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菇民山歌研究的价值、意义和方法

不论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视域，还是从音乐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看，对于生成在特定地理文化环境、生活生产方式、民俗民族信仰、语言婚姻禁忌等背景下的民俗音乐现象的关注，和由此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音乐品种的研究，都是保护和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有效途径，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进行立论的。对于香菇种植这样一种中国农耕文化中存在的典型的经济民俗事象，以及围绕其生产而产生的菇神信仰、民俗仪式、菇民戏曲、菇民山歌和生态文化现象，一直以来没有引起文化学界和民族音乐学界的重视。没有从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这一具有地域代表性，保存较完整的传统信仰和民俗文化以及音乐现象进行整理、记录汇编，并从信仰体系和社会文化角度切入研究及分析仪式音乐与信仰、仪式演绎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全方位地对其进行个案研究并分析与其所处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通过对菇民区的深入调查发现香菇种植史就是一部香菇历史文化的形成史，它以围绕香菇种植为核心形成一种特殊的传统文化和经济民俗事象。如菇民戏、菇民山歌、菇神信仰、菇神庙会、菇民功夫、菇山医药、祭祀仪式与仪式音乐等，其研究意义分述如下：第一，由于砍花法技术的神秘性和保密性，据笔者考证第一香菇生产时代的制菇技术是利用唱山歌予以传承的。当纯菌种播种栽培香菇技术已历史地取代砍花法之后，我们将其作为民族的农业文化遗产加以总结，并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提高，从中领悟前人创造的辉煌文化。通过考证菇民区菇民山歌及其与经济民俗之间的关系，对现代菇民了解香菇历史文化、种植的生态环境，以及提高种菇技术，现代香菇产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菇民山歌中承载着香菇栽培的起源、生产历史、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种菇技术、生产条件、生活习俗、精神信仰等方面的内容，是菇民区内民间艺术、民俗事象、种菇技术、宗教信仰等内容之间的联系纽带和运行载体。同时它又是菇民区的一种象征性文化，是一部香菇生产的史诗。对它的调查和研究，将对浙江菇民史和香菇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将为研究浙江人文历史提供异常珍贵的稀有资料。第三，菇神庙——中国香菇发展史上的特殊文化遗存。菇民区的传统文化和信仰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他们信仰和崇拜菇神吴三公，建有大型菇神庙、村落神殿、菇山神坛等进行朝拜，定期举行隆重仪式，并在仪式后扮演菇民戏、唱山歌、表演香菇功夫等进行为期三天至半个月的娱乐狂欢，为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又添一朵独放异彩的奇葩。第四，菇民区语言中所使用的暗语“山寮白”的语音中保留着大量的唐、宋古音且声调特别丰富，完整地保留了古代的用韵规律，无论是菇民戏还是菇民山歌都大量使用这种语言和古汉字，对古汉语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五，为申请凤阳山——百山祖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开发浙西南瓯江流域旅游产业增添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任何一种艺术现象，都无法脱离它生存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而存在，任何艺术形式的成长都是自身内部发展与社会外部力量合力的结果。对菇民山歌的研究是对这种文化艺术从产生到发展这一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寻求它自然变化的规律，以取得社会外部力量对它的影响的认识，从而认识它与其他艺术之间在传承与变迁中存在的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一　借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

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其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艺术学的，但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却是人类学的。艺术学的研究基本是属于抽象思辨的哲学方式，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却较多地吸取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式，这是一种实践性、经验性较强的研究方式。人类学家哈彻尔认为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艺术人类学就是以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艺术。在具体研究中，“需要知道艺术的生产地、艺术的制作者、艺术的用途、艺术的功能，以及它对制作者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在艺术的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研究”。以往对民歌的研究比较注重文献整理及民族音乐学方法的运用，但是，对于民歌而言，很多时候它的生存是远离文献的，一个时代的民歌要流传广泛，被社会所广泛传唱，才能进入文人的视野，借助他们的笔墨从而在文献中留下文字资料。如冯梦龙的《山歌》、《挂枝儿》等。但是，菇民区处于浙西南的偏僻一隅，为一方水土所生养，却极少有文人墨客眷顾，它们被不断地创造，又在不断的消失中，有一些因为各种因缘而流传至今，成为独具特色的地方民歌。今天我们对这些独特的民歌进行追根溯源的考证时，却发现鲜有记录它们产生和发展的文字记录可以佐证。于是，我们只好将视线转移至它们生存的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通过田野调查，追溯它们产生的那个时期那一方地域的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经济等方面，来捕捉它们彼时可能的产生状态，这就需要借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学的概念理论，但是却不能依附于人类学的背后，毫无创新地走着别人走过的路。

图1—12　在菇神庙中的交谈

二　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

运用民族音乐学中“音乐即是文化”的观念，将要研究的音乐本体置于广阔的历史、社会的环境中去考察，充分关注人对它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一种民间艺术现象的产生、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是特定时间、特定社会环境的特定产物。因此，我们的考察必须将其放在整个社会环境的背景之下进行，而且与其所处生态环境之间要形成一种互动关系，而非静态的考察。本书意欲阐述菇民山歌对种植历史的依附，对技术传承的依附，对封闭环境的依附，对生产程序的依附，就是解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艺术作用的集中体现，基于此原因，本书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通过近距离地观察研究对象，对这一具有地域代表性、保存较完整的传统信仰和民俗文化以及音乐现象进行整理、记录汇编，并从信仰体系和社会文化角度切入研究及分析音乐与信仰、仪式演绎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笔者一次次亲临现场的观察中，真切地感受了这一民歌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三　对音乐本体的研究

沈洽在《视民族音乐学为己任》中曾提出：“民族音乐学固然强调音乐的文化方面，但音乐本身的研究是音乐文化研究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尤其是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发展，主要是音乐学向人类学的拓展，而不是人类学向音乐学的介入，所以不应顾此失彼，丢掉了自己固有的优势。”[4]近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者，在运用民族音乐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过程中，对音乐本体的研究重新提升到重要的地位上来，对音乐本体具有“回归”意义上的反思。在民族音乐学的视野中，他们看到了自己固有的优势，所以强调在引入人类学的方法时不能顾此失彼。本书在对菇民山歌本体的研究中，除了对音乐题材与地域性质关系的分析外，重点放在对音乐所组成的音阶构成、调式调性、旋律形态、曲式结构、节奏节拍、语言音韵的分析上。但是，在对艺术本体重视的情况下，不能将其孤立地来研究，而应放在文化的语境中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四　保持局内人的境界

对于菇民山歌这个研究主体而言，笔者与它有着不解之缘。我的祖辈、父辈均是菇民区的菇农，记得小时候一到秋季，家乡的父老乡亲就背上棉被和铁锅，到外地的深山老林中去种植香菇，到了春季清明时节，菇民们从全国各地的深山老林中回到家乡，带着丰收的喜悦，也带着我们小孩的期盼，回到家乡举行“分彩”活动，即菇民从外地带回的“菇山饼”和水果糖，分给村里的妇女小孩。这是菇乡小孩子最快乐的时候，走家串户受领着“分彩”得来的食物，唱着歌儿蹦蹦跳跳。笔者从小生活在香菇之乡，对香菇的生产、本地方言、民俗活动、山歌演唱等都较熟悉，菇民山歌的曲调早已渗透到笔者幼小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笔者具备了先天的“局内人”身份。再者，香菇种植及其产生的丰富的民俗几乎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其历史的悠久性和丰富性，对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较深厚的基础。对于笔者的研究而言，更多的情况下，面对这种再熟悉不过的曲调，再熟悉不过的生产环境，再熟悉不过的菇山生活，再熟悉不过的节日活动（菇神庙会），最需要的是适度的学术观察距离和客观清醒的头脑，还有纯洁无瑕的心。

图1—13　笔者采风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