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孙思白

吕明灼同志，在我印象里好像还是个青年人，实际也已过中年了。岁月如流，“青年”的印象是六十年代初留下来的。那时，我从山东调到北京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八角亭和大家一道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他来跟我当研究生，成为我的有力助手。在写书期间，同志们在亭畔山前、绿树丛中不时地商讨和争论一些问题，就已发现他具有好学深思的特点。一九六二年，他随我回到山东大学。我在讲授“中国现代思想史专题”课程中，继续得到他的一些帮助。往事如在眼前，屈指算来，已是二十年多了。

在我们分手后的岁月中，明灼同志一直在曲阜师范学院教课或任学报编辑，间也通讯谈论学问，但中经十年波荡，对他学问上的归向，我渐渐茫然起来。

拨乱后的近两三年中，从国内雨后春笋般的报刊上我看到过明灼同志的几篇文章，都是有关论李大钊思想的，不禁跫然心喜；但也无非觉得他仍然未废旧业，并未十分仔细地去阅读。今年夏季，忽然收到他寄来的一大包文稿（我早又回到近代史所，只是八角亭已拆除改建），拆开来看，原是他这些年中研究李大钊思想的积累，已裒辑成册，俨然巨帙。附信说，即将付印，嘱我写几句前言。这使我有些惶恐，我能写点什么呢?然而从友谊上说，我是无法推卸的。

李大钊烈士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的遗文，经鲁迅写序，以《守常全集》印行，早见于一九三三年。他“寻着那苦痛悲惨声音走”的精神，他那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在旧中国，也早就曾穿过乌云孔隙放射出它的光辉，为多少青年们指过路。但是摊开来精心着意地去研究和咀嚼，却是在他所期待的“青春之中华”诞生以后，才具备了有利的条件。

我曾有志于学习、探讨大钊烈士的思想遗产而终归只沾了点边就吹了。对照之下，我所结识的这位“青年”朋友，却默默地做出了他的成绩，证明他没有因为时代动乱而浪费了宝贵的时光。面对着这一堆手稿，禁不住油然而生的喜悦。

通读了明灼同志这部手稿，我的感想：（一）是他对烈士的思想遗产，不仅仅是热情的歌颂，并且是冷静的思考。他沿着大钊同志思想发展的道路，探索着烈士是怎样从爱国立场出发，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二）是他对烈士的思想不是摘取吉光片羽去宣扬，而是对烈士的人生观、历史观、宇宙观及其具有现实影响的各项主张作比较系统全面的辨析。暂不说作者的工作达到什么水平以及是否无误，像他这样常年不懈、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就是可贵的。

从这部手稿中还可以看出作者没有把大钊烈士作为天纵圣哲——一降世就是完美无缺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来看待。他除了正面阐明烈士的思想光彩和为人民立下的不朽功勋外，也用了一定的篇幅探讨了烈士在追求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曾沾染到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杂质（如互助论、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经历过的思想弯路。这样做，丝毫没有故意在丽人脸上寻找雀斑、向太阳中挑剔黑子的意思，相反地正是说明一位勇猛的战士如何抖掉身上的灰尘，向着光洁的真理之境奋进，而终于成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领路人。这样做，那种主张“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人是会感到不很习惯的。然而只要不是主次颠倒，而是出于科学的探索，就无损于烈士的光辉。鲁迅在一九三一年介绍《毁灭》这部小说时，就批评过创作界那种要求“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做法，认为这会成为乌托邦主义者，失去内容的真实性。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也说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对于李大钊烈士的思想的研究，无论遇上的是他那光辉的马克思主义言论的阐发，还是他那现在看来“未必精当”的地方，我们都应以缅怀先烈的肃然敬重之心来对待的。无疑地，明灼同志也是用这种态度来从事这项工作的。

但是，对这部手稿我也还有其他方面的感想。那就是我认为它还有些缺点：有的属于由原来独立成篇的论文改造成现在系统的论著的形式后所留下的斧凿之痕，有的属于议论方面的问题。然而我的意见也未必就是对的。因此，明灼同志的工作价值如何，有待于读者共同来检验。只是我觉得他在系统全面地研究大钊同志的思想遗产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想明灼同志会在接纳读者的意见中不断地向着更严整、更深透的境界前进的。

一九八一年秋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