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代温州进士总数和籍贯的考订

宋代温州到底产生了多少进士，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因为掌握一份翔实完整的登科录对研究宋代温州科举乃至温州区域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但相对唐、明、清各代而言，宋代的登科记载文献是最缺乏的。唐代有《登科记考》和《登科记考补正》，明清亦有《类姓登科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清朝进士题名录》，宋代却缺少全面记载科举基本情况的史料，而现存完整的宋代登科录只有绍兴十八年（1148）、宝祐四年（1256）两种，这两次科举温州出身进士合计34人。幸而龚延明、祖慧集十余年之功编撰了近500万字的巨著《宋登科记考》，辑录宋登科名录四万多人，终于弥补了宋代科举史研究的空白，也为笔者考订宋代温州进士登科总数和具体名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时代久远和文献资料的散佚，十万余人的登科名录现已不可能恢复旧观”。

另外，明、清、民国时期温州修纂的大部分府志、县志都有完整的宋代进士登科录，因宋代登科记录文献的匮乏，地方志中的登科录成为本文考证工作的重要史料来源。笔者将现存的温州历代修纂的府志、县志做了统计，详见表2-1。

温州方志的修纂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早在南朝刘宋时期，员外郎郑缉之撰纂《永嘉郡记》，清代孙诒让辑录一卷。南宋淳熙三年（1176），知温州周澄修、教授徐嘉言纂《永嘉志》共7卷。绍熙三年（1192），知温州孙懋修、曹叔远纂的《永嘉谱》共24卷，分年谱、地谱、人谱、名谱等四目，人谱包括选举人物等内容。嘉定九年（1216），知温州留元刚修、陈谦纂《永宁编》共15卷，乃宋代温州方志成熟之作。元代至大三年（1310）章哲、夏开先纂《温州路志》20卷。延祐六年（1319），章哲又改编《温州路志》为《东瓯志》10册。上述宋元温州方志今皆亡佚，但明初温州修志以《东瓯志》为蓝本。明洪武十一年（1378），温州知府任敬修《温州府图志》，该志久佚，卷数不详。继《洪武温州府图志》之后，明洪熙、宣德年间大学士黄淮修《温州府志》，可惜亦失，卷数及体例均未见记载，但《弘治温州府志》以该志为蓝本，成为现存最早的温州府志（弘治十六年，即1503年），而且也是最翔实的一部，堪称杰作。嘉靖十六年（1537），首辅张孚敬（初名璁）修纂《温州府志》，现存天一阁本8卷，不列选举志。《万历温州府志》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出版，基本照抄《弘治温州府志》而有所删节、订正，但《弘治温州府志》注文所引原始出处未予照录，对其可信度和利用价值损害较大。康熙二十四年（1685），延儒绅纂辑的《康熙温州府志》32卷付梓。《乾隆温州府志》由著名学者齐召南、汪沆编纂，共30卷，是温州最后一部府志。

明、清、民国时期，温州下辖的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五县皆多次修志，现存最早的县志是《永乐乐清县志》。据笔者统计，五县在明清民国时期共修志合计14次之多。

根据表2-1统计，现存的大部分温州府志县志都列有专门的历代进士登科录。但历次府志重修，登科录宋代部分基本照抄《弘治温州府志》。所以，在整理考订宋代温州进士名录的过程中，笔者以《弘治温州府志》登科录为底本，辅以《万历温州府志》、《乾隆温州府志》和永嘉、平阳、瑞安、乐清、泰顺五县的县志，再辑录出《宋登科记考》中温州籍进士名录，予以一一核对考订。

要保证这种考订方式的科学性，其基本条件就是《温州府志》有关登科录记载的可靠性。宋元两代温州都有方志，如果明代温州方志的登科录是从宋代旧志递修而来的，就可以基本保证其登科录的可靠性。

为说明温州方志登科录的可靠性，笔者将《弘治温州府志》卷13《科第·宋》中的绍兴十八年（1148）和宝祐四年（1256）两科记录，与现存全国登科录做一对勘。方志登科录只注明科年、姓名、籍贯、终官、立传等情况，而全国登科录则记录更加翔实，但没有官职一项。经过对勘，发现方志记载的绍兴十八年登科者姓名、籍贯与全国登科录基本一致，细微出入有两点：一是潘庭翼的籍贯问题，明清《温州府志》俱作平阳人，《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作永嘉人，待考；二是吴表臣子吴邵年，《弘治温州府志》作吴邵平，《同年小录》和《万历温州府志》、《乾隆温州府志》俱作吴邵年，考《弘治温州府志》卷10《人物·宦业传·吴表臣》：“子松年、龟年、邵年、从子大年，曾孙溁，俱登科。”从表臣各子的名来看，也当为邵年，《弘治温州府志》误。详见表2-2。

宝祐四年（1256）科问题比较复杂，《弘治温州府志·科第》记载该科温州进士为26人，《弘治温州府志》与《宝祐四年登科录》经过对勘，发现有11名进士的姓名、籍贯是完全一致的，而余下的15人则有出入，具体详见表2-3。

根据表2-3，《弘治温州府志》与《宝祐四年登科录》的异文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宗室寄居。这种情况有3例。其中，赵夫明确注明寄居地是永嘉。虽然《宝祐四年登科录》只注明赵必朠、赵必耕本贯是“玉牒所”，但姓名与方志完全相同，可以肯定温州是宗室寄居地，而《宝祐四年登科录》失载寄居地。

异乡人寄居。这种情况有6例，即潘希圣、朱鉴孙、陈宁祖、薛文龙、陈绍南和鲍同孙。《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了本贯，并明确温州为寄居地。薛文龙、陈绍南两人的本贯和寄居地都在浙江境内，两地的地方志也都将其列为本地进士，于是在《雍正浙江通志》卷128《选举六》，导致薛文龙既是临安仁和人又是温州平阳人，陈绍南既是台州黄岩人又是温州乐清人，一科之内重复出现，使得宝祐四年两浙进士总数至少多了2名。

寄居异乡。这种情况仅1例。《宝祐四年登科录》载，马初本贯温州瑞安县，寄居信州上饶县，府志皆作瑞安人。信州属江南东路，在宋代也是科举发达地区，贾志扬根据方志名录编列的宋代各州进士数排序，信州宋代进士总数达到337人，居全国第17位，所以笔者推测，马初并非假冒籍贯到当地参加解试，因为登科录载其父为进士，很有可能马初是通过漕试应举。

疑抄写笔误。这种情况有1例，即薛埴。《宝祐四年登科录》作薛埴，《弘治温州府志》作薛填，《雍正浙江通志》、《万历温州府志》、《乾隆温州府志》作薛瑱，《光绪永嘉县志》作薛埴。《宝祐四年登科录》和通志、府志、县志所记载的籍贯皆为永嘉，且记载的终官一项俱为建宁府倅，当是同一人，疑为抄写笔误。

温州出身但县籍两说。这种情况有3例。樊汝霖，《宝祐四年登科录》作永嘉人，《弘治温州府志》、《万历温州府志》作瑞安人，但《乾隆温州府志》又作乐清人，《光绪乐清县志·选举》亦入，又载：“本贯温州永嘉县吹台乡”，可能其在登科入仕后迁居乐清，待考。孙益大，《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本贯永嘉县，见居乐清，府志皆作乐清人，但《光绪乐清县志·选举》明确记载本贯永嘉，故当以《宝祐四年登科录》为是。金庚，《宝祐四年登科录》仅载本贯温州，府志皆作瑞安人，盖其籍贯为瑞安。

全国登科录没有记载但府志有载。这种情况有1例，即徐从龙，府志县志俱有记载，《宝祐四年登科录》没有记载。但今本《宝祐四年登科录》中缺了第五甲33、46、82、93、94、105、106、177、190—213共计22名进士，不排除徐从龙就在其中的可能性。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方志收录的26名进士，有25人《宝祐四年登科录》有载，且都可以说是温州人。未见的1人，因为《宝祐四年登科录》本身就有残缺，尚不能断定就是方志误记。

另一个温州方志宋代进士名录基本可靠的佐证材料是，《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馆阁续录》所载温州进士登科记录共有58人，其中姓名、榜次和籍贯与府志登科记载完全一致的有43人；《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馆阁续录》有载而府志无入的有勾龙如渊、徐元、陈景行3人，榜次有出入的1人，即林待聘，《续录》入何涣榜，府志入何栗榜；籍贯有出入的8人，但作为温州人是一致的，只是县籍不同；姓名细微不同的有4人，应属笔误或本身就有两个名讳。详见表2-4。

以上通过两种途径以抽样方法考证了明修温州府志登科录的基本可靠性，但肯定有部分讹误之处，如《弘治温州府志》就阙载了绍定五年（1232）和端平二年（1235）两榜进士名录。

在统计考证宋代温州进士总数的过程中，笔者以龚延明、祖慧的《宋登科记考》为基础，结合《温州府志》、《浙江通志》、温州各县县志等方志和《宋会要辑稿·选举》、《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续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选举志》等史料典籍，同时辅以《水心先生文集》、《梅溪王先生文集》、《止斋先生文集》、《浪语集》等宋时邑人的文献资料。将《宋登科记考》中记录的温州进士名录（含双籍进士、宗室寄居）全部予以摘录，对每位进士的姓名、籍贯、科年、官职等情况与《温州府志》登科录一一核对，有出入的地方再予以考证。另外，将永嘉、平阳、瑞安、乐清、泰顺五县明、清、民国时期编修的各种县志中有关宋代温州进士登科名录予以汇总核对，以弥补府志可能的遗漏。同时，通过查阅温州地方文献资料及相关文集，辑录出《宋登科记考》没有收录的进士名单。经过较全面的统计、考证，宋代温州登科进士总数为1307人（详见附录五），其中双籍进士数量为91人（温州下辖四县内双重县籍为38人，温州与外地双重籍贯为53人）。

据笔者查阅，贾志扬、冈元司也曾对宋代温州进士登科者总数做过统计。现将《温州府志》关于登科记录和学术前辈的统计数据予以汇总，见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