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
海南国际旅游岛作为国家战略，自始至终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准确研判国内外形势，对于把握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机遇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社会中尽其所能地发挥作用，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一)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生产国。2007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62%，到了2011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已是美国的120%。2012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是美国的126%。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外汇储备2006年末突破1万亿美元，2009年末突破2万亿美元，2011年末突破3万亿美元，2012年末为3.31万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全球头号贸易大国。2013年，中国全年进口近2万亿美元的商品，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和投资机会。
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2000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万亿美元，与法国大体相当; 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了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7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德两国经济总量之和。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63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个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的大国。
据IMF测算，201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目前，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大幅提高，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对APEC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APEC是建立和发展中国与亚太区域各经济体互利共赢合作关系的大平台。中国于1991年正式加入APEC之后，提出了许多经济技术合作倡议，积极推动APEC经济技术合作进程;提出“开放的、灵活的、讲求实际的”亚太合作理念，对“APEC大家庭精神”的提出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中国担任APEC东道主，通过了《上海共识》，提出探路者计划，为推进亚太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首次务实推动贸易便利化计划和首次将反恐议题纳入APEC议程。这些都对APEC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2014年，中国又一次担任APEC东道主。会议通过了《北京纲领》和《亚太伙伴关系声明》，进一步明确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与举措;批准了APEC《互联互通蓝图》，为推动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合作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使亚太自贸区建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有利于缓解亚太地区贸易体系的碎片化发展，减少贸易成本，促进可持续、包容和平衡的经济增长;签约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弥补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紧缺和减少亚洲资金外流发挥积极作用;发布《北京反腐败宣言》，有利于加速APEC成员在引渡条约、司法协助、反洗钱等领域的谈判与合作，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反腐网络的构建。
(三)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国的积极倡导和推进下，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它涵盖双方20亿人口、6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和9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是全球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从中国和东盟双边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提升东盟国家国际地位、促进东盟国家抢占中国市场和有效吸引外资、消除东盟对中国的疑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数据表明，201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4803.94亿美元，同比增长8.3%。[1]目前，中国已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从整个亚洲来看，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亚洲一体化进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内部经济合作的紧密化也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对日韩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日韩”经济共同体和“亚洲共同体”的建立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四)提出并倡导“一带一路”战略
中国提出并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新的增长源。“一带一路”，分别以新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以福建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贯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牵系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涵盖44亿人口，是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第一，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施行中，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势必先行，这给沿线各国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第二，“一路一带”战略为沿线国家带来经贸合作的新机遇。在“一带一路”主要交通节点与港口将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建成一批特色产业园和产业示范区，吸引各国企业入园投资，带动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官方数据表明，2012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贸易总额达549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2%;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贸易总额达6900多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7.9%。[2]2013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陆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6000多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15%左右。[3]第三，“一带一路”使沿线各国看到了投资合作的新机遇。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保障能源安全的突破口。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原油进口量达2.7亿吨，对外依存度突破60%。“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石油进口来源，同时也使这些能源国家获得了稳定的能源出口市场。
(五)倡导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达57个，涵盖了除美、日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将有效促进亚洲资本的有效配置，积极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体现了中国“有所作为”的大局意识。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它有利于激活和扩大全球投资需求，支持世界经济复苏，增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
二 全球经济格局重构态势明显
(一)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持续不利影响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创伤。全球经济在过去数年间一直以一种持续失衡的状态运行。第一，全球失业问题异常严峻。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6年后，全世界仍有约两亿失业人口，其中青年人失业情况尤为严重。国际劳工组织2014年5月年度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青年失业率超过12%，中东、北非最为严重，1/3的青年成为失业者。第二，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人口红利因素衰减，资本积累被约束，导致内生增长动力的缺失。第三，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国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负债、高失业率在内的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第四，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结束引发价格危机。2014年以来，由于供过于求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5%左右，这是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达到峰值后连续第三年出现下滑。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自2014年6月起，国际原油价格在原有基础上呈加速下跌趋势。[4]第五，全球贸易持续疲软。世界贸易组织( 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最新预测表明，2014年和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分别下调3.1%和4%，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第六，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面临巨大的货币风险。随着美国退出QE以及加息预期的增强，资本大幅流出新兴市场，导致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货币大幅贬值。
(二)全球经济呈缓慢不均衡复苏态势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发达经济体总体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实体经济快速增长。经过几年的调整，发达经济体出现分化，呈现缓慢增长和停滞不前两种态势，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开始持续减速。首先，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但转机初现端倪。从2010年1月至2014 年9月，美国工业已实现持续57个月同比增长，且从2013年8月份开始持续一年超过金融危机前水平。[5]其次，欧元区经济开始复苏，但基本上是原地踏步。2014年一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仅为0.2%，二季度为零增长，三季度的增长率也只有0.2%。2014年，欧元区通缩压力不断增强，下半年核心通胀率下降至0.5%，9月、11月进一步降至0.3%。2014年，欧元区失业率居高不下，高达11.5%。日本经济经历短暂复苏后，又陷入第四轮衰退，2014年一季度GDP增长1.5%，二季度GDP环比萎缩1.8%，三季度继续下滑1.6%。最后，新兴经济体失速国家数量增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连续四年减速，2014年平均增速预计仅有4.4%，比2013年低0.3个百分点，比2010年则大幅下降3.1个百分点。
(三)全球经济格局重构带来新影响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推出“再制造”战略，试图通过优势产业或优势价值环节提高竞争力;新兴经济体则力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通过产业链延伸和扩展来突破发展空间的局限。全球价值链重构一方面推动国际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促进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区域利益整合。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都在积极组建“利益共同体”，如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TTIP)等，以及中国主导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和“一带一路”等。
金融危机后，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步伐加快，由实物商品生产的分工转向服务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已成趋势，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全球化不断向纵深推进，这为国际服务贸易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美国在2011年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巴西、印度于2011年公布了《工业强国计划》，德国于2013年初提出工业4.0计划。物联网、大数据、工业机器人、3D打印以及生物、材料、节能环保等技术创新将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兴起，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新能源成为驱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
三 政治、外交与经济相互交织影响进一步加强
2014年，世界各国政治、外交、经济相互交织影响不断加强，增加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不确定性风险及隐患。
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变量。自金融危机以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率先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掀起全球竞相贬值的货币之争。2014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开始分化。美国全面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日本继续用日元贬值来拉动经济复苏，欧元区推出了一揽子宽松货币政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导致新兴国家内部货币政策分化的加剧。俄罗斯、土耳其、巴西等国不得不实施趋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和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的压力;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迫于信贷需求下滑、通胀紧缩、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等压力而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博弈和分化，对全球资本流动产生极大影响，加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和隐患。
政治博弈、地缘政治冲突与经济交互影响加深。2014年，中美之间的紧张与缓和，美欧与俄罗斯的激烈较量，中俄、中欧之间的合作交融，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之间的互助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是非恩怨，构成了大国关系的基本走势。其中，中美之间的博弈关乎全球经济增长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其经济贸易合作不仅可以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美经济竞争不断加剧，并逐渐转变为政治博弈。美国为了维系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再平衡”战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全方位对中国进行围堵。2014年，美国进一步调整“重返亚太”战略，充当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后台，染指中国南海、东海，使这一区域相关国家矛盾随之激化，亚太局势趋于紧张，中美关系一度绷紧。但随着乌克兰危机和中东危机的深化，中美关系趋向缓和，而APEC会议则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可以预见，中美合作—对抗、博弈—妥协的复杂关系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持久影响。
2014年，乌兰克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延缓了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例如，美欧等国联手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人为地造成了2014年国际市场油价暴跌。此外，北非、中东局势动荡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及世界和平与稳定。
总之，经济竞争和政治博弈与冲突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与政治冲突，反过来又会增加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四 互联网技术对全球影响深远
2014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再创新高，达到28.9亿人，覆盖全球所有地区。2014年，互联网对人们生活的渗透进一步加深，移动化趋势更加明显，大数据时代端倪初现，以迅猛之势席卷传统行业，正在引发各行各业巨大变革。
第一，传统制造业将由规模化、标准化向智能化、定制化、个性化生产转变。2014年4月，美国AT＆T、思科( Cisco)、通用电气( GE)、IBM和英特尔( intel)等五家行业龙头企业联手组建了工业互联网联盟( IIC) ; 12月，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与日本软银公司签署Perdk软件平台许可协议，标志着美国通用电气提倡的“工业互联网”进入实质运作阶段。第二，基于互联网平台，农业正在由粗放式化学农业向精细型现代化农业转变。第三，全球互联网推动传统教育产业的变革，一方面改变传统教育模式，通过多媒体教学和依托软件教学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另一方面通过传播渠道的扩张促进远程教育的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即可接受各种教育。第四，全球互联网推动传统医疗产业的变革。互联网正在改变着医疗设备行业，改变着传统诊疗方式。互联网的发展也正在改变传统医院的存在形态，远程医疗将成为现实。另外，医院药物销售功能也将被医药电子商务所取代。第五，互联网不断催生新的业态。自互联网被广泛应用以来，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网上银行、智慧旅游等新业态不断涌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业态将层出不穷。此外，互联网还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继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由于互联网的信息沟通的无障碍性，互联网的普及将会促进各国的民主进程和推进国际格局的变革，从而推动国际大融合。总之，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