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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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这是林伯渠一九五八年为《李大钊选集》出版题写的诗句。它形象地、正确地指明了李大钊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崇高地位。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把自己光辉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先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一伟大转变的意义决不限于李大钊本人。它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先声,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先导。它如春雷前的一道耀眼的闪光,预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与一个新时期的来临。这一伟大转变,在中国革命风暴中完成,又伴随着革命运动的前进而发展。从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既可看到历史步伐的脚印,又能听到时代思潮的声音。研究这一转变,既可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思想状况,又有助于认识我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

李大钊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他不仅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抒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探讨新的哲学观点,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特别重要的是,他第一个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唤醒,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点燃了新时代的火炬。更为可贵的是,李大钊首先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倡导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中,与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李大钊还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深入地考察与研究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先锋、领导地位,农民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以及联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思想,为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根据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初步探索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然后再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动力、对象、前途、步骤及战略策略的思想,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先例。这对指导中国革命与后来毛泽东思想的产生,都有重大意义。

正由于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他的思想也不免具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一些特点。鲁迅在评价李大钊思想时说得好:他的遗文与思想,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然而,“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1]。李大钊和任何伟人一样,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他也和任何凡人相同,不能摆脱当时流行的某些社会思潮的影响。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虽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各种假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但其思想仍不免残存着一些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痕迹,甚至有时还对某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认识不清。当然,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残余,随着革命的发展与李大钊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而被逐渐克服。

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新业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在一片茫茫原野上与崎岖山岭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地开辟新的道路,带领人们前进。在这新路的路面上,可能留下一些杂草碎石;但这绝不会影响他的开路先锋的光辉业绩,过路的人们也绝不会去指责开路者的这一不可避免的“疏忽”。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就是要科学地评价其功绩及其某些不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本书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力求实事求是,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既要充分认识与肯定李大钊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伟大作用与崇高地位,又要指出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缺点及某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既要指出其思想的不断提高过程,又要正视其思想在某些发展阶段中的曲折与进展缓慢的情况,既要分析其错误思想产生的原因,又要研究这些错误思想是怎样被克服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人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他能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继续前进。对历史人物的缺点或错误,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应苛求前人。我们反对像江青反革命集团那样,为了罪恶目的而把李大钊一棍子打倒的做法。他们无限夸大在李大钊思想中占极次要成分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否定其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而把他打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另册”。同时,我们也不同意某些研究者在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述反动做法时采取的简单化做法,即对李大钊只作肯定与歌颂,而否定或回避其思想的某些不足的方面。正确地做法是,首先应肯定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者,其次也不否定其思想的某些不足之处,并指出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因素产生的原因以及是如何被克服的。只有这样论述李大钊的思想,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从而也才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

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我力求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解剖其思想的纵断面和横断面,以求获得全面的认识。并特别注重历史的研究,即根据其思想的发展来进行研究。如果将其早期思想当作晚期思想,就必然降低其思想在某一时期的发展的高度;反之,如果将其晚期思想当作早期思想,又必然会拔高其思想发展在某一时期所达到的水平。这都是不科学的。所以,只有把某一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才能对其作出恰当的、符合历史的评价。

李大钊的思想,与中国其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而在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有一个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问题。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把李大钊政治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两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初期,是激进革命民主主义的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他刚踏入社会,就显露出其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新文化运动初期,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为其随后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包括五四运动时期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五四运动前后,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坚持和初步运用的时期。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思想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也还残留着旧民主主义及其他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至他牺牲时为止,这是他最终克服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走上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这时期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的思想发展一样,除了共性之处,还有其个性,即有自己思想发展的特点。如果我们把五四时期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物——李大钊、鲁迅与陈独秀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一九一八年秋冬),思想发展最快;然而他克服旧思想影响的时间也拖得较长(直到一九二四年初)。鲁迅虽然也较早地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一九○九年前留学日本时期),但接受它却较晚(直到一九二五年以后)。可是,鲁迅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研究、反复的比较、实践的检验之后,一旦接受了它,就坚持到底,百折不回。陈独秀,虽然有较好的条件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算太晚(一九二○年);但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很不彻底,很不完全,致使后来走上非马克思主义道路。研究这些特点,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李大钊的伟大革命先驱的地位与作用。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早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也是我国早期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家。他学识渊博、见解精深。他在哲学、历史、教育、伦理、文学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李大钊的思想,教育与影响了中国的一代青年。他的著作是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我们应认真学习、研究它,继承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1]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卷,第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