说。温州士人既能驰骋于场屋，当在省试中有卓越表现，宋代共有温籍省元8人。见表2-9。楼钥在《攻媿集》中曾描述过温州举子在乾道八年的“同榜盛事”：

（乾道）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学为省元，公次之，徐公谊又次之，薛公叔似、鲍君潚、刘君春、胡君时等，皆乡郡人，非公之友则其徒也，尤为一时盛事。

这一榜，温籍士人占据了省试的前三名，分别为蔡幼学、陈傅良、徐谊，可见温州科举之盛，进士质量之高。

除了为数相当可观的殿试榜首、省试省元以外，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高科进士群体，其中廷对第二6人，廷对第三2人，廷对第四第五、省试第二第三等高科进士共8人。见表2-10。

（三）进士登科者官居高位多

高质量的进士群体无疑是高官的后备力量。宋代尤其是南宋乃温州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温州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产生这一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两宋朝廷尤其是高宗朝以后形成了以地域为轴心集结而成的温州士大夫群体，罗织了绵密的人际关系网，群体内部之间相互提携，在危难之际施以援手。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温州士大夫群体成员在表面上分属各个派系，但大多数只是短暂的依附，很难成为这些派系的核心成员，而真正有凝聚力的，是地域性这一“惯习”。关于这个因素，本书将在“第四章宋代温州社会与科举”这一章中具体阐述。

宋体温州高官群体产生的标志就是执政群体的出现。南宋温州民谚云：“海坛沙涨，温州出相。”意思就是说温州这个僻远地方很难出宰相。但宋代温州出身进士打破了这一规律，出现了许景衡、林略、许及之、朱熠、戴庆炣、陈宜中等宰执，以及吴表臣、张阐、林大鼐、薛良朋、何溥、木待问、张叔椿、薛叔似、蔡幼学、戴溪、林拱辰、赵立夫、赵建大、刘黻等一批尚书，共计22人，其中仅林大鼐（吏部尚书）1人不是进士出身。现对宋代温州进士登科者位至尚书、宰执等高官群体予以列表。见表2-11。

（四）进士登科者“里名文赋”多

为文是温州进士入仕后追求的另一目标。他们从政之余，不忘诗文学术，继续勤奋励学。他们不仅以诗赋扬名科场，而且著书立说，流芳后世。洛学在温州的传承者以及永嘉学派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进士登科者即是明证。

吾乡谊理之学甲于东南。先生长者，闻道于前，以其师友之渊源见于言语文字间，无非本乎子思之《中庸》，孟子之自得，以诏后学。士子群居学校，战艺场屋，笔横渠而口洛者纷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贵其身，广大其门者，往往多自此涂出，可谓盛矣。

永嘉自元祐以来，士风浸盛，渊源自得之学，胸臆不蹈袭之文，儒先数公著述具存，不怪不迂，词醇味长，乡令及门孔氏，未必后游、夏徒也。涵养停蓄，波澜日肆，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

王十朋数次赞叹温州学术“甲于东南”，“异才辈出”，并凭借学术之功而致科第之盛。温州士人在考取科名以后，往往继续深研学问或进行文学创作。“元丰九先生”中有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煇、蒋元中等7进士登科。进士高科及第的陈傅良、叶适等人成为南宋期永嘉学派及永嘉文派的代表性人物，永嘉之学亦成为浙学之宗：“宋乾淳间浙学兴，推东莱吕氏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郑景望、薛士龙出矣，继是又有陈止斋出，有徐子宜、叶水心诸公出，而龙川陈同父亮则出于其间也。”

宋代温州进士登科者潜心学术、著书立说之盛况在方志和其他地方文献当中都有突出的反映。《弘治温州府志》卷10《人物·理学》立传36人，其中进士登科者24人；《弘治温州府志》卷10《人物·艺文》立传30人，其中进士登科者19人，这组数据又可佐证宋代温州进士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已蔚为壮观。另外，清代朴学大师孙诒让撰《温州经籍志》32卷（外编2卷、辨误1卷），记载了温州自唐至清道光间温州人或有关温州之著述，计1759部（其中佚1215部，未见279部，存227部，阙38部），其中著录的宋代学者241人，著作经史子集616部。宋代永嘉学术大盛，而后来的元明清时期却鲜有杰出人物，温州文化又陷入颓势：“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温复荒僻，至皇朝荒益甚。阮公元督浙学，悯温之荒，殷殷诱焉而不能破。”这种蜕变似乎与温州科举在宋以后的失势有着某种关联，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宋代温州，士大夫尤其是进士登科者除了著书立说之外，还盛行诗歌吟咏酬唱之风气。陈傅良的《分韵送王德修诗序》记载了一次名为松风轩的诗会活动，共有14人参加诗会，其中包括徐谊、蔡幼学、王自中等永嘉学派知名学者，当中徐谊、蔡幼学、潘雷焕和王德修又为同年进士。这也说明永嘉学派历来有“重文”之传统，吟诗酬唱之风颇盛，而这又是与宋代温州地区浓郁的诗歌创作风气有关：

吾乡风俗，敬客而敦师友。每一重客至，某人主之，邻里乡党知客者必至，不知客知某人者亦至。往往具觞豆，登览山水为乐，间相和唱为诗，致殷勤，或切磋言之。于其别，又以诗各道所由离合欢恻之意，冀无相忘。盖其俗然久矣，而未有盛于此会者，岂不以其人哉！

钱志熙认为温州士大夫的吟诗酬唱之盛况，在北宋末期已经存在。许景衡的《乡会诗钱晋臣和韵谢之》，也可说明当时已经流行乡会作诗之风气。王十朋的《楚东酬唱集》收录了他和乡里众多文士唱和酬咏的诗篇，可见当时温州的诗歌创作风气十分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