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新形势

在本报告中，国内新形势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考察。“四个全面”[6]战略布局的提出，完整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步入新的轨道和发展模式;“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三个支撑带”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区形成的“3 + 4”多点支撑，构成了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机遇。

一　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2013年，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了包括《旅游法》在内的11项法律，国务院制定了15件行政法规。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除宪法外，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41件，法律规范的范畴更加广泛。2014年，中国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崭新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就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2014年，中国出台食品安全法等法律15件，制定修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行政法规38件。法制建设的许多新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中国法治环境。例如，《立法法》的修正有利于提高中国立法质量，促成中国法律体系的全面升级;《中共中央关于再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的发布，标志着我国迈出了依规治党的重要一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彰显宪法权威;《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有望激活“民告官”的司法正能量。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以“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出发点，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突出作风建设，极力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国共压缩“三公”经费530.2亿元，减少因公临时出国(境) 2.7万多个批次、9.6万多人;查处公款吃喝、参与高消费的问题3083起、4144人;减少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项目3.1万多个，查处“三乱”问题1.1万多起，涉及金额15.1亿元; 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干部作风明显好转，“四风”势头得到控制，群众办事更加方便，社会风气整体好转。[7]201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查处违纪违法纪检监察干部1575人，其中厅局级34人、县处级229人;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共追逃500多人，追赃30多亿元。[8]如此常态化、高压式反腐倡廉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制度约束，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第二，惩治腐败可有效避免资源与能力的独占或非法交易，营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第三，惩治腐败可以缓解因财富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社会矛盾;第四，惩治腐败可以破除吃喝玩乐、请客送礼、权力寻租等的“庸俗文化”和“圈子文化”，有利于净化和优化社会人文环境。

二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

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呈现出新的阶段性和常态化特征。“新常态”一词是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的，此后又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进行了系统阐释。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形容经济发展态势的概念，指的是在新形势下，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动力重塑将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常态化的趋势。

具体说，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有以下基本内涵:一是新导向，即GDP减速。中国经济增速很难再维持过去30年10%左右的增长速度，未来10年增长速度将保持在6%—7%可能成为常态化趋势。二是新结构，即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特别是在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中国投资与出口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无法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集约型增长模式取代粗放型增长模式势在必行。三是新模式，即全面调整政府宏观调控模式。为了尽量减少经济结构失衡、资产价格泡沫与通货膨胀等问题，国家将尽可能避免再度出台全面而过度宽松的宏观调控政策，而代之以稳健的财政政策与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四是新动力，即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投资加出口的经济驱动方式已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稳定投资、控制风险、刺激消费、大众创新创业、加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将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

经济新常态可能呈现以下现实表征:第一，经济增长速度变缓，但物价水平和就业状况不会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目前，中国的技术创新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在此情况下，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GDP增速回落有其必然性。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般不会影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第二，第三产业有相对较强的发展势头。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6.9%，第二产业的GDP比重降至43.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继续上升，达到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产业链向高端迈进是必然趋势。第三，资本市场遇到发展良机。从国内来看，以激发活力、提高效率为核心，以收购兼并、股权转让、资产剥离、资产置换等为手段的国企改革为资本市场提供了新的良好的发展机会，特别是资产证券化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国际来看，中国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2014年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决心与能力，另一方面也为国际化资本运作创造了良好机会。第四，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或成新的增长点。近年来，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科技服务、金融创新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持续保持50%左右的增长率。这些新业态具有市场准入度低、交易成本低、交易便利性强、市场退出壁垒小等特点。新业态的上述优势对中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有很强的推动作用。第五，各种金融风险陆续显现。房地产市场走向风险、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影子银行产品违约风险、商业银行自身倒闭风险等都会给商业银行体系的运行带来风险，继而引发金融风险;对新型业务的金融支持和人民币国际化都可能导致金融风险。

三　多项区域发展战略出台利于区域协调发展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三个支撑带”与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区形成的“3 + 4”多点支撑，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一起，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沿海地区作为连接中国与众多邻国的门户和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海南理应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解决北京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天津、河北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而且是优化国家发展区域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空间结构，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新的发展方式的需要。

长江流域经济带是我国最大、最完整的流域经济带，浓缩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精华。以其为核心，连接起北方经济带和南方经济带，从而实现全国东中西贯通发展和南中北共同发展。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一年之后，自由贸易园区的经验在2014年进一步向国内其他地区推广。2014年12月1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已决定在更大范围推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经验，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将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自贸区将重点在企业与个人创业的便利化、消费增长、贸易便利化、跨境电子商务、扩大外资准入、鼓励对外投资、金融业开放、融资便利等领域进一步扩大开放。

四　生态文明愈发重要

环境问题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峻。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海洋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土地资源污染、毒化学品污染、淡水资源污染等环境问题，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层出不穷。目前，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沙化、垃圾处理、生物多样性破坏、水土流失、旱灾水灾、WTO面临的环境问题、三峡库区环境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等。

这些环境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污染、持久性有机物污染等问题给国民健康带来了极大危害。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表明，全国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为312万例，平均每天确诊8550人，每分钟就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其中，肺癌已成为我国首位恶性肿瘤死亡原因，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22.7%，而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气污染与人群肺癌发病/死亡率的升高存在显著关系[9]。第二，环境问题对国民经济造成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影响。环境污染引发各种疾病和职业病，使社会人力资源受损，导致社会人力成本的增加;环境污染对资源本身造成破坏，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本上升、生产效率降低和产品质量下降;环境污染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会导致生产条件的恶化，继而对生产者的身心健康和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环境污染很容易使生产设施、场所及原料遭受破坏，从而产生污染经济，污染经济会导致价格上升，继而引发通货膨胀，污染经济还会增加政府治理污染的成本。第三，环境问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在递增。中国社科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表明，环境污染是导致万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所有万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中占50%。

五　旅游市场发展出现新形势

2013年《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实施将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一，强力促进休闲旅游设施的建设。交通、酒店、餐饮、景区、购物、娱乐等专门设施将进一步完善。休闲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将加强。城市公园、城市游憩带、乡村休闲园区、休闲综合体、度假村等成为重点建设项目，智慧旅游项目建设力度将加大，博物馆、艺术中心、科普园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将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其二，积极促进休闲度假旅游的发展。国家积极倡导休闲和旅游消费升级，有利于人们休闲度假观念的养成;带薪休假制度为休闲度假旅游提供了时间保证。在此前提下，只要人们有足够的可随意支配收入，休闲度假旅游将得到长足发展。其三，将催生旅游电子商务新业态。根据国际经验，为了获得高性价比的旅游服务，旅游者一般采取提前预订的方式来安排旅游行程，这一趋势将催生国内旅游电子商务新业态。到目前为止，国内咔旅网、携程、去哪儿等旅游电商都已开辟独立的“早期预订”频道来适应这一趋势，网络预订和在线旅行社将成为国民休闲旅游的一大主流。此外，带薪休假制度的推行，将有助于解决季节性波动和旅游目的地指向冷热不均等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国民休闲空间和促进出境游市场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出境旅游持续走高喜忧参半。2014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首次突破1亿人次大关，达1.07亿人次，比2013年增长19.49%，是1998年出境旅游人次( 843万人次)的10.8倍，是2010年出境旅游人次( 5738万人次)的2倍。[10]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出境游客数量将会达到约5.35亿人次。这些数据表明，自1998年以来，中国出境旅游持续走高。出境旅游持续走高，一方面说明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与交流更加紧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公民的旅游欲望、消费指向和福利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出境旅游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出境高消费影响旅游业对本国经济的贡献，造成内需漏出，甚至导致服务贸易逆差增大。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境旅游者在国外的人均消费达到约2500欧元，为全球最高。财富品质研究院的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奢侈品市场面临诸多压力，但全球奢侈品市场总容量仍达到创纪录的2170亿美元，全年增长率11%，其中，中国人买走了全球47%的奢侈品。[11]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至2013年中国的服务贸易已连续19年逆差，而且逆差规模不断扩大。2013年创下历史新高，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5396.4亿美元，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而服务贸易逆差额就达到1184.6亿美元。出境购买奢侈品支出是导致服务贸易逆差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