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15世纪的关羽崇拜及其造型

在关羽崇拜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官方、文人与普通民众都产生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其中，商喜创作《关羽擒将图》的15世纪正值关羽崇拜形成并逐步达于兴盛的重要时期。有关关羽造型的图像志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信仰、民俗文化、政治环境与艺术表现之间的互动与互渗。

一　关羽崇拜的产生及其在15世纪的发展

关羽（160—219），[24]河东解良（今山西解州）人，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威武神勇，忠心辅佐蜀主刘备，死后葬于湖北当阳玉泉山，当地人为之立祠奉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荆州的民间信仰中逐渐有奉关羽为当地保护神的崇信观念。一般认为，关羽最早“显灵”并受到当地人崇奉开始于隋朝，[25]但史料中记载较多的是有关唐人崇拜关羽的内容，唐末范摅《云溪友议》云：

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祠，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26]

可见，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时人所崇信。不过，隋唐时期对关羽的崇拜与信仰尚处于起源阶段，应仅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主要流行于关羽殉难的荆州地区，并未形成全国规模的影响。当时的关羽崇拜虽已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信仰中的关羽形象还多被认为是与鬼有关系的、以厉悍可畏为特征的凶神，这一印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的勇武性格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所致。[27]

在中国民间向来有多神崇拜的传统，历史、传说、神话、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有可能成为“神”而受到大众的崇拜，统治者把这种“泛崇拜”的现象称为“淫祀”并加以限制。宋代以前，对关羽“神化”的过程主要是由民间推动的，不过当时作为“神”的关羽的一些典型特征与神异情节还尚未形成。一直到了宋代，关羽的形象才日渐丰富起来。宋元时期，经过佛教、道教对关羽的神化和利用及其与民间信仰的融合，关羽崇拜已然成为一种全国规模的信仰现象。此时，关羽信仰中的厉鬼特征已逐渐削弱直至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忠义神勇、举世敬仰的高大形象。

关羽崇拜形成于宋元时期，这是当时新的历史政治背景、学术思想潮流和社会文化传播与宗教宣传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胡小伟先生在考察关羽崇拜现象与儒释道三教关系时认为，关羽是“以‘托梦显灵’与佛教结缘，以‘降神靖妖’为道教祈祷，以‘忠义孝友’被儒家纲常推崇。其与三教之渊源，先后形成于唐宋时期，而以宋代为实际发端。而有宋一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圆融三教，创建新文化的关键时期”。[28]这一论述基本符合关羽崇拜现象发展的实际状况。在宋元时期，儒士们极辞表彰关羽的忠义精神，把关羽树立为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实际践履者的典范，将其忠义神勇同尊王诛贼的春秋大义联系起来，大加渲染，再造出一代儒将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宋元时期佛教和道教分别崇奉关羽为“监坛护法”和“崇宁真君”，但无论是在佛教寺院还是在道教宫观中，关羽的形象皆非释、老装束，而是一副典型的儒将风范（图1—5），这正是宋元儒士对关羽进行儒化改造在神龛上的反映。与之相应的，宋元戏剧、平话、小说中的关羽形象也都逐渐以这种鲜明的造型出现。

在官方的崇祀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称太公尚父庙。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北宋初期，朝廷还曾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将其撤出武庙陪祀的位置。[29]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相继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宋廷才又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敕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令从祀武成王庙”。[30]南宋和元代，关羽在官方祭典中的地位又有所提高。总之，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祀典中的地位较低且不稳固，其形象受到佛教化与道教化关羽的较大影响。[31]

15世纪是明代（1368—1644）的前期，属明王朝的初创与巩固阶段，此时的关羽崇拜恰处于扩张并不断发展的上升期。尽管宋元时有些帝王曾对关羽赐爵加封，但那只能算作是朝廷对民间信仰形态的某种认可，在儒家性质的国家祀典中，关羽仍不过是武庙中的配享角色。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明史·礼制》载：“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庙，尝遣官致祭如释典仪。”[32]到了洪武二十一年，太公望被作为历代名臣从祀历代帝王陵庙，同时从祀的有张良、萧何、诸葛亮、李靖、韩世忠、岳飞等三十七人。至此，罢太公望武成王庙祭，去其王号，姜太公从武庙的位置上隐退了。随后，关庙则成为京师九庙之一，明太祖为他抹去了历代加封的“溢美之称”，[33]只以“汉寿亭侯”相称。史载：“汉寿亭侯关公庙，永乐间建。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敕建庙宛平县之东，祭以五月十三日。皆太常寺官祭。”[34]《明会典》则称：“汉前将军寿亭侯关公庙：四孟岁暮，遣应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又遣南京太常寺官祭。”[35]总之，明初关庙被载入祀典，成为官祭之庙，这确是关羽崇拜与信仰中的一件大事。明太祖以神道设教，制定礼法；民间有“明太祖既定天下，夜梦关羽以鄱阳助战论功，明日遂敕工部建庙于鸡鸣山，特赐英灵坊以表之”的传说，[36]表明了太祖对关羽的利用之意。明太祖之所以重视关羽，其目的在于“暗助王化”、“补圣化之所不足”，[37]将臣民对关羽的崇拜作为治理天下的辅助手段。

随着朝廷的褒封、三教的尊奉和民间传说的渲染，各地纷纷建造关羽神庙。于是，关庙香火与日渐盛，凡达官贵人、庶民百姓莫不顶礼膜拜。明初方孝孺（1357—1402）曾撰《宁海关王庙碑记》曰：

古之享天下万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或功盖一时，名震一国，祀事止于其乡，而不能及乎远。惟汉将关侯云长，用兵荆蜀间，国统未复，以身死之，至今千余载，穷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其尊名，畏其威，怀其烈而不忘。是孰致然哉？盖天地之妙万物者，神也。神之为之者，气也。得其灵奇盛着，则为伟人，当其生乎时，挥霍宇宙，顿挫万类，叱电噫风，雄视举世，故发为忠义之业。巍巍赫赫，与日月并明，与阴阳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郁抑以没，其炳朗灵变，不与众俱泯，则复为神明，无所不之，固其理也。[38]

通过碑记的描述可以看出，明初的关羽信仰和崇拜已然成为具有全民性质的文化现象。当时，朝廷对关羽的崇祀有具体的规定，除了设定祭祀的固定时间，对祭祀的官员与祭品规格亦有明确要求，这表明，明初对关羽的崇祀已经制度化。

明太祖死后，其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建文三年（1399），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率兵攻占南京，夺取皇位，改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朱棣编造谎言，说是关羽显灵保护了他，由他来当皇帝乃是天意。这一举动为明代关公信仰的盛行写下了伏笔。”[39]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根据史书记载，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关羽的地位仍然是逐步上升的，祭祀的规格亦在逐渐升级。[40]明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下诏重建关庙于宛平县东，大学士商辂奉敕撰《都城修庙碑》以记其事：

汉寿亭侯庙在都城西北隅，盖洪武中建。我太宗文皇帝嘉侯功烈，特颁龙凤黄纻丝旗一面，掲竿竖之，以彰威灵。每岁正旦、冬至及朔望祭祀，香烛等仪具有恒品。列圣相承，崇奉益严。第岁日滋久，殿堂门庑浸以颓圮。成化丁酉春二月初吉，皇上申命内官监太监宿政，董众工，发群材，重加修葺。朽者更之，腐者易之，圮者正之，缺者补之，漫漶者增饰之。涂以丹漆，傅兹藻绘。于是正殿、两廊、重门，皆焕然一新。抡木植竿，内制暗花、柳黄纻丝旗揭之，并制纻丝大红织金等袍服，青织金云幡，被之悬之。添设神桌、神龛、黄绫帷幔，朱红竹帘，黄铜香炉，花瓶烛台，凡供用之器罔有不备。（庙）后嫌于窄隘，复命太监金辅，赉内帑白金若干，偕宿政市民居房地展之，并付本庙，永奉香火。内植松柏，外列垣墉，规模广大，观者起敬。政等以竣事闻，上深嘉悦，命臣辂撰文，勒之穹碑，垂示永久。臣辂顿盲受命。谨按：侯姓关氏，讳羽，字云长，本河东解人。闻涿郡先主聚徒乡里，匡扶汉室，遂往归之。时与张飞翼德齐名。先主及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遂累建奇勋，三分天下，使炎鼎获存，汉统复续。侯之功居多。侯精忠大义，炳若日星，千载之下，凛然犹有生气。祠庙之设，遍于天下。

然涿郡发迹之地，顺天为涿之会府，都城有庙，揆理尤宜。祭法曰：圣王之制祭祀也，以劳定国者祀之，以死勤事者祀之。侯盖兼之矣。历代累封王爵，备极褒崇。我皇明复位典礼，忠臣烈士一依当时秩号，此汉寿亭侯之称所谓有合于先王之制也欤？当天子怀柔百神之日，聿新祠宇，祇荐祀事，所以报大功于异代，祈景贶于方来，无非为国家为生民计也。自是以往，阴阳调而风雨时，五谷熟而民人育，国有祯祥，物无疵疬，永济斯世于雍熙太和之盛，则侯之所以翊赞孚佑我圣明者，其功不亦伟乎！臣辂谨叙述其事而系之以词曰：

桓桓虎臣，生丁汉季。资兼文武，至诚忠义。修髯如戟，雄才卓异。倾心先主，力扶宗社。蹙魏踣吴，所向风靡。汉祚复延，厥功为最。侯之勋业，着于当代。侯之英灵，昭于永世。洪惟天朝，奄有四海。护国庇民，神功甚大。立庙都城，用伸报祀。肆惟皇上，述事继志。聿新祠宇，度越前制。惟侯陟降，洋洋如在。佑我皇明，永锡帝系。圣寿万年，鸿图亿载。福禄自天，有隆无替。

成化十三年六月十三日。[41]

碑文叙记修庙的过程，表彰关羽的功业并阐述明统治者崇祀关羽的目的，即“自是以往，阴阳调而风雨时，五谷熟而民人育，国有祯祥，物无疵疬，永济斯世于雍熙太和之盛”。更重要的是，统治者希望通过崇祀关羽，使其能够“佑我皇明，永锡帝系。圣寿万年，鸿图亿载。福禄自天，有隆无替”，保佑朱明王朝帝系长久，君王长寿，永享富贵——其功利性目的显而易见。

成化年间，除京城重修关庙，在关羽的故乡山西解州亦有关庙重修，此外还有对湖北当阳关羽墓祠的重新修建。成化十七年（1481），明朝廷颁布关庙祭文，其内容主要是表彰关羽在宋时“战蚩尤，复盐池”的神迹，同时祈求关羽保佑明王朝国运长久。成化二十三年（1487），明宪宗又下令重修刘备、关羽、张飞三义庙，以此表彰三人之间的结义，进而希望依靠三人的神灵来护佑天下太平，皇位永固。[42]

二　关羽图像志及其形象的塑成

有关关羽早期画像的记载见于史传。《三国志·于禁传》中记曹丕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43]可见三国时就有关羽的画像造型了。据史料记载，关羽神像最早应出现在隋唐时期，当时在荆州玉泉寺和解州关羽故宅已有专门纪念关羽的祠庙；五代时，后蜀孟昶曾令画家赵忠义作《关将军起玉泉寺图》，[44]可惜这些图像皆已不传。在目前可见的署名为“宋马远作”的刻石画像中，[45]关羽右手捻美髯，神情端严左顾，身后有一环眼威猛战将，手握一柄大刀，类似周仓造型（图1—6）。该石刻或是后世附会马远所作，但仍可反映人们对关羽形象较普遍的理解。来源确信可靠的早期关羽图像当属上文提及的1909年发现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Hara-hoto）一座西夏佛塔中的金代版画《义勇武安王》像（图1—5）。此幅关羽神像为木刻版画，高60厘米，宽31厘米。由边框及其左上方“平阳徐家印”的题记来看，这幅画像应是金人治下的雕版印刷中心平阳府（今山西临汾）著名的“平水刻”，也是目前所见数种早期关羽像中最著名的一例。这幅神像沿用宋徽宗赐予关羽的“义勇武安王”封号。画面上的关羽端坐在一棵古松树下的台阶上，幞巾长袍，面目威严，须髯飘逸，器宇不凡。他双腿向两边作八字形开列，两手分别撑在大腿上，手背向外；双目雄视远处，大将风度十足。周围随侍五人，其中关羽身后台阶上站三人：左边捧印者当为关平，右面掌刀者应为周仓，中间执关旗者或为赵累。关羽面前台阶下站有两人，皆面向关羽：左边一人身后有一向右倾斜的三角旗，右面一部将似执剑向上，神情肃严。[46]元代至治（1321—1323）本《全相三国志平话》中也有关羽的图像。该书每页分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约三分之一用来刊刻图画，图下刻文字。插画中涉及多个三国故事，其中的“关公单刀会”一图就很有特色（图1—7）。图左边为周仓手持大刀站在赤兔马旁，最右面则是由五人组成的伴奏乐班正在击鼓演乐；在图中间的酒桌旁，关羽正以左手揪住鲁肃右肩衣服，右臂后屈，握拳作欲捶打状；鲁肃则身体向后略仰，双手抱拳作赔礼状并欲挣脱关羽的揪扯。因画幅较小，图中人物的刻画较为概略，但关羽的形象已具备后世经典刻画的基本特征。此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亦有关羽画像，此书乃“明人以元版画像《搜神广记》翻刻”，[47]其关羽图像也可作为元明时期关羽造型的一个版本（图1—8）。图中关羽身着长袍官服，挺身站直，两手自然交拢于袖中，正转首后顾，神态端肃，观其面容，尤以卧蚕眉、丹凤眼与五缕胡须引人注目，再加以翅帽与周围祥云的烘托，使此像颇有“龙形”。[48]关羽身后关平捧印，周仓持刀，二人身形皆较小，以突出关公主神的地位。

宋元时期，表现三国题材的平话、杂剧和演义等通俗文艺的流行，为关羽造型的逐步确立与稳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三国志平话》上卷中，当关羽出场时，作者对他有这样的描绘：

生的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传，观乱臣贼子，便生怒恶。[49]

平话中的关羽造型与当时盛行的三国戏曲中的关羽形象是一致的。在元代三国题材的杂剧中，关羽是艺术家们着力表现的对象之一，元及元明间的三国戏约有四十种，其中有十一种以关羽为“正末”，其他以关羽作为重要角色登场者则更多。在当时所有与关羽有关的戏中，其穿着打扮是完全一致的，即渗青巾、蟒衣撒、红袍、项帕、直缠、褡膊、佩剑，三髭髯。杂剧《关云长单刀辟四寇》中说关羽“生的面如挣枣色，卧蚕眉，长髭髯，金盔金甲，骑一匹黄骠马，挈一柄青龙偃月三停刀”。《关云长大破蚩尤》一剧中亦交代关羽使用三停刀，并被对手蚩尤称为“红脸汉”。在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里，关羽的形象是“三绺美髯飘，一丈虎躯摇，千里追风驹，偃月三停刀”。除此之外，宋元戏剧中还有许多对关羽形象的类似描述，这些三国戏中的关羽造型是以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祠庙造像为依托创作出来的。同时，戏中的形象刻画及其搬演又会对庙宇中的神龛塑像和故事传说中的关羽形象产生影响，使之在互动互渗中逐渐趋于一致。总之，宋元时期的三国平话和三国戏曲等艺术形式，根据历史文献的点滴记载塑造了关羽的形象，并通过讲史和杂剧演出等影响广泛的大众文艺传媒把这种形象逐步稳固下来。元代以后的关羽造型，无论是在戏曲、小说还是在祠庙神龛中都延续或仿效宋元时期所塑造的形象，其间并无太大的差别。明初方孝孺所撰《宁海关王庙碑记》中即以“虬髯虎眉面赤黄，宝刀白马提三军”来描绘关羽神像。关羽造像逐步定型于宋元，这也是关羽信仰形成的一个重要表征。[50]

由元入明，关羽造型在小说中得以确立并逐渐成为具有更广泛影响力的形象。文学中关羽形象的塑造当以小说《三国演义》为分水岭。《三国演义》在史传、说唱文学、戏剧、民间传说等多种艺术样式的基础上加以融会，汲取和提炼了关羽在各文艺形态中的突出特征，集大成地塑造出一个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关羽形象。入明后，在《三国演义》刻印本问世之前，描写关羽形象的文学戏剧作品有永乐至宣德年间（1403—1435）周藩王府所刻朱有炖（1379—1439）的杂剧《关云长义勇辞金》、成化七年至十四年（1471—1478）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花关索传》等。成化年间（1465—1487），解州知州张宁重修解州关庙，并在成化六年（1471）重刊了胡琦的《关王事迹》。[51]毫无疑问的是，有大量的民间戏剧及传记文本已不见刊刻流传，但其中有关关羽造型的描绘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元末明初戏剧和文学中关羽形象的一般特征。在士人、王侯与民间百姓的旌扬赞颂中，《三国演义》找到了关羽形象塑造的契合点。小说虽远绍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而来，但其直接源头却是宋元以来各种三国题材的文艺样式，“在这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作品中，兼容了民间传说的改编、由历史事实演变而来的故事以及对史书的摘录与复述三种成分”。[52]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小说将这三种成分有机和谐地凝注在一起，从而刻画出一个具有民间传奇色彩与儒雅气度，最后神化了的关羽形象，完成了对这一历史人物的文学定型。明及其后关羽故事的深入人心与《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不同的阶层对于宗教与信仰有着不同的功利性需要，“统治阶级需要自己的神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被统治的人民亦需要某个救苦救难的神灵来满足他们幻想的某种幸福的要求”，[53]于是，被塑成的关羽形象便为社会各阶层广为接受：他既是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又是宗教信仰中的神灵，在很多时候，崇拜关羽的程度与范围远超崇拜一般神祇，他为儒释道三教所接纳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宗教形态，其灵威几乎辐射到社会意识观念的各个角落，他兼容了不同文化圈的兴趣与理念，成为窥探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生动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