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的教训

我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毕生从事的，除教书以外，就是做一点研究工作和写作。教书的事容易说得清楚，我当过一年小学教师，七年中学教师，三十六年大学教师。研究和写作的事，由于我自己没有认真记录，日子长了，要弄清楚就比较困难。倒是别人为我做过一些整理工作。1983年我应聘在日本关西大学研究生院任客座教授，偶然在大阪大学我的一位朋友的案头上看到关西大学为我铅印的著作目录（日本请客座教授一般都是经过详细的“学术调查”）。目录上列载的专著（包括主编书、点校本和译书）27种和论文约150篇。1989年我第三次去日本讲学，在广岛大学开讲第一课时，首席教授森川洋先生为我作介绍，讲台上叠着我的专著（同样包括主编书等）共32种。广岛大学其实也为我编著目录，因为在广岛市长荒木武先生会见我们夫妇时，我看到他手上拿着的就是一份打印的我的著作目录，显然是广岛大学向他提供的，我相信日本人编的目录，或许比我自己记录的完整，但是由于这些都属于他们对聘请外籍客座教授所做的“学术调查”的材料，不是公开的，我当然不好意思向他们要，不过他们的目录，让我这个记载自己的写作很不认真的人心中有了一个约略概念，我的写作成果，迄今专著、主编书、点校书、译书约为三十余种，论文近二百篇。活了将近七十年，按日子算已有两万几千天，这一点成果，实在微不足道。

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生中的主要时间已经过去，现在来初步总结一下，谈谈自己为学的教训，或许有点点滴滴的东西可供后学参考。

应该承认，在我一生为学中，确实有些有利条件，当然也有许多不利条件。我的最大的教训是，我没有很好地利用我的有利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有利条件就转化为不利条件，因为使我走了弯路，蒙受了学业上的损失。对我自己来说，现在检查起来或许为时已晚，但对于年轻人，是值得吸取这种教训的。

我的主要有利条件，或许是我年轻时的较好记忆力。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祖父教我《学》《庸》两篇。祖父喜欢用一种特质的线香计时，他花了一根线香（约一小时）工夫，很快地讲完这两篇。《大学》约有一千七百余字，《中庸》约有三千六百余字，讲完以后我就念，居然在另一根线香尚未点完时，就一字不误地背了出来。在进小学以前，祖父已经用诗词作为我的启蒙教育。在读《学》《庸》以前，我已经背熟了《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中的绝大部分和《诗经》中的绝大部分，另外还背熟了诸如《神童诗》和《幼学琼林》一类的启蒙读物。

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所学的，大概都是凭记忆力的东西。我是班级里的“好记性”，当然占了极大的光，加上一些家学的基础，在班级里，往往与其他同学存在颇大的差距，尽管祖父常常以“满招损，谦受益”的话教导，但我的高傲性格，大概就是此时养成的。

到了高中，这种性格或许更有所发展，在班级里睥睨一切，暗地里把许多同学看得幼稚可笑。当时，省立中学的师资确实很好，我们学校就有五位教师是拿着自己编著、正式出版的教科书到教室上课的。功课也很紧张，但我总觉得与大家一起听这样的课没有意思。这样，就开始悄悄地进行自己的课外学习。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读过的书数量不少，这当然还是好的，但是有两件事，或许是得不偿失。

第一件是译书。我从初中三年级起就开始翻译当时流行的《纳氏文法》（Nesfiled's English Grammar Series），这部书按程度分成四册，每册都是一个循环，我翻译的是程度最高的第四册，花了大量的时间，到高中一年级时已译成一半多，但就在这年寒假，在绍兴的一家旧书店中，看到了出版已经十年作为旧书出卖的此书译本。当然，在翻译过程中并非没有收获，例如，此书例句多来自《旧约圣经》，我因而读熟了许多《旧约》中的名句，至今不忘。但这两年时间，假使移做别用，一定会有更多的长进。

第二件是读字典。也是从初三开始的，读的是平海澜编的《标准英汉字典》和《辞海》（现在通称老《辞海》），当时都算大型辞书。用一个万金油盒装了印泥，用一根小竹棒蘸了印泥在每个字汇上点，读过一个，点上一个小红点，经过多少日子要回生，再复习一遍，点上第二个小红点，读了两年，每个字汇上都有了两个小红点。这两年之中，因为同时又译书，什么功课都丢在一旁，读字典成为正课，不管确实在这两部辞书中得到了许多东西，但现在总的评价一番，正如我在《我的中学生活》（《中学生文库》，科普出版社出版）一文中所说的“不足为训”。

以上所说的，原来都是我的有利条件，因为假使没有较好的记忆力，是不大可能在中学时代采用这样的读书方法的。但现在平心静气地反省一下，我的这种读书方法，都有性格高傲，自恃记忆力过人，逞强欲速的因素在内。假使当时能够虚心地去请教一些教师，合理安排时间，有计划地读一些应该读的书，其收获一定会比这种一意孤行的方法好得多。

我在为学方面的有利条件没有很好地发挥利用，从而扩大了不利条件，自己为自己增加了许多为学的障碍。我的最大不利条件是，我的为学过程基本上都是自己摸索的，没有机会获得名师的指导。我在少年时代的唯一实质性的导师就是我的祖父，他是一位癸卯科的举人，此科以后，科举即废，他在家乡办地方教育，特别擅长于经学和小学，我的旧学基础完全得自他。直到年近花甲，才有机会和历史地理学界的名流如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诸先生请益，白头从师，已恨相见太晚了。

抗战时期，著名大学均已内迁，我在高中毕业后，曾一心希望到内地考上一个名大学求师。1944年暑期，当我从江西上饶赶到赣州，正值衡阳会战结束，日军打通了粤汉线，当时，大量从东南地区奔赴内地的知识青年困居赣州，进退维谷。在赣州，唯一可以投考的大学是历史不久的国立中正大学，许多想奔赴内地的青年学生只好暂时报考此校，我由于经济困难，报考了全部公费的教育学系，无非为了获得一个栖身之所而已。

由于我把这个学校作为临时栖息地打算，先入之见，使我看低了这个学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大学，但是我却认为，假使这样就算在大学求学，还不如干脆到家里自学。现在在自己当了三十多年大学教师以后，回过头来想想，这个大学的师资实在是相当不错的。我念一年级，接触的教师不多，但其实是有不少好教师的，由于我的先入之见，当然也和我的性格高傲有关，把他们视作“不在话下”。譬如周维新（宪民）教授，他讲伦理学讲到“孝”，他批判了许多中国传统的“孝”的观点，认为《中庸》的“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才是“孝”的唯一准则。这实在是很有见地的。又如基本国文讲师温聚民先生，功底也颇不浅，而且认真。他命了个作文题目“诗歌与人生”。我不查文献，全凭记忆，写了三万字文章，举了《诗经》、《楚辞》以至唐诗、宋词的大量例子，他非常欣赏，用眉批和插页表达他的意见，竟达四五千字，而且语多中肯，但是由于在接触中知道他没有出版过著作，就引不起我的重视。基本英文讲师于宝榘先生，是朱光潜先生的学生，英语很好。他在选的一篇丘吉尔写的“Should M en Suicide”的文章中，为了对其中一个长句的理解不同，我在课堂中用英语与他辩论，他沉吟片刻，当场认错。次日他热情邀我去他的住所，以赣州土产茶点招待，长谈两小时。他发现我的词汇量甚大，而口语（当时称为会话）也不错，大加称赞。并且希望由他找朋友介绍，让我转学到中山大学（在粤北坪石）外语系去。他很诚恳，我却暗笑他“燕雀岂知鸿鹄志”，因为我认为外语只要业余念念就可以，何必专门学它。以后他几次邀请我，我都婉谢不去了。所以我在大学时间短促，而且由于这样的原因，失去了许多从师学习的机会。

我22岁就到一所职业学校教英语，年轻气盛，不免又做了傻事，浪费了许多原来可以好好读书的时间。当时我教的是高中班，用的是林汉达编的高中英语课本，内容并不艰难，但有的课文如莎士比亚和雨果的文章，以及如Oscar Wilde的T he Devo′ted Friend之类，篇幅相当长，我竟又以记忆力逞强，上课不带课本，每一课文都是在课堂里随口背诵讲解。近年有一篇《剑锋磨砺出，梅香苦寒来》（《科技通报》第52期）的介绍我的文章中，曾经说到我的这种教学方法：“学生们大为惊异，很快就名扬全校。”这话或许是确实的，但现在看来，这种逞强立异的教学方法实在完全没有必要。无非是使自己多花许多无谓的备课时间，而博得学生的“大为惊异而已”。一位教高中班国文的朋友因事要请假半月，请我代课，刚讲《淮阴侯列传》，全文约有五千字，我一个晚上读熟，次日在课堂上照背不误，弄得他回来接课时十分困难。尽管在一年多的讲课中，确实没有背错过课文，但是假使能把背课文的时间放在分析句型、培养学生造句和写作能力方面，效果一定会好得多，对自己来说，也可以省下不少时间来读书。

我24岁时受聘担任一个完全中学的教务主任。或许是因为担任了这种必须与教师打交道的工作，因此开始注意了一些人际关系。而且由于工作忙起来，也必须讲究一些工作方法，那种逞强称能的性格逐渐有所改变，因而增加了不少读书和整理资料的时间。譬如，我从小就读《水经注》，但到这时才开始整理此书资料。我在初中时就读了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而且颇受影响，到此时才开始整理越地文献。这两者，后来都成了我毕生从事的重要课题，都出过一些成果。现在反躬自省，假使当年不意气用事，不在诸如背诵课文之类的事上浪费无谓的时间，我的这些研究，都还可以提早几年。

杨向奎先生在其为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三集》所写的序言中有一段涉及我的话：“陈桥驿先生是从研究宁绍平原起家的，他六十年代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两篇关于宁绍平原鉴湖和森林变迁的论文，立即引起注意，以后对宁绍平原的城市、聚落、水系变迁的研究都被认为是宁绍平原研究的权威，其论文的特点之一是能从全面看一斑，并能从一斑以窥全面者，因此在国内外都很著名。”杨先生对我的奖掖当然过高，而我所引为惭愧和后悔的，假使为学之初不走一段弯路，我对宁绍平原的研究成果或许在50年代就可以拿出来。

我从孩提之时就读《水经注》，但直到1988年才在《地理学报》发表了《郦道元生平考》的文章。还是这位杨先生，他在当年12月为他自己的专著《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所写的序言中，几乎以一半篇幅介绍了我的这篇拙文，最后说：“陈桥驿教授称赞郦道元是一位值得崇敬的爱国主义者，因为他是一位祖国统一的向往者，我们钦佩桥驿教授的卓识。”杨先生的错赞，实在是因为他不知我的底细。我孩提就开始入门的书，到白头才写出此书著者的生平，岁月蹉跎，竟至于此。这样，除了众所周知的、不可抗拒的光阴浪费外，我自己的性格和由此而导致的时间利用不当，实在是重要的原因。

我当然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以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失去的时间弥补起来，而且主观上也正在努力这样做。但毕竟年龄不饶人，精力锐减，记忆力衰退，事倍功半，举措维艰。而且由于社会关系的增加，用于专业的时间不断缩减。例如，近年以来，为别人著作写序的任务骤增，今年一至八月，我已经应命为别人著作，包括日本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友人的著作写序十篇。别人远道来求，不忍相拒。眼下为人作序，不外乎官人、学人两类，我是后者，仍必须遍查资料，引经据典，花费许多时间。

我的体会是，青年是为学建立基础的时代，中年是为学开花结果的时代，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主要取决于这两个时代。我在这两个时代中，实在走了许多弯路，溯昔抚今，倍感自愧。希望中青年学子把握为学的重要时机，戒骄戒躁，埋头努力，做出辉煌的成绩。

1990年9月于历史地理研究室

原载《高教学刊》1990年12月，总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