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学新论—— 水经注研究之三》序

《郦学新论》中收入了论文19篇，以及《水经注军事年表》和《历代郦学家治郦传略》两种资料性的文献。论文多数都是最近二三年内发表过的，收入本书时，我曾作过少量修改。

《二集》出版还不久，但是国内外学者的鼓励和鞭策，已经不断来到。其中有的是国内外的老一辈知名学者，使我深受感动。我不拟再像《二集》序言中一样，把他们的来信或书刊上发表的评介逐一摘录，只是对于有些评介和来信中需要说明的问题，在这《三集》序言中顺便交代一下。

这次收入《三集》的第一篇论文《郦学概论》，原是我国著名刊物《文史哲》的约稿，我因为该刊是一种综合性的学术刊物，读者面甚广，所以不宜写郦学研究中的一个小题目，考虑之下，就写了这篇或许能适应较多读者的《郦学概论》。却想不到此文发表后不久，就有一位署名为加士的先生，在1987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以《郦道元水经注的研究》为题，撰文评介。全文第一句说：“陈桥驿最近在《文史哲》（1987年第5期）杂志上撰文《郦学概论》，对历代《水经注》的研究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尽管加士先生的全文是把拙作内容作了一个摘要的介绍，但他的第一句话却是我实在不敢接受的。“回顾”或许可以说，但“总结”则是断乎担当不起的。今年，我又收到《文史哲》主编丁冠之先生4月21日的信，信上说：“杨向奎先生有几次提到您在《文史哲》上发表的文章，有一次信中说，像陈先生那样的文章，没有多年的积累是写不出来的，《文史哲》几年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就不错了。”杨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老一辈学者，但是我除了多年来拜读他的大作和长期慕名以外，一直等到1983年复旦大学举行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我忝为答辩委员，才和他相处了两天。此后，他经常鼓励我。在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卷首，有他的一篇序言，这篇序言中，也专门写了一段，对我历来的学术研究倍加奖掖，但我不知道杨先生给丁先生的信中对拙作《郦学概论》的称赞，有没有如加士先生所说的“回顾和总结”的意思。因为要对我国历代的郦学研究作出总结，实在兹事体大，至少在目前，是我力所不及的。历来的郦学家中，也有人对郦学研究作过总结，这就是前“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已故著名郦学家汪辟疆先生。他于1940年在重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60、70两期连载发表的名著《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当然是郦学史上的一篇千古文章。所以台北“中华书局”在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时，特将此文冠于卷首，“中华书局”编辑部并且还为此文做出说明：“是知辟疆先生固因杨熊书而发为雄文，杨熊书实亦因辟疆先生之文而愈显光芒，可谓相得益彰者矣。”以汪先生的宏知饱学，其所总结，还限于明清二代，则拙作《郦学概论》，不过是篇一万多字的介绍性文章，绝不可能对历代的《水经注》研究做出总结，这是我必须说明的。另一方面，在汪先生的雄文的启发下，我确实也有这样的心愿，希望能继汪先生之后，把清以后的郦学研究作一个总结。当然，这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首先必须把这段时期中的主要郦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包括他们的治郦过程和郦学思想等等，作非常细致的研究，然后再进行横向的比较，最后综合各家短长得失，做出总结。这样的研究，是需要下一番很大的工夫的。几年以来，我正在从事一些准备工作，收入《二集》的《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和《胡适与水经注》，这次收入《三集》的《王国维与水经注》和《郑德坤与水经注》等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因为既然是总结，则文章不免要评论是非，褒贬得失，都是必须慎重斟酌，不能轻易下笔的。在这方面，我仍然希望学术界的帮助和指教。

今年，我又接到国际知名的老一辈地理学家，年已八旬的日本天皇科学奖章获得者、广岛大学名誉教授米仓二郎先生于7月28日寄发的一封用英文书写的长信。信中，他除了盛赞我的《水经注》研究以外，还告诉了我有关日本著名郦学家、他的老师小川琢治先生和他的同窗森鹿三先生治郦的许多掌故。他的信中最后说：

我认为郦道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这个时期，在欧洲历史上正是人们所说的黑暗时代，是不可能出现什么地理学家的，所以这个时代的世界地理学家，非郦道元莫属。我希望您务必用英文写一篇关于郦道元的论文，在地理学刊物上发表。

米仓先生是我所尊敬的老一辈日本地理学家。我在日本讲学时，曾经访问广岛大学，与他讨论了许多地理学的问题。他的高足堤正信副教授，曾在我的研究室在我的指导下进修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聚落地理。而米仓先生本人，我也于1986年邀请他到我的研究室作短期讲学。因此，对于他提出的建议，我当然是乐于接受的。事实上，早在米仓先生提出这个建议的前两年，我已经应国际地理联合会（IGU）的刊物《地理学思想史》（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的约稿，用英文撰写了《郦道元生平考》（“A Study of the Life of Li Daoyuan”）一稿，此文已得到该刊主编弗里曼教授（Prof.T.W.Freeman）1987年4月28日的来信，决定在今年该刊第十二卷刊出，而此稿的中文本，即发表于今年《地理学报》第三期，现在收入《三集》的《郦道元生平考》。我当然要把这些文章寄给米仓先生，但是因为《地理学思想史》的约稿在前，而米仓先生的建议在后，对于米仓先生所提出的“郦道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这个论点，我已无法再补写到拙稿中去，米仓先生或许会对此感到失望。不过《三集》所收的另一篇拙作《郦道元和水经注以及在地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我列举了七条用以说明郦道元在地学史上的无与伦比的地位的论据，自从米仓先生来信以后，我又重新推敲了这七条内容，我觉得，就凭这七条，米仓先生的论点也就有了足够的依据了。当然，米仓先生是否就此满意，只好再听他的意见了。

陈桥驿

1988年8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原载《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