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理琛《异域录舆图》托讷山碑非中俄界碑考
——与刘远图先生商榷
图理琛（1667—1740年）是清代早期著名的外交家和旅行家。1712年，他奉康熙皇帝之命，前往伏尔加河河畔访问额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他从北京出发，途经喀尔喀地区，穿过西伯利亚，横渡伏尔加河，1714年到达阿玉奇驻地，1715年返回北京，历时3年，行程数万里。他于雍正元年（1723年）刊印的《异域录》，就是此次行程见闻的记录，是一部在国内外都极享盛誉的著作。在此书中，有一幅《异域录舆图》，图上绘有两座碑：一座绘在中俄界河葛（格）尔必齐河的东岸，这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清政府按照该条约的规定在格尔必齐河竖立的一座界碑。关于这座界碑，文献记载明确，我国学术界看法一致，这里不去说它。另一座碑绘在呼伦湖西，黑（克）鲁伦河北，托讷山南，根（肯）特山东南。关于这座碑，刘远图先生在其《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一书中断言：这是“一块不为世人所知的”中俄“界碑”，其实际位置“在额尔古纳河上中游支流根河口斜对面”[1]，它证明了根河口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前后中俄“边界的新起点”[2]。
刘远图先生这个发现如果属实，那就改变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关于“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的规定[3]，从而一扫200多年来中外学者的传统说法，是个极有创造性的重要发现，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然而，事实证明，刘远图先生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论证这座碑建立的时间、地点及其性质之前，我想先指出：刘远图先生对《异域录舆图》中这座石碑的位置的表述是很不准确的。他说：图理琛《异域录舆图》上所绘的这块碑，“其具体位置在呼伦池以西、喀尔喀山之东麓、托克山之中部地区”[4]。在“图理琛《异域录》所绘额尔古纳河界碑的启示”一节中也说：“图理琛把界碑绘在呼伦湖以西，喀尔喀山的东北麓，托克山脉中部之东侧”[5]。刘远图先生的这些表述，仅“在呼伦湖以西”这几个字没有错，其他所谓“喀尔喀山”、“托克山”云云，则全都错了。
其实，《异域录舆图》上根本没有什么“喀尔喀山”，也没有什么“托克山”。该图所绘这座碑的位置是在呼伦湖西，根特山（肯特山）东南，托讷山南，黑鲁伦河（克鲁伦河）北岸（见附图）。在碑的西南方所标的“喀儿喀”并不是什么“喀尔喀山”，而是指蒙古族喀尔喀部。该图不仅在此处标有“喀儿喀”，在鄂尔浑河西、色楞格河南、杭爱汗山北，也标有“喀儿喀”。这里的“喀儿喀”，也不是山名，同样是指蒙古族喀尔喀部。该图上的山名与蒙古各部的名称是有严格区别的。凡是山，都清楚地标明是什么山，如托讷山、根特山、汗山、杭爱汗山、贺兰山、阿尔泰山、阿拉克山等，都有“山”字，无一例外。图中的“喀儿喀”，与图中的“喀儿沁”、“察哈儿”、“苏泥特”、“四子部落”、“鄂尔多斯”，都是蒙古部落的名称，都不是山名。标上这些部落名称的目的，在于向人们指明这些部落的分布情况。所以把“喀儿喀”说成“喀尔喀山”，是错误的。至于该碑北面的托讷山，在刘远图先生的书中，无论是考证定点，还是一般叙述，一概被写成“托克山”。刘远图先生不仅把喀尔喀部误认为“喀尔喀山”，将托讷山误认为实际上不存在的“托克山”，而且还毫无根据地声称“喀尔喀山，即准齐尔山，也就是今苏联地图上的额尔古纳山”；“托克山，即都穆达尔都齐山和黄佳多辉山，也即今苏联地图上的克里奇金斯克山”；“这样，《异域录舆图》上给我们标出的‘界碑’位置，实际上，是在额尔古纳河中上游支流根河（和伦河）口斜对面、乌鲁伦古河的南侧一带”[6]。这就错上加错了。
《异域录舆图》既然标明该碑位于呼伦湖西、克（黑）鲁伦河北、托讷山南、肯（根）特山东南，那么，我们就应按其所示的位置去寻找，切不可随意推断。呼伦湖、克（黑）鲁伦河、肯（根）特山，是著名的湖泊、河流和山脉，这是尽人皆知的，无须作任何考证。剩下的就只有托讷山了。因此，弄清楚托讷山在什么地方，便成为确定该碑位置的关键。
那么，托讷山在哪里？这个问题，清代的一些著名的地图可以给我们作出解答。
《乾隆内府舆图》（也称《乾隆十三排铜版地图》）在克鲁伦必拉上中游北岸、僧库尔必拉与塔尔集尔集必拉之间，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境内，绘有一山，标曰“托讷阿林”，并在山之南、克鲁伦必拉北岸标注：“托讷阿林之碑”。“必拉”，满语，意为“河”；“阿林”，满语，意为“山”。“托讷阿林”即“托讷山”，“托讷阿林之碑”，即“托讷山之碑”。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绘制的满汉合璧的《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也在同样位置绘出这些山和河，只是不是用汉文，而是用满文书写，“托讷阿林”作“Tono alin”，“托讷阿林之碑”作“Tono alinibei”。在康熙《皇舆全览图》中，“托讷阿林”作“拖挪山”，“托讷阿林之碑”作“拖挪山碑”。同治二年（1863年）刊刻的《皇清中外一统舆图》（《大清一统舆图》）也在克（黑）鲁伦河上游北岸僧库尔河东，塔尔集尔集河西，绘有“托讷山”，在山南标有“托讷阿楚碑”。很显然，“托讷阿楚碑”之“楚”字，是竖写的“林之”二字之误，所谓“托讷阿楚碑”，实为“托讷阿林之碑”的误写。光绪年间绘制的《大清会典舆图》也在同样位置标注“托讷山之碑”。
嘉庆《大清会典图》，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的董方立、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也都在同样的位置绘有一山，并标明“托讷山”。“托讷山”在《清圣祖实录》中写为“拖讷阿林”[7]，在《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写为“拖诺山”[8]。
关于托讷山碑的位置，清乾隆时人齐召南在《水道提纲》中写道：“克鲁伦河，即胪朐河，源出肯忒山东南百余里支峰西南麓，……东南流，经巴颜乌喇山西麓，……稍折东流，有孙可勒河（亦曰僧哭勒河，僧库尔河）自北合三源南流沙中隐见不常来注之，又东南百数十里，自沙地经拖诺山南麓圣祖御碑前。”[9]“孙可勒河”，今地图上作“臣赫尔河”。“拖诺山”即“托讷山”，拖诺山南麓的“圣祖御碑”即“托讷山碑”。据此，托讷山碑的具体位置是在臣赫尔河与克鲁伦河交汇处以东百数十里处的克鲁伦河北岸。比照当今地图，其地约在今蒙古国境内的巴彦蒙赫西边，距刘远图先生所说的额尔古纳河上游根河口斜对面约800公里。
托讷山和托讷山南之碑的位置既已考明，下面我们就来探讨此碑究竟是中俄界碑，还是别的什么碑。
关于托讷山碑的建立经过，清代的官私著作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这对我们解决上面的问题非常有利。
《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丁卯，上驻跸拖讷阿林地方，谕议政大臣等：噶尔丹逃窜已远，沿途溃散，今应选兵裹粮，蹑迹穷追。”“又谕：噶尔丹亡命奔逃，量已至巴颜乌兰矣，若我合军追赶，似不能及，应选轻骑追逐。”[10]（按：巴颜乌兰也写为巴颜乌喇山或巴彦乌兰山，位于托讷山和僧库尔河之西。）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也载：“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丁卯。上躬率前锋兵穷追噶尔丹。噶尔丹将器械、甲胄、帐房及卧病稚幼尽皆抛弃，乘夜逃遁。……是日，驻跸拖诺山、海绥尔哈图之东，酌议班师。”[11]又载：“五月辛未，上谕大将军（费扬古）曰：自五月初八日，朕先士卒，疾追五日，噶尔丹窘迫，抛弃器械刀枪、鸟枪、甲胄、锅釜、帐房等及羸病幼小，乘夜遁窜，朕亲率大兵追至拖诺山。再欲往追，因尔各路兵会不远，两军既会，需米甚多，粮必不继，恐至缺乏粮饷，关系甚大。量此穷寇，以尔兵自西而来，此次又发兵夹攻，即可剿灭，于是朕统大兵回迎粮米。”[12]
上引记载说明：托讷山是康熙皇帝穷追噶尔丹到达之地，也是他驻跸和部署进一步征伐噶尔丹事宜之地，同时还是他得胜班师之地。
康熙皇帝班师回朝之后，便受到了大臣们的颂扬，他们说：“御驾亲征，深入敌境数千里，如行无人之地，臣等考之史册，未有如皇上之谋勇俱全者也。臣等钦惟皇上，功高二帝，德迈古今。”[13]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七月乙亥，给事中王原祁、御史刘珩便提出在拖诺山（托讷山）等地“勒石以纪皇上功德”的建议。王原祁奏说：“明永乐（按：即明成祖）屡次出塞，勋烈远逊今日，犹且勒铭以张武功，况我皇上远御亲征，深入沙漠，栉风沐雨，剋期奏功，仰请于圣驾经行地方，御制鸿文，建立穹碑，以垂不朽。”[14]御史刘珩奏说：“臣愚以为皇上驻跸之拖诺山及破贼之昭莫多地方，或立丰碑，或磨崖石，恭请御制铭辞，遣官镌勒，以昭后世。”[15]康熙皇帝命礼部议奏。礼部认为，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功业之鸿骏，自古帝王所未有也”，所以，应如王原祁、刘珩所奏，“凡皇上经临驻跸之名山，以及剿灭逆寇之昭莫多等地方，允宜磨崖勒石，俾塞外亿万载臣民咸瞻仰骏烈神功于不朽”。并建议“所立碑石交与工部。其应立碑地方，由理藩院差官看定议奏。其刊碑文，由翰林院请旨遵行”[16]。
康熙皇帝没有立即同意在上述各处勒石立碑，而是把奏折“留中”，暂不批答。直到噶尔丹覆亡，康熙皇帝认为大功告成，才采纳礼部的建议，在拖诺山（托讷山）等处勒铭建碑。《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九月癸未，“御笔勒铭察罕七罗、拖诺、昭木多及狼居胥山，并建碑太学。先是礼部题请曰：恭惟皇上亲统六师至狼居胥山等地方，调度削平逆寇，此后边境永清，理合勒碑刻铭，以垂无穷。至皇上亲幸拖诺山，灭贼昭木多，及太学中，亦当建碑刻文纪勋，以垂奕禩。上从之。至是亲制碑铭颁发”[17]。
康熙皇帝亲制拖诺山（托讷山）碑文的全文是：“康熙三十五年岁次丙子五月丙辰朔十二日丁卯，大清皇帝征讨厄鲁特噶尔丹，驻跸拖诺山。御笔勒铭：‘瀚海荡荡，胪朐（按：即克鲁伦河）泱泱，亲御六师，我武维扬，震雷霆威，詟日月光，剪厥凶醜，安定遐荒’。”[18]
我们已弄清楚托讷山是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时驻跸的地方，托讷山碑是为了颂扬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战绩而建立的纪功碑，而不是标示“中俄边界新起点”的“界碑”。但我们的考证还不能就此结束，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这个问题是：托讷山碑既然是纪功碑，那么，为什么有的书中刊载的《异域录舆图》在该碑之旁标有“界碑”字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先从《异域录》的版本谈起。
图理琛的《异域录》从雍正元年（1723年）初刻开始，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丛书集成》收入该书止，共历200多年，其间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刊载了《异域录舆图》，有的版本则未刊此图。现将一些主要版本开列于下：
（1）雍正元年（1723年），满文本，有图。
（2）雍正元年（1723年），汉文本，有图。
（3）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本，有图。
（4）嘉庆十七年（1812年），《借月山房汇抄》本，无图。
（5）道光四年（1824年），《泽古斋重抄》本，无图。
（6）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昭代丛书》本，有图。
（7）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指海》丛书本，无图。
（8）咸丰十年（1860年）[19]，《朔方备乘》本，有图。
（9）光绪十七年（1891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无图。
（10）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丛书集成》本，无图。
据刘远图先生说，他所依据的是“渐西村社本”的《异域录》[20]。我未曾见过此种版本的《异域录》，也不知有此版本的《异域录》。我曾请教几位清史专家，他们也都未曾见过此种版本。清光绪年间袁昶曾刊刻一套《渐西村舍丛书》，书名倒与《渐西村社》有些相像，但此丛书并未收有《异域录》。刘远图先生所说的《渐西村社》本的《异域录》，这里只好暂告阙如了。
上面我列举的这些不同版本的《异域录》，有图的只有雍正元年的满文本及汉文本、《四库全书》本、《昭代丛书》本和《朔方备乘》本5种。
雍正元年满文本《异域录》的《异域录舆图》绘有两座石碑，一座在Garbici Bira（葛尔必齐河）东岸，一座在Tono Alin（托讷山）南。在这两座石碑之旁，均标一个Bei（碑）字。雍正元年汉文本《异域录舆图》与满文本《异域录舆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葛尔必齐河东这座石碑之旁，标有“界碑”两字，而托讷山南之碑则仅绘出碑之标志，未标任何文字，更没有什么“界碑”字样。这就清楚地向人们指明，只有葛尔必齐河东之碑才是“界碑”，托讷山南之碑不是“界碑”。
《四库全书》收入的《异域录》，是《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的家藏本。该书的《异域录舆图》也仅在葛尔必齐河碑旁标上“界碑”二字，对于托讷山碑也仅绘出碑的标志，未标文字。
根据我见到的各种版本的《异域录舆图》，最早在托讷山碑旁标上“界牌”字样的是《昭代丛书》本的《异域录》。《昭代丛书》共8集，前3集为康熙时人张潮所编，康熙时已出版，与《异域录》无关。后5集为杨复吉所编，《异域录》即在该丛书的己集中。杨复吉把《异域录》收入《昭代丛书》的年代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但这不是刊刻的时间，因为该丛书编成后，“仅梓题跋，全书尚淹箧笥”，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才由沈楙真为之刊印。[21]在刊印的《异域录》书后，还印有“孙揆嘉、肇初校字”[22]。该书《异域录舆图》中托讷山碑旁所标的“界牌”二字，究竟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杨复吉自己添加的，还是刊刻时校字人添加的，现尚难以断定，只好存疑待考了。
何秋涛曾说：自《异域录》“原书得蒙编入《四库》，学士大夫尤欲争睹其全，于是金山钱氏、震泽杨氏咸刻入丛书中”[23]。金山钱氏，即钱熙祚，他编的丛书名为《指海》。震泽杨氏刻的丛书，即杨复吉编的《昭代丛书》。何秋涛《朔方备乘》中的《异域录》就是根据钱氏《指海》本和杨氏《昭代丛书》本互校而成的。《指海》本无图，《朔方备乘》的《异域录俄罗斯图》（即《异域录舆图》）应是根据《昭代丛书》本摹绘的。但有一点与《昭代丛书》本不同，《昭代丛书》本把托讷山碑误标为“界牌”，而《朔方备乘》本则把托讷山碑误标为“界碑”。由此可见，把《异域录舆图》中的托讷山碑标上“界牌”或“界碑”字样的不是图理琛本人，而是后人擅自添加的。根据《异域录》的各种版本看来，最早把托讷山碑误标为“界牌”的是杨复吉的《昭代丛书》，最早把托讷山碑误标为“界碑”的是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而何秋涛的错误则是沿袭《昭代丛书》本的错误而来的。然而，何秋涛毕竟是治学严谨、立论谨慎的学者，他在《北徼界碑考》中，仅考出格尔必齐河东、额尔古纳河口和极东北的威伊克阿林三座中俄界碑，从来没有把托讷山碑看做是中俄的分界石碑。实际上，他在《艮维诸水考》中还明确地指出：克鲁伦河与僧库尔河汇合后，东流“经拖诺山南麓，圣祖御制碑前”，并说“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丁卯，圣驾亲征噶尔丹驻跸是山”[24]。同时还录下了康熙皇帝“御笔勒铭”的《拖诺山碑文》。刘远图先生说何秋涛的著作反映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前后根河口为中俄边界的新起点，并说他“对于界河额尔古纳河上游由于诸种因素而形成的新界点，说得是何等清楚明确”[25]，这实在是冤枉了何秋涛，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根河口是康熙后期中俄边界的“新起点”，更不用说什么“说得是何等清楚明确”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图理琛《异域录舆图》中的托讷山碑，其位置不在额尔古纳河的根河口斜对面，而是在喀尔喀蒙古克鲁伦河上游北岸僧库尔河（今蒙古国国境内臣赫尔河）东，塔尔集尔集河（今蒙古国国境内木伦河）西，巴彦蒙赫附近。托讷山碑，不是标明所谓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前后中俄“边界新起点”的“界碑”，而是清政府为纪念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功绩而建立的纪功碑。把额尔古纳河根河口定为中俄“边界的新起点”是没有根据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
附记：
刘远图先生为了证明根河口对岸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前后中俄边界的新起点，还把黑龙江齐齐哈尔官兵巡边路线到达的“呼伦口”改为“和伦河（即根河）口”，说“呼伦口”是“和伦河口”的误译，并写了《根河又名和伦河考——兼论满文档案一个地名的翻译》、《后来，这个界点被推至和伦河（即根河）口对岸》、《根河口对岸成为新界点的补充原因》等专文和小节。关于这些，我另有文章讨论，本文专考证托讷山碑问题，故不涉及。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
[1]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11页。
[2] 同上书，第51页。
[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页。
[4]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5] 同上书，第49页。
[6]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7] 《清圣祖实录》卷173，第12页。
[8]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4，第5页。
[9] 齐召南：《水道提纲》卷25，《克鲁伦河》。
[10] 《清圣祖实录》卷173，第12—13页。
[11]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4，第5页。（按：海绥尔哈图也写为活拉灰图、和罗海图，位于托讷山北。）
[12]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0，第28页。
[13] 同上书，第18页。
[14] 同上书，第53—55页。
[15] 同上。
[16] 同上书，第55—56页。
[17]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8，第30页。
[18] 同上书，第31页。
[19] 此指该书完成时间，刻印则在光绪七年，其后又有多种版本。
[20]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21] 沈楙真：《昭代丛书合刻略例》。
[22] 《昭代丛书》本《异域录》。
[23]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3，考订诸书三，考订《异域录》叙。
[24] 《朔方备乘》卷24，“艮维诸水考”。
[25]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