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小说《西游记》^[1]与“大西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目的是试图通过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主题学研究以及地理人文学、历史人物事件的知识考古学等来考镜西游人物及其故事的源流正变。

开篇伊始，首先对本书中的核心概念“西域”作一简略的梳理和界定。“西域”这个词语，迄今我们尚未在现存的先秦典籍中发现它的身影。西汉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中的《三王世家》、《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和《盐铁论》卷7“击之”、卷8“伐功”“西域”等篇章皆较早地提及它，其范围指的是匈奴辖境西界之外，但尚未有确切的地理界线，而只是一个很模糊的地理概念。也就是说，“西域”与“泰西”这个概念一样，是大致的地理位置所指，是相对于“我们”东方之西部，并非具体的地理疆域范围的界定。况且，这两个模糊的概念，都有“异质”文化的潜台词在里面，即“西域”与“泰西”颇同，意指中国之外的西方，其文化与华夏文化相异质。因而与其说“西域”与“泰西”是一个地理概念，不如说它们的异质文化之意味更浓。

真正把“西域”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域单元而被历史书籍所专门叙录，始自东汉班固所撰写的《汉书·西域传》。根据它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2]这段对“西域”地理位置的描述，就比较清晰而具体，即《汉书》中的“西域”是一个具体所指今新疆一带的地理概念。也可以将“西域”理解为行政区划概念的地域所指，即日本学者羽田亨所说的“西域一名，古来用作泛称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地方”^[3]。从中可知，这里的“西域”指的是狭义上的西域，即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古代西域位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要冲，是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中海、古印度和中国中原四大文明的交汇地和传播中介。

本书中的“西域”则指的是广义上的西域地区，即“大西域”的概念。自从汉代张骞（前167？—前114）凿空西域之后，人们习惯上把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称为西域。西域的具体疆域则很难确指，其地域的界限是很模糊的，这是广义上的西域。它除了上述狭义上的西域以外，还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本书中的“大西域”文化因而也就指的是大西域地区的总的文化，尤其是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文化和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今新疆一带的文化。本书之所以采用“大西域”之概念，主要是因为佛教“最初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中央亚细亚和新疆一带的、有些今天名义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支、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4]。大西域的透视，疆域虽然不很确切和分明，但同佛教传播与接受的实况却是符合的。更何况，本书的目的在于沿流溯源，而狭义上的西域不过是印度文化东传的中继站或上流，因而必须采用“大西域”的视角和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