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一 对新专制主义的猛烈抨击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变时曾说：“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1]李大钊也是这样。他特别“仇恨”封建专制主义，具有强烈的“民主情感”。这一特点，在辛亥革命时期就表现得很突出。
（一）对假共和真专制的深刻揭露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青年学生时代，就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革命民主主义的佼佼者。
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阳历十月六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父母不幸早亡，自幼靠年迈的祖父抚养。少年时代，他读了几年私塾，专攻四书经史，准备应试科举。废除科举制后，他进入了新式学堂——永平府中学，初步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开始变化。两年后，祖父去世，家境破落。这时，由于清王朝的极端腐败，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十八岁的李大钊痛感国势垂危，需要学习政治，寻求革命真理。于是没等中学毕业，他就离开了故乡，考入了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里，李大钊度过了六年的漫长岁月，较多地学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广泛地接触了社会，更多地了解了国家民族的灾难，人民大众的痛苦，救国救民思想不断发展。这时期爆发的有很大影响的辛亥革命，给李大钊以极大的震动。他的老师白毓昆烈士为革命断头流血牺牲的崇高思想和壮烈事迹，也深深激励与教育着李大钊。白毓昆因参加滦州起义（一九一二年一月）不幸被捕，就义时立而不跪，昂首高呼：“杀则杀耳!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并号召士兵：“我们要为共和奋斗到底!”他的思想与精神给李大钊以深刻影响，李大钊对这位老师一直极为尊敬与怀念，许多年后还在文章中一再提及这位老师。以上这一切，把他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使他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下进行的一次具有比较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促进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一九一三年，伟大导师列宁曾热情赞扬过辛亥革命。他说：“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2]“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3]李大钊曾对辛亥革命抱着很大的希望，对民主主义的高潮怀有极大的热情，期望专制主义得以铲除，民主主义从此确立。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使这次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而没有消灭封建主义的根基。因此，不久，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就被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袁世凯所篡夺，共和制度名存实亡。“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4]这种情况，当时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是认识不到的；他们认为革命的胜利，就是新生活的开始，民主时代的来临。李大钊却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到新统治者是打着“共和”招牌的新专制主义者，看穿了新统治者的“新瓶子装旧药”的本质，而深为“共和国”的前途忧虑。早在一九一二年（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六月，他就“慷慨思投笔”，写出《隐忧篇》，揭露了新统治者的“私心”，指出新共和国的“隐忧潜伏”，“危机万状”[5]，表示了对革命的深切关怀。一九一三年四月，他写了著名的《大哀篇》，痛“哀吾民之失所”。他把辛亥革命失败后人民所夺取的共和权利得而复失，看作是人民的“大哀”，革命的“大哀”，而深为痛惜，而对窃国盗权、践踏共和的反动统治者，则充满了仇恨。他以锐利的笔锋，以革命民主主义的战斗精神，对新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讨伐。
李大钊指出，苦难的中国人民受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长达数千年之久，所受“君祸”，今言之犹有“余痛”。人民为了消除“君祸”，曾不惜抛头颅骸骨、尽心思脑血，经过激烈战斗，夺来了今天的共和。然而，“今日之所谓共和者又何如也?”实际情况是非常令人痛心的。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狭隘的民族偏见，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不但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反而错误地把汉族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当作反满的盟友。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向地主买办势力妥协，把军政大权拱手让给旧军阀黎元洪和立宪党人（改良派）汤化龙。尤其对袁世凯这样的反动头子，在他虚假地表示“拥护共和”以后，就把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他。保皇派头子梁启超，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国，甚至冒充起“革命元勋”来。一些反革命分子都纷纷扯起“共和”的旗号，或披上“民意代表”的外衣，竞相钻进革命政权机构。在纷纷的独立声中，各地的旧军阀、官僚也随风转舵，把政权的招牌一换，摇身一变而成为新的统治者。在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就这样落在了反革命的手里。“新政府，旧人物”。政权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李大钊洞悉这一切，尖锐地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被军阀、官僚这些“骄横豪暴之流”所窃夺。他们无耻地“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窃“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却“傲岸自雄，不可一世”，踏着烈士的累累白骨，“扬眉吐气”，在大庭广众之中，“击柱论功”，弹冠相庆，“钻营运动”，“争权攘利”。而各地的军阀都督，都是“阴谋窃国”的“盗贼强藩”[6]。他们坐拥重兵，有恃无恐，飞扬跋扈，割据称雄，为非作歹，民不聊生。“贱视其治下之民，微若蚁蛭，淫威肆虐，惟所欲为。”[7]李大钊怒斥道：辛亥“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8]而今日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9]。人民仍然没有摆脱奴隶地位，所不同的，只是从一种奴隶变为另一种奴隶罢了。这正如鲁迅一九一二年在一首诗中所说的：“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10]他们可能面目不同，但本质都一样。“民权”被窃所带来的灾难，给人民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他们对“民主”、“共和”的向往，犹如“大旱霓云之望，忽绝于风摧电掣之后，乃不得不瞠目咋舌，如冷水浇身，灰肠断气于兹时，而一闻民权之语，若有隐痛于衷，惨苦不忍闻者。”[11]
马克思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12]地主买办阶级，封建专制主义，在遭到革命的打击以后，其代表人物看到革命洪流势不可当，看到“共和”、“民权”深入人心，便迅速变换手法，改变脸谱，从“共和”、“民权”的敌人，一变而为其“拥护者”，并在“共和”的新招牌下，仍操旧业——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李大钊清楚地看到地主买办阶级的这种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他指出：封建军阀明明是“共和”的敌人，却说“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他们明明是“民权”的反对者，却厚颜无耻地说“吾拥护民权也”；他们明明是强奸民意、吸民血髓的政客、党徒，却装腔作势地说“吾为尔作代表也，吾为尔解痛苦也”；他们明明是人民利益的侵害者，却用什么“社会政策”、“保护制度”等名目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保卫者。所有这些，统统不过是“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已耳”，“假民权民意以济其奸私”罢了[13]。李大钊对这些恶如蛇蝎的反动军阀官僚政客的假面目的深刻揭露，极大地教育了人民，使那些对新统治者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甚至还对其抱有幻想的人们，获得了一副珍贵的清醒剂。
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共和”、“民权”，完全变成了新统治者谋私利、害人民的工具。他们把“民权”、“国法”并用，以“拥护民权”为名，分裂割据；又以“尊重国法”为辞，下胁人民。或假手于“国法”以抑“民权”，或托辞于“民权”以抗“国法”；“国法民权，胥为所利用以便厥私”。李大钊愤愤地说：“所谓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广大劳动人民在这种“共和”统治下，遭遇的却是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刀兵水火，天灾人祸，“尸骸暴露，饿殍横野”。人民的深重灾难，本来就是反动统治者造成的，他们当然是根本不予一顾的。李大钊怒不可遏地说道：“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14]这样，袁世凯新专制主义者统治下的所谓“民国”的反动实质，就暴露无遗。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15]李大钊于一九一三年写下的这段重要文字，戳穿了所谓“民权”、“民政”的实质，指明了所谓“民国”只是豪强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专政，是少数反动派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这种深刻的论述，与俄国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战斗的著作一样，“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息”[16]。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指广泛传播，下同）中国前五年，李大钊就达到了这样高的认识水平，是极为难得的。
（二）对资产阶级妥协派的批评
李大钊在对新专制主义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妥协派也进行了侧击。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动摇，是辛亥革命失败，政权被地主买办阶级窃夺的重要原因。资产阶级妥协派反对进行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他们力图早日结束革命，并与地主买办阶级一起瓜分革命胜利果实。李大钊对地主买办阶级窃权的痛击，实际上也是对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批评。对政党政治，李大钊也进行了抨击；对在野的所谓革命党人，李大钊也表示了失望。
政党政治，本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特点之一。但是，辛亥革命后，虽然众多的政党建立起来，可是“民权”并没有由此而确立。一九一二年前后，随着民主呼声的高涨，一些资产阶级政客和封建余孽乘机竞相组党结社，什么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民社党，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会等等，各种名目，应有尽有。但这些政党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纲领和组织，成员都是些“豪横”之辈、势利之徒，哪里势大就往哪里跑，哪里利多就往哪里钻。他们都是利用政党争权夺利。李大钊当时虽然主张民主政治，但已看出了这些政党的丑恶面目。它们虽然名目不同，各树一帜，并皆拥戴一两个“旧时党人”或“首义将士”，各自标榜；但本质上都是一丘之貉。那些自诩为“稳健者”，不过是“狡狯万恶之官僚”；“急进者”，都是些“蛮横燥妄之暴徒”；而“折衷者”，则是“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从他们的“党纲”看，说的比什么都好听；但从他们的“党德”看，即从行动上看，他们做的却比什么都坏。他们整日所干的，就是华衣美食，酒天花地，结纳挥霍，招拉党徒，蝇营狗苟，坐拥千金，贿买选票，竞选议员。为此，他们互相攻讦，彼此敌对；闹得丑态百出，乌烟瘴气。这哪里有一点为人民的气味?而他们“因选举耗用者，动辄数万金”。这从哪里来?不都是人民的“血髓”吗?君不见“此辈肥而吾民瘠”吗?李大钊痛斥道：“吾国今日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所以应把它们统称为“暴党”[17]。同时，这些政党又“多假军势以自固”[18]，与封建军阀沆瀣一气。“党争”与“军争”搅混在一起，更加重了政治的混乱局面。李大钊认为，这样的政党不必多，如“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活着的人们——引者）矣!”
李大钊针对这些政党的“党纲”、“党德”加以分析和批判之后，又进一步对政党政治提出怀疑。他发问道：政党本是“国昌”的重要因素，立宪国民民主精神的表现；然而，“何以吾国政党甫萌，遽断断焉警之惕之箴之戒之诋之祺之，甚至虑为亡国之媒者”[19]?这时，他还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他不了解：在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诚然还是一个新兴的阶级，革命的阶级；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任何一种剥削制度，即使在它还刚实行、还起进步作用时，也会很快暴露出它反人民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当时的中国也是这样。特别是从全世界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腐朽的情况下，它这种反人民的本性在中国暴露的就可能更早更明显些。
（三）对“民权旁落”原因的分析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20]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国家。李大钊看到了由于军阀窃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已亡，民主制不能实现的事实；但他还看不清楚军阀窃国正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的，如沙皇俄国就充当了绞杀辛亥革命的凶恶宪兵。列宁当时就曾预言，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将会“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21]同时，李大钊也没能认识到，正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没有打倒封建主义，没有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即没有摧毁封建制度的根基，所以辛亥革命后的政权，被反动统治者易如反掌地篡夺去了。再者，李大钊当时也没有认识到，即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政”、“民权”，而必然仍是“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只要存在着剥削阶级所有制，存在着剥削阶级的统治，就只能是少数剥削者的反动专政；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有真正的人民的民主和人民的政权。
当然，李大钊当时也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极为同情人民，为人民权利的被窃夺而深深哀痛；但他找不到真正解除人民痛苦的办法。他把辛亥革命后“民权之旁落”，正确地看作是封建军阀之窃夺，但也认为这是人民群众觉悟不高和力量不足的结果。他在一九一三年六月写的《论民权之旁落》一文中说：“黎庶之患，不患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所以会造成辛亥革命后这种黑暗“政象”，“但叹悼吾民德之衰，民力之薄耳”。而民力与民德又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民力，无德之民，力于何有?无力之民，权于何有?即无图攘窃于后者，恐此权之物终非乏担当力者所能享有。”这种思想状况，是当时民主主义者的一般通病；所以在辛亥革命中，他们也没有去发动群众。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大钊也曾试图探讨解决人民苦难与提高人民觉悟的道路，但不是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以发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是主张用发展国民教育的办法。他说，只要民主主义者“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22]。同时，他还认为，国家所以不富强，人民所以受苦难，主要是统治者不好，不会治理国家；“苟有善治者，不待十年，丰庶之象，可坐而睹”[23]。他主张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办法，以达国富民强之目的。“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商、惠工”，使“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24]他没有认识到，不打倒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那就不论是发展教育，或是振兴工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人民的苦难。可见，李大钊在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之后，思想上还残留着一些改良主义的影响，存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幻想。
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带有着时代的烙印。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刚开始进行全国性的革命运动，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主义精神还刚开始高涨，工人阶级只有初步的发展；农民阶级在反动封建制度的压榨下痛苦的呻吟……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政治与思想上的联盟还很强大。这一切，必然对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产生相当影响。随着社会的前进，他的思想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列宁在评论俄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时说：“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六十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主义了。”[25]李大钊也是这样。在以后的反袁世凯斗争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他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向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就是他逐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明证。
二 反日倒袁的救国救民思想
一九一三年冬，李大钊怀着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失望情绪，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朋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政治经济系）学习，直到一九一六年夏才回国。在留学日本时期，他除了勤奋学习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组织反日倒袁运动。事实的教育，阶级斗争实践的锻炼，使李大钊迅速提高了革命觉悟，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深刻、独到的新认识。
（一）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关系到革命能否成功的重大问题，也是每一个革命者首先必须解决的大问题。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出世前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战士。李大钊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在当时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是最清醒的。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向西方国家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中，认为日本人学习西方很有成就，所以想仿效他们，于是纷纷到日本留学，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事物往往是很复杂的。日本既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这个“学生”老是受帝国主义“先生”们的侵略和欺负。这使李大钊去日本时，心情既矛盾又悲愤，哀叹“去国徒深屈子恨”。到日本后，耳闻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许多侵华罪行，使他深感辱国之耻，败国之痛。恰在这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趁机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公然出兵山东，攻占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完全取而代之。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又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交换条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美梦，取得日本的支持，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予以接受。这一秘闻在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透露后，中国全国沸腾，人民奋起反抗。李大钊闻讯，立即奔赴各地，组织反抗斗争。他首先联络各省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誓死反对“二十一条”，公开打出反袁旗帜。继之，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不分昼夜地赶写出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国民之薪胆》与《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章，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罪行，揭露“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和袁世凯反动政府的卖国贼面目，号召国民奋起自救，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一斗争中，李大钊的反帝爱国思想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一，李大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出日本侵华的罪恶目的是要完全灭亡中国，告诫全国人民对日本不要抱任何幻想。
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上，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否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及其反革命两手政策。李大钊在一些文章中历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痛史”，指明它早就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一贯采取灭亡中国的侵略政策。当时日本侵占山东，就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一国独占的殖民地的开始。但不少人对日本的这一侵略野心认识不足，认为日本攻占青岛后，就“一幕风云，暂可中止”了；并把收复失地的希望寄托在战后的“列强处分”上。针对这种错误观点，李大钊指出，日寇是“大欲难填，野心不死”的[26]。它侵占青岛仅是“初揭全书之首页”，“作强暴要索之先声”[27]，其最后目标是要完全灭亡中国。“二十一条”就是这一罪恶目的的明证。它使我国从东北到华南，从中原到沿海的广大地区，从政治、军事到财政、经济的各个领域，都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李大钊悲愤地揭露道：“二十一条”使我“国将由此不国矣”[28]!
日本帝国主义一面疯狂发动战争，一面又大搞政治欺骗，反革命两手政策交替使用。李大钊不仅斥责了日本野心勃勃，强暴要索，迫胁威吓，趁火行劫的凶残本性；而且还揭露了它的“阴贼成性”，“欺瞒诈骗”，“阳诺阴违”，“机谋诈变”的狡猾手段，指出它“不仁”、“不义”、“不智”、“不信”的侵略行径。李大钊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不管是明火执仗侵略的，还是假仁假义欺骗的，都是吃人的“虎狼”。如果错误地认为“狼”比“虎”好些，或图一时之牵制，而采取“引狼拒虎”的政策，必然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灾难，以至“不可收拾”[29]。这是已为清末民初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
第二，初步辩证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长处和短处，指出只要我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就难以灭亡中国。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袁世凯反动政府的卖国投降，中国的亡国危险迫在眉睫。李大钊反复向中国人民发出警告，要人们充分认识亡国的危险；同时，又指出日本要灭亡中国也是不容易的，给人民指明了斗争的前途。李大钊认为，日本虽是横暴的强国，但也有它不可克服的弱点。一个是它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这就必然“直接以贾中国之怨者，间接以树列国之敌”，到处遭到人民反对。“恶因既种，后祸难逃。”日本看来侵占了中国巨大的权益，但实际上这于日本是“自杀”，使它于世界为“蟊贼”，于中国则为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仇雠”。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这样，妄图灭亡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侵略者，自己反而被消灭。“今日以之亡中国者，异日即以亡其日本。”[30]日本帝国主义用自己的行动，把自己置于同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再一个是，日本是“蕞尔”小国穷国，“力非能亡我中国者”。而中国则土广物丰，人口众多，“举四百余州之河山，四万万人之坟墓，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31]
当然，历史上大而弱的国家被小而强的国家灭亡，也是不乏其例的。上述这些情况只是日本不易灭亡中国的客观条件，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关键，则在于发扬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挥其反侵略斗争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李大钊特别强调中国人民要有反抗的决心和团结一致的战斗精神。一九一三年，他在批驳日本人的《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的谬论时就喊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口号，认为要解中国之“谜”者，“亦惟中国人能之”[32]。他认为，只要全国人民都有这种反抗的觉悟与精神，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日本有强暴的陆军，我有不怕牺牲的人民，日本有坚巨的战舰，我有全国一致抵抗的决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日本侵略者是不会得逞的。因此，李大钊热烈号召国民，要痛自奋发，以“卧薪尝胆”和“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迈开大步，勇往直前，收复失地，战胜日本侵略者。
第三，李大钊还揭露了袁世凯反动政府的卖国投降罪行，号召国民不要指望政府，要走奋起反抗侵略的自救道路。
地主买办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33]。在日本侵华过程中，袁世凯政府只知屈服投降，“百般横逆，一味屈从”；“压迫纷来，皆忍不与校”。日、德为夺我山东，在我国国土上大肆杀掠，而大卖国贼袁世凯却对其双方“竭诚相与”，“严守中立”，甚至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把中国拱手出卖给日本。李大钊愤然提出，人民在反对日本的斗争中，决不能依靠这样的卖国政府，而要踢开绊脚石，自力抵抗。他严正宣告：“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不是袁世凯一人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只知卖国苟安的反动政府，“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我四万万国民应有“仔肩自任”的救国之责，奋起反抗，“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34]表现了他要与中国人民一起，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可是，同一时期的激进民主派陈独秀，在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却说了一些过于激愤的错话。这一阶段陈独秀写的文章虽然很多，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字却很少。他在《一九一六年》这篇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中，偶尔也提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但竟把日本与蒙、满不伦不类地统称为“征服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中华民族的死敌，与中华民族中的一员混为一谈；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纷争混为一谈。这无疑是减轻、冲淡日本的侵华罪行。另一方面，他对“被征服民族”的中国人民，则不惜笔墨地大写特写其软弱落后，说他们“怯懦苟安，惟强力是从；但求目前生命财产之安全，虽仇敌盗窃，异族阉宦，亦忍辱而服事之，颂扬之”，简直完全是“顺民”[35]。他甚至公然宣称：“不能不俯首承认”帝国主义诬蔑中国人民“好利无耻”、“服权力不服公理”等谰言。在陈独秀看来，不是帝国主义为扩大殖民地而侵华，而是由于中国的软弱落后，才“招致”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如磁石之引针”[36]，竟然为帝国主义的侵华辩护。不仅如此，他甚至还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叫好，胡说什么像如此落后的中国，“即幸不遭逢强敌独夫，而其国之不幸，乃在遭逢强敌独夫以上，反以遭逢强敌独夫，促其觉悟，为国之大幸。”[37]这种论调，陈独秀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这就是他的所谓“爱国主义”。他说：“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38]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我们不要斗争，只要搞教育，搞建设就行了。很明显，这不是什么“爱国主义”，而是货真价实的卖国主义；不是“为国家”，而是亡国家。在这种卖国谬论指导下，为国捐躯，就认为不是光荣，反而是有罪的了。他说，一国之灭亡，皆有理由；就是为国战死，也不能救；如其这样，不如不救。所以“自古以身殉国者，未必人人皆无制造亡国原因之罪。”[39]这虽是一些激愤之言，但却是完全错误的，与李大钊这时期的思想比较起来，有不少距离。
（二）彻底打倒封建专制主义的主张
近代历史一再证明，反动统治者对外投降卖国，必然对内加强专制独裁统治。因此，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进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在当时就是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斗争。一种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大革命，往往不是很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也往往在新制度建立起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特别是在旧制度基本上没有消灭的不彻底的革命后更是如此。因此，自辛亥革命以来，关于中国是要共和制还是仍要君主制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一斗争在革命阵营内部也有反映。李大钊一直站在反袁斗争的最前线，是坚决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无畏战士。
袁世凯在签订了“二十一条”，取得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后，便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公然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急忙登上“洪宪皇帝”的御座，杀气腾腾地宣布，要“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然而，袁世凯称帝之日，就是他走向灭亡之时。全国人民反对帝制复辟的怒潮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一九一五年底，李大钊中途从日本回国，到了反袁斗争的中心上海。他表示，要像扶摇雄飞的鹏鸟一样，“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不怕一切困难，英勇投入反袁斗争。当时他由于没有机会参加讨袁军，于一九一六年春又去东京。但他讨袁的斗争并没有停止，时刻思念着“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为此，这一时期除了保持原来组织的反袁的“神州学会”外，他又进一步集合同志，组织力量，继续进行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五月，在他主编的“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创刊号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等重要论文，无情地讨伐了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滔天罪行，有力地鞭挞了君主专制主义政治，进一步宣传与发展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第一，李大钊痛斥君主专制政治的极端反动性，指出政治制度问题是关系到国家进步还是落后的根本问题。
李大钊认为，恢复君主制度首先是违背时代精神的，是对历史的反动。今天已是民权宪政时代，还要重演王莽、刘豫、路易十四、拿破仑第三的反动历史，就是犯“应有尽有之罪恶”[40]。帝制曾行于古，但已不适于今，正如结绳之法与巢穴之居早已不适于今天的文明时代一样。历史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历史规律“莫或可逃，莫或能抗”[41]。
李大钊驳斥了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美人）、有贺长雄（日人）等关于中国国情只适合君主制不适合共和制的反动谬论，明确指出，今日中国国情与古德诺等说的完全相反，是只适合共和制不适合君主制。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揭竿而起反抗反动统治者的光荣传统。到了近代，人民要求民主的觉悟日益提高，“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的喊声愈强。人民为了取得民主权利，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纵悬厉禁以阏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甚至“不惜牺牲身命以求之。”[42]古德诺等诬蔑中国人民不习于民主政治，实为“逆乎国情之论”。李大钊怒斥道，袁世凯为了称帝竟让不懂中国国情的帝国主义“洋大人”来妄谈中国国情，颠倒是非，指手画脚，为恢复帝制制造反革命舆论，真是岂有此理！
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与贫困落后的状态，到了近代，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李大钊锐敏地察觉到这一点，他发问道：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本应富足强大，走向世界先进之列；然而，今日中国，神衰力竭，气尽陆沉，国难民灾，接踵而来，这是什么原因?“余思之，且重思之，则君主专制之祸耳。”[43]君主专制制度是万恶之源，是社会落后，人民受苦难的根本原因。就是说，中国所以不能前进，主要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这就把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封建主义。
第二，在主张用革命手段打倒袁世凯君主专制反动统治的同时，提出要对其挖根绝源、彻底消灭的重要思想。
李大钊认为，民与君不能两立，自由与专制不能并存；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民主与专制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容妥协，必须坚持到底。他坚决地宣告：今天假若有谁胆敢播专制主义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不问其是“筹安之徒”，还是“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44]，表明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坚定决心和战斗气概。为了给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提供理论根据，李大钊还提出了“反抗苛虐”是“共和国民之精神”的思想。他认为，共和国民应该有大胆起来反抗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精神。近代世界史上的革命，都是人民无法忍受残酷的经济剥削而奋起反抗的结果。“中华民国”这一新共和国的建立，也是“反抗苛虐”的结果。而今距辛亥革命才几年，袁世凯就对共和政治弃之若遗，人民也应以“反抗苛虐”的“共和国民之精神”，起而把这新君主专制主义者打倒。
不仅如此，对新君主专制主义者的斗争，还必须穷追猛打，一斗到底。即要对其“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45]。为此，李大钊提出要对崇拜“神武”人物的思想进行批判。如果这一思想不去，消灭君主制就不会彻底，可能一桀虽除，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所以必须破除群众对“神武”人物的迷信，将“伏于其脑之‘神武’人物，一一僇尽，绝其根株而肃清之”。[46]李大钊强调要从思想上肃清产生君主制的根源，这是必要的。但是，导致君主制复辟的基础，是其经济制度，即封建主义制度；要彻底消灭君主制，就必须彻底砸烂它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是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不可能认识到的。
（三）“唯民主义”思想
李大钊在反对专制主义的同时，极力主张“唯民主义”。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期间，很多革命者在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斗争中都提出并宣传过“唯民主义”。但在具体解释时，又各有不同。有的强调它是国家主义的，人民应服从政府。李大钊则强调它是民主主义的，尊重人的价值。他认为“唯民主义”与专制主义正相反，前者侧重众庶，后者侧重一人；而一种制度、政策，如果脱离人民，不为人民着想，就必然“失其本然之价值，不能收功，反以贻害”[47]。这一认识，比起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来，有很大进步，逐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作用。
“唯民主义”在政治上就是要建立代议制，“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48]，以再造中国。当然，这再造的中国，还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是，李大钊这时已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进一步产生了怀疑。还在辛亥革命之初，李大钊就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出了怀疑和批评。经过几年斗争的实践，他这种怀疑增长了，发展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地主买办阶级反动政府的专制、卖国，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始终没能在中国真正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始终没能在中国真正建立。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这时，李大钊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大胆地提出了挑战。他明确指出，这种代议政治“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是一种“犹在试验之中”[49]的政治制度。目前，资产阶级民主制比封建主义君主制好；但将来，可能还有比资产阶级民主制更好的政治制度。他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50]。但这种比代议政治更优越的政治制度究竟是什么制度，十月革命前的李大钊，当然不会有明确的认识。
这时，号称宣传民主的陈独秀，却一直对反对恢复君主专制的斗争持消极态度。他认为群众落后，没有反对帝制、要求共和的觉悟；人们认为参与政治是“非分内之事”，因而对国家政治变迁，“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51]在陈独秀看来，中国人民都是些“帝制迷”，脑袋里“装满了”帝制思想；对资产阶级民主，“连影子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都带君主专制臭味”[52]。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袁世凯做皇帝，是出自“民意”，不是他自己的“妄想”。因为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由于他把人民的觉悟看得一团漆黑，所以对反对帝制的斗争很悲观，认为要帝制不再发生，共和巩固安稳，“比登天还难”[53]。既然如此，那怎么办呢?只有等“待吾人最后之觉悟”[54]。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争取民主主义，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斗争，并附和了帝国主义分子鼓吹的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君主制才适合中国国情的反动谬论。
李大钊留学日本的后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一五年九月以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旧民主主义革命不断遭受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犹如母腹中足月的胎儿即将诞生。一九一六年六月，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讨伐中，惊恐地死去。袁世凯虽死，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没有任何改变，而南北大小军阀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正如李大钊当时所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动之后，益加反动，潜滋酝酿，终成不可收拾之局。”[55]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怒火，即将迸发；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五四运动，就要来临。李大钊这一时期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抨击，对民主主义思想的宣传，对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励，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怀疑等等，对中国革命这一进程的发展，对人民革命觉悟的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页。
[2]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7页。
[3] 同上书，第439页。
[4]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横排本），第528页。
[5] 李大钊：《隐忧篇》，《言治》第1年第3期（1913年6月1日）。
[6] 李大钊，《裁都督横议》，《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1913年6月1日）。
[7] 同上。
[8] 《李大钊选集》，第2页。
[9] 同上。
[10] 《鲁迅全集》第7卷，第139页。
[11] 李大钊：《论民权之旁落》，《言治》第1年第3期（1913年6月1日）。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4页。
[13] 李大钊：《论民权之旁落》。
[14] 《李大钊选集》，第1页。
[15] 同上书，第3页。
[16]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1页。
[17] 李大钊：《论民权之旁落》。
[18] 李大钊：《隐忧篇》。
[19] 同上。
[20]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横排本），第1360页。
[21]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50页。
[22] 李大钊：《论民权之旁落》。
[23] 《李大钊选集》，第3页。
[24] 同上。
[25]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1页。
[26] 《李大钊选集》，第24页。
[27] 同上书，第10页。
[28] 同上书，第8页。
[29] 《李大钊选集》，第20页。
[30] 同上书，第25页。
[31] 同上书，第24页。
[32] 北洋法政学会：《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再版）。
[33]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横排本），第130页。
[34] 《李大钊选集》，第27页。
[35] 《独秀文存》卷1，第1册第44页。
[36] 同上书，第87页。
[37] 同上。
[38] 同上。
[39] 同上书，第94页。
[40] 《李大钊选集》，第44页。
[41] 同上书，第43—44页。
[42] 《李大钊选集》，第5页。
[43] 同上书，第56页。
[44] 同上。
[45] 《李大钊选集》，第56页。
[46] 同上书，第47页。
[47] 同上书，第39页。
[48] 同上书，第56页。
[49] 《李大钊选集》，第50页。
[50] 同上。
[51] 《独秀文存》卷1，第1册第53页。
[52] 同上书，第148页。
[53] 同上书，第149页。
[54] 同上书，第52页。
[55] 李大钊：《调和之法则》，《言治》第3册，（1918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