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大古都》后记

我从80年代之初，开始主编《中国六大古都》一书。在那时候，古都研究的学术空气，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浓厚。1983年春，《中国六大古都》出版，当时，以史念海教授为首的几位历史地理学者，正在酝酿成立一个中国古都学会，以推动古都研究，我也忝与其事。可惜是年秋季中国古都学会在西安举行成立大会之时，我正应聘在日本讲学，未能躬逢其盛。不过《中国六大古都》的责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胡晓谦先生，曾随带此书百余册，到西安出席大会，将此书分赠给与会代表。我自己也随带此书一批，在日本与不少学者进行了古都研究的学术交流，让我初步了解了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城市和古都的研究概况。《中国六大古都》的出版，特别是中国古都学会的成立，的确对学术界古都研究起了颇大的推动作用。西安会议以后，中国古都学会又先后在南京、洛阳、杭州、开封等古都，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每次年会都有数十篇以至上百篇的古都研究学术论文进行交流。这些论文经过精选以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编审潘一平先生总成，逐年出版《中国古都研究》一册。古都研究从此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历史地理学领域中，古都研究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部分，而历史城市地理的基础则是历史聚落地理。从城市发展史的观点来看，古都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历史城市不断发展的结果，而历史城市的绝大部分，又是聚落发展的结果。城市发展史的这种过程，在华北平原上就十分常见。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在崛起于黄土层中的孤立丘阜营建聚落，这是因为对饮水的来源，薪炭的取得，在冬季避风御寒以及制敌自卫等方面，丘阜都能对它们所依附的聚落带来好处。《诗·卫风·氓》:“送子涉淇，至于顿丘。”说明顿丘这个聚落，在先秦已经存在。《水经注》卷九《淇水》经“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注：“淇水右合宿胥故渎，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 …《尔雅》曰，山一成谓之顿丘。《释名》谓一顿而成丘，无高下大小之杀也。”这说明，顿丘确实是一座丘阜，而顿丘这个聚落，是依附丘阜而建立的。这个先秦的聚落，到西汉已经是东郡属下的一个县治，到了西晋和北朝，成为顿丘郡的郡治，五代又是澶州的州治。这种从聚落到县治，从县治到州、郡治的发展，说明了聚落发展的趋势。在先秦时代，华北平原依附丘阜而建立的大小聚落不计其数。《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这个地区以丘设县的县名超过20，以后历代又陆续有这类依附于丘阜的大型聚落成为县治甚或州、郡治。例如隋代建县的楚丘，在春秋已经作过卫都（《左传·僖二》:“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明代建县的商丘，在周时已经作过宋都（《左传·昭元》:“迁阏伯于商丘”）。足见这一类以丘为名的聚落，早在先秦就已有成为列国都城的。《水经注》一书记及的古都，为数在180处左右。《水经注》以后，从北魏以迄于清，列国消长，王朝递变，又增加了许多古都。在所有这些古都之中，能够冠以“大”字的究竟有几处？这个问题，历来颇有不同看法，现在，谭其骧教授在本书卷首的序言中，已经详细地阐明了这个问题。

正如谭先生所引述的，历来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多半散见于各种报刊，见之于专著的，以我的孤陋寡闻，直到70年代之末，才知道王恢先生在台湾学生书局所出版的巨著《中国历史地理》（该书上册出版于1974年，下册出版于1976年）。感谢日本爱知大学的秋山元秀教授，获悉我搜求此书，竟将他自己的收藏，割爱转赠给我。此书上册的副标题，即作《五大古都》。我在80年代初期主编《中国六大古都》，比王恢先生的《五大古都》增加了杭州一都。当时，我的考虑其实很简单，由于我在杭州执教30年，深知这个都会在“古”字上的资历实在颇浅，但由于西湖胜景和其他一些因素，冠以“大”字大概是不会引起非议的。

1988年，北京、陕西、河南、江苏、浙江5个电视台决定联合摄制一部《中国六大古都》的电视系列片，作为对国庆40周年的献礼。系列片聘请了侯仁之教授、史念海教授和我三人为顾问，先后在南京、洛阳等古都举行了摄制此片的会议。同年9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在山西太原举行学术讨论会，我到太原主持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安阳市古都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世恩先生专程赶到太原，交给我河南省省委宣传部和安阳市市委宣传部致我的两封专函，信上申述了安阳应该列入冠以“大”字的古都，成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理由。他们写信给我，或许因为我是《中国六大古都》一书的主编，现在又被聘为《中国六大古都》电视系列片的顾问。其实，我当时已经读到了谭其骧教授于1987年秋为《安阳古都研究》（安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安阳古都学会合编）的题词，题词说：

安阳是中国最重要的古都之一，是中原王朝的七大古都之一。

谭先生的论断当然是信而有征的。在我自己，当年也已经在《绍兴学刊》创刊号的《论绍兴古都》一文中，提出了我对于一个现代城市获得古都称号的条件。我说：

第一方面，在历史上，朝代有大小之分，建都时间有长短之别。汉、唐、明、清都是版图广阔的大朝廷，而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都是地方性的小朝廷。西安历周、秦、汉、唐诸盛世，洛阳为九朝名都，而五代闽建都长乐府（今福州），只有37年，五代南汉建都兴王府（今广州），不过55年。但不管长乐府和兴王府只是一个地方政权的都城，也不管它们建都的时间都很短促，而事实是，它们都曾一度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因此，称它们作古都，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方面，一个现代城市要获得古都的称号，还必须符合另一种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的古都所在，是不是落于现在这个城市的境域之中。例如，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国都巴比伦城，常常被误作建立于公元762年的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前身。其实，前者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后者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两城相去甚远，不能混淆。正如建于公元7世纪的福斯塔特和建于公元10世纪的开罗不能混淆一样（前者的废墟在后者南郊）。现在，我们把西安定为古都，因为现代西安在地理位置上虽然与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无涉，但它毕竟建立在隋唐长安的故址上。同样，我们把洛阳定为古都，因为现代洛阳虽然与东周王城及汉魏故城无涉，但它毕竟建立在隋唐故城的基址上。六大古都都是一样，都是从这两方面符合历史事实的。

谭其骧教授的论断和我的拙见是一致的。据此，安阳完全有资格进入冠以“大”字的古都之列。不过谭先生在上述《题词》的末尾说得很谨慎，他说：

要把流行了几十年的五大、六大古都说改正过来，倒是不容易的，还有待于古都学会和有关学术界的同志们为安阳的古都历史多做一些实事求是的阐述评议工作。

河南省和安阳市对此也认真从事，他们邀请史念海教授和我，以及上列全国5个电视台的台长和《中国六大古都》电视系列片的编辑们，于1988年10月上旬，到安阳举行了为期5天的现场考察和评议会，经过考察和评议，一致认可了安阳作为冠以“大”字的古都的事实。于是，上述5个电视台同意将《中国六大古都》电视系列片改为《中国七大古都》电视系列片。与会的河北美术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决定利用电视系列片的成果，出版一种《中国七大古都》的画册。而我则在几个方面的敦促之下，也不得不重作冯妇，主编这一部现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七大古都》。

在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之前，我国的古都研究是零星分散的，学者之间也缺乏相互交流的机会。谭其骧教授为本书所做的序言中述及的许多掌故，以我个人来说，就了解得很少。不过，如前面所指出的，古都研究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其实就是历史城市地理的延伸和提高。对于历史城市地理，称得上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一个热门。中国由于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非常复杂，数量更十分庞大。因此，中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称得上丰富多彩。大约10年以前，我的美国朋友施坚雅教授就把他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寄赠给我。我曾为这本驰名国际的巨著发表了长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转载于《新华文摘》1985年第8期）。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历史城市的著作，但它也涉及了许多中国古都的资料。例如施坚雅本人，在此书导言《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中，曾通过各种计算，论述了中国古都在中世纪的人口增长：“8世纪的长安为100万，女真入侵前夕的开封为85万，蒙古入侵前夕的杭州为120万。中世纪时期中国的最大城市，较帝国晚期的最大城市为大。”在此外的许多卷篇中，也都涉及中国古都。由此可以说明，历史城市研究和古都研究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

1985年我第二次访问日本，当时我正在主编《中国历史名城》一书，因此，在这次访问中，我特别注意了日本历史地理学界对中国城市的研究概况。我先后访问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国立大阪大学、关西大学、奈良女子大学、广岛大学等高等学府，与许多学者进行了畅谈，发现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可观的。我在拙著《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第六辑）一文中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从5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很多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诸如爱宕元对唐扬州的研究，砺波护对唐、宋苏州的研究，秋山元秀对上海城市的研究，山根幸夫对中世纪中国城市的研究，伊藤道治对殷周时代城市的研究，佐藤武敏对汉代城市的研究，曾我部静雄对南宋城市的研究等等。此外例如林和生对江南集镇的研究，今堀诚二对华北和内蒙古城市及集镇的研究，米仓二郎对印度和中国城市的比较研究等等，无论从方法到内容，都有较高的造诣。这中间也包括对中国古都的研究，例如梅原郁和斯波义信等对宋都临安的研究，爱宕松男和杉山正明对元大都的研究等均是其例。东京大学教授斯波义信，从城市生态的角度对宋都临安的研究（《宋都临安的城市生态》，已译载于《历史地理》第六辑），为历史城市和古都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范例。京都大学教授梅原郁则总结他自己和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主编了《中国近世的都市和文化》这样一部巨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版），无论从篇幅、作者阵容和内容等各方面进行评价，此书都足以与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比美。

我们特别关注的还有台湾学者的历史城市研究和古都研究。在这方面，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值得鼓舞和慰藉的。且不说王恢先生在70年代出版的巨著，我有幸于去年夏季接受台北锦绣出版社的委托，为他们审订了一部《中国六大古都》的书稿并写了《审订序言》。这是一部内容丰富、文字流畅、感情深厚的作品。我不妨举出《北京》一篇中的一小段：

北京是融聚悠久历史，丰富文化与出色自然环境于一炉的宝地，往往令人一提起中国，就不得不想到它。这不仅因为它保存了数不清的历史遗产，而且是由于它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息，充塞在琼楼玉宇间，在静巷胡同里，在长城垛口上，在废园草丛中，随时随处提醒着走过其间的炎黄子孙，这正是我们的根。

读了这样从肺腑深处迸发出来的文字，的确令人感慨万分。正是我们的根，它紧紧地系住了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同胞手足，一衣带水，怎能隔得开我们的骨肉深情。

在这《中国七大古都》行将出版之时，我要由衷地感谢许多大力支持我的师友。侯仁之教授和史念海教授，作为北京和西安两大古都的学术权威，他们的优美文字，为此书的开卷两篇增加了无限光辉。曾经远征南极洲的《光明日报》著名记者金涛先生，从《中国六大古都》到《中国七大古都》，一直是侯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合作者，他的辛勤努力，为本书锦上添花。我和史先生的助手辛德勇博士之间似乎有一种缘分，一年以前，我在西安主持了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今天，他的名字就出现在我主编的书中，确实令人欣慰。

我要感谢河南大学校长李润田教授。他在一个如此忙碌的职位上，作为我的老朋友和知名学者，几年来曾几次为我主编的书籍提供支持。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邹逸麟教授，曾经对古都安阳作过细致的考察，他欣然允诺我的约稿，为这个新加入的古都倍增光彩。我也要感谢王煦柽教授和史为乐副研究员，他们都是我的长期合作者，现在，又成为本书的作者。

我特别要感谢谭其骧教授。他年近八旬，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大家所尊敬的师长，对于古都研究，他一直十分关心。我为此书求序于他，他复信“义不容辞”，实在令人感动。他为本书所撰写的长篇序言，不仅是本书的无上荣幸，而且更是后一辈历史地理学者和古都学者学习的榜样。

我最后还必须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编审胡晓谦先生。我几年来先后主编《中国六大古都》和《中国历史名城》二书，现在又主编这本《中国七大古都》，他都承担了责任编辑的工作。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现在又担任了中国地理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对此当然是胜任愉快的。但是我应该指出，由于我的事务一直繁忙，在作为一个主编应做的工作中，有时也不免发生疏忽。对此，他都主动细致地为我提供帮助，提高了书籍的质量。

本书各篇的撰者，如上面所介绍的，都是各个古都的知名学者。因此，本书的每一篇，不仅是各古都的生动介绍，同时也是每个古都的一篇深入浅出的论文。篇篇不仅知识丰富，具有很好的可读性，而且说理深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文字风格方面，各篇当然并不一致。在内容方面，特别是关于古都建立和发展等的各种数据，和以前发表过的这方面的撰述也存在差异，包括卷首谭先生的序言和卷中各篇的差异。由于各位古都学者根据的资料不同，也由于对资料的选择和判断的不同，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很自然的。我作为本书主编，除了明显的书写错误和引用古籍时的抄录错误等以外，尽可能尊重各位撰者的原意，没有作什么改动。

希望海内外的读者们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

陈桥驿

1989年2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原载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