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如何解释
《易•既济》之爻辞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是指商王武丁对鬼方的战争，并已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得到证实。商王武丁号称中兴之主，对鬼方的战争，需要经过三年才能取得胜利，则鬼方的强大是可以想见的。可是在武丁时的卜辞中，有关鬼方的记载却如此稀少。并且从武丁卜辞中所反映的敌对战争、次数最多的是
方、土方、羌方，而不是鬼方。所以，卜辞中的鬼方决难证明是“三年克之”的敌对大国。有的同志因此提出怀疑说：“卜辞中的鬼方即《周易》所称之鬼方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并且更进一步说：“据现有甲骨文资料，武丁时没有征伐过称之为鬼方的一个鬼姓邦国。”[10]这种怀疑不能说没有道理。那么，《周易》的“三年克之”到底怎么解释呢？
按《周易》爻辞说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一般人认为这是说武丁与鬼方打了三年的战争，才把鬼方攻克。其实这种理解是很错误的。在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两国交兵，绝不会有持续三年的大规模战争。记载较翔实的殷末周武王在牧野克商的战争，是有名的大战。据史书记载，当时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百人[11]，甲士四万五千人与商纣兵七十万人（可能是十七万之误），战于牧野。战役也仅仅在“甲子”那天一日而毕[12]。甚至数百年后春秋时期的战争，也不是很大。《左传》所描绘的五大战役（韩、城濮、鞌、邲、鄢陵），我们脑中都有很深的印象，总觉得这五大战役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规模的战争。其实若仔细查阅史料原文，所谓五大战役，都只是一天就打完了整个战争。每次战役，其战车不过几百乘，兵众不过十万，战程不过一日。例如晋、楚鄢陵之战，据记载“旦而战，见星未已”，而楚军“乃宵遁”[13]。这个春秋时有名的大战，也不过一天一夜。一直到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才逐渐增大，但也不过数月。如战国末年公元前260年的长平大战，秦、赵两军相持于上党、长平，战线绵延一百几十里；战争始于四月，至九月赵军败降，前后持续也仅有五六个月之久[14]。
从战国上推一千年的殷商时，武丁与鬼方的战争却说已有延续三年之久的大战役，这种说法，恐怕是绝对讲不通的。
吾人生于两、三千年后，习见于近世国家的大规模战争，往往易于以今律古，把远古的小战役，错误地无限放大而不自知。所以，《周易》所载伐“鬼方三年克之”这句话，不是记载失实，就是另有其他解释。我们且推敲一下古文献的原文。
《周易》是这样记载的：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济》九三爻辞）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未济》九四爻辞）
这两条爻辞行文古朴，我们绝无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有人说，“此两伐鬼方当非一时之事”[15]。可是我们却认为应指同一事。所谓“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其中之“用”乃“周”字之讹。这是说殷高宗武丁时，震和周两个小方国，助商伐鬼方有功，得到大国殷商的赏赐[16]。两爻辞都说到“三年”，问题在于这个“三年”与“伐鬼方”如何联系。绝不是打了三年的仗，已辨如前。那么“三”代表什么呢？
“三年”的“三”或者是古人习惯用语，《周易》卦辞、爻辞这种用法很多，是指大于“一”的泛称，不代表“三”的确数[17]。“三年克之”并不是说商王打了三年的仗，才得胜利。但是，即便不是整三年，也必须是一年以上，才配得上称“三”。一年以上的战争，在殷商时仍觉得是不可能的。
我们从古史记录的体裁上考虑，才发现爻辞的“三年，克之”、“三年，有赏于大国”都是指商王的纪年，是说殷高宗武丁在位的第三年那一年，命周攻克鬼方。这才是这两条爻辞的确解。下面且作具体说明。
古代之史书，盖为文句极为简略、以事系年的编年体。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这类古史书，以孔子《春秋经》为最早[18]。其体裁大概悉依鲁史之旧。吾等可借此以窥见古代所谓史，文句简短达于极点。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最短者乃仅一字（如隐公八年有一条云：“螟”）。这类史书在春秋战国间，各国都有，故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19]，墨子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20]，又称“百国春秋”[21]。可惜这些史书，自秦灭之后，荡然无存。所幸西晋时汲冢出土一部《竹书纪年》。根据残存的《古本竹书纪年》看，这类史书的体裁，与《春秋经》大致相同，也是以事系年。今举殷商末年几条纪事为例：
大丁二年，周入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同上注引）
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览》八十三引）
这和《周易》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行文极相似。《周易》这条爻辞的来源，可能就是采自这类编年的史书。上所举《竹书纪年》这三条纪事，是说周人伐燕京之戎是在大丁即位之第二年，伐始呼之戎是在大丁即位之第七年，周人伐商是在帝乙即位之第二年。大家公认这么理解是毫无疑义的。同样文例的《周易》爻辞，为什么不能把“伐鬼方”“克之”解释为是指殷高宗即位之“三年”的纪事呢[22]？
《周易》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中的“三年”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条纪事也就可以确信无疑了。
最后，我们再谈谈与讨论鬼方问题有关的一条
组卜辞。罗琨同志引《殷虚文字乙编》403片，释其文为：“癸亥，贞旬。庚午鬼方受
（又）。”认为这是商王为鬼方求福佑的卜辞[23]。鬼方既是商的敌对方国，为什么又为他求福佑呢？经我们查对原书，发现这条卜辞作以上释文是有问题的：第一，在这片卜辞中之所谓“鬼方”的“鬼”，模糊不清。如果我们参阅《甲骨合集》与此片词句相类的第20966片，就可以看出，此字似乎不是“鬼”而是“兄”字。第二，其中“受
”之“
”字也可疑。按“
”是卜辞中的常见字，据《甲骨文编》所辑的二十五个“
”字，其形下部大都作一横画，或横画稍曲。而此字下部作山形，可见，未必是“
”。第三，即便是
字，似乎也不能读为“鬼方受
”。因为从原拓看这个字明明是在罗氏所释的“鬼方”二字之上方。足证这条卜辞在释文和通读上，还应再斟酌。并且，就是采用罗氏读法，与我们对“高宗伐鬼方”的理解也不会构成矛盾。道理很简单，
组卜辞的断代，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赞成
组属武丁时代。至于在武丁的晚期还是早期，虽然尚有争论[24]，但由于传说武丁在位年久[25]，假如我们把这条卜辞置于武丁三年攻克鬼方之后，也仍然没有超出武丁早期的范围。鬼方自被攻克即服属于商，商王为其占卜求佑，又有什么不可呢？我们对鬼方这样一些理解，卜辞和文献的记载便完全相合了。
[1]林义光：《鬼方黎国并见卜辞说》，刊于中国大学《国学丛编》第一期第二册；董作宾：《论
方即鬼方》，载其《殷历谱》下编；于省吾：《释
方》，载于《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于氏说：“且在已发现之契文中，不应仅此一见。”又说：“以契文
方之方位及为患之剧考之，亦非
方无以当鬼方。”
[2]参见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中所引。罗文刊于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丁山：《商周史料考证》，龙门书局1960年版，第78页。
[4]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鬼方昜》，中华书局1979年版。
[5]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5页。
[6]于省吾：《双剑
殷契骈枝•释昜》，1940年石印本。
[7]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
》，中华书局1979年版。
[8]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刊于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9]按罗琨的《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中曾引过一片卜辞：“隹
乎竹
”（《京》1434）。
字下之字，更似鬼字。可是我们检阅《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原片，
字下断缺，并无鬼字。故今未敢贸然取以为证。
[10]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刊于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1]按虎贲即勇士。《周本纪》谓虎贲三千人，《尚书•牧誓序》作三百人。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当依《书序》以三百人为断。
[12]《史记•殷本纪》谓周武王率兵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近出土的周初铜器《利簋》铭文有“武王征商，隹甲于朝”，日期与《史记》所述相合。
[13]见《左传•成公十六年》。
[14]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5]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史语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册。
[16]王玉哲：《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辑。
[17]“三”的习惯用语例子，见于《周易》的，如“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盅》），“三日不食”（《明夷》），“昼日三接”（《晋》），“田获三品”（《巽》），“三驱”（《比》），“三就”（《革》），“王三锡命”（《师》），“三岁不兴”（《同人》），“三人行”（《损》），“妇三岁不孕”（《渐》），“不速之客三人”（《需》），“三岁不得”（《坎》），“田获三狐”（《解》），等等。这些“三”字均属泛指，而不是“三”的确数。
[18]比《春秋经》成书前的如《尚书》、《诗经》，时代虽然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们还不能算史书。《尚书》是政府档案集，《诗经》是文学作品选。两书只可说是史料。
[19]见《孟子•离娄下》。
[20]见《墨子•明鬼下》。
[21]《墨子》佚文，见《史通•六家篇》所引。
[22]这种编年形式又见《尚书大传》。记周公摄政有“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隋书•李德林传》，又《通鉴外纪》卷三引）。这里的“几年几年”也是编年史体，是指周公摄政的第几年那一年所做的事。
[23]罗琨：《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刊于胡厚宣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4]主张
组卜辞在武丁晚期者有：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页；肖楠《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的“
组卜甲”——兼论“
组卜辞”的时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76年第4期。主张在武丁早期者，见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25]古史传说殷高宗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尚书•无逸》），或说五十五年（《史记•鲁世家》），或作百年（见《熹平石经》、《汉书•五行志》、《论衡•气寿篇》）。总之，武丁在位必在五十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