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中国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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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形成史研究

人的全面发展,显然包含着充分的、总体的、综合性的、有规模的、全方位的发展,但又不能具体地归结为某一点。从个人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们有目的、有组织地联合起来,共同操控和利用社会资源及文明成果,并消除因自发性与盲目性而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的负效应,促使人在实践中达到劳动与享受一致、存在与发展的统一,使之天赋与潜能、兴趣与才能、个性与自由均达到全面而和谐的发展。就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上看,一个社会的全面改革、全面开放、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二者共同统一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内在一致性上。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都会对人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产生巨大影响,社会制度是否公正、顶层设计是否合理、价值取向是否正当、终极目标能否实现,也对人能否获得全面自由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在全面发展问题上,人与社会是高度一致的。本章通过描述马克思揭露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并通过实践的批判而实现人的本质的还原,从人的历史形态出发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根本使命就在于“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1]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完全占有。当今世界,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金融化浪潮,既在推动历史变革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也成就了人的自由意志的全面展开,但又极易使人类陷入丛林法则的狼群撕咬状态,并招致人类精神世界的堕落和自我毁灭,这就需要反思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价值取向是否正确。那么,怎样才能从资本逻辑普遍统治的金融化世界及其背反性、主观性、“脱域性”等负效应中解脱出来,怎样才能搭建一种把人民主体性与社会进步性、政党的先进性集于一体的制度框架,从而“辩证地引导资本发展的积极作用,使自由放任的资本历史进化到促进人类全面进步的自由历史”?[2]对此,西方现代及后现代的人学体系,对资本逻辑下人的这种现代生存悖谬与发展困局,只是诉诸抽象的空想或者理性的反思,非但不能触及资本逻辑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性本质,反而使马克思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人学真义处于遮蔽状态。只有动态分析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弄清其特有的基本内涵、实践维度、价值原则,才能激活“多元动力”[3]协调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使二者发展的全面性进展体现为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代化大生产自身发展规律的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也使得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为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人与自然生态整合规律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更使得人的发展成为遵循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文化建设的现代性的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为此,必须做到社会理想与艰苦实践相统一、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契合的协调、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国民素质的提升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协调推进。这样人与社会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4]人与社会对全面发展的公共渴求,虽然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想形式,却也是一种“得到辩护的真信念”,[5]尽管它的最终实现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与历史曲折的过程,但其发展的总体趋势与历史走向将永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