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与边界研究
驳柳条边“国界”说
柳条边从清初修建以来，已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柳条边“国界”说的出现，则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苏联官方是这一说法的首倡者，它为了替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大片领土辩护，在1969年6月13日的《苏联政府声明》中宣称，“17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满洲人在“奉天附近”修建的柳条边是清“帝国北部疆界的标志”。此后，一些苏联历史学者也跟着在柳条边问题上大做文章。1974年梅利霍夫出版了一本名为《满洲人在东北（17世纪）》的专著，发挥了苏联政府的论点。1981年8月，他又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了《柳条边——清帝国的边界》一文，把他们的论点系统化。柳条边到底是什么性质，这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什么是柳条边呢？简而言之，柳条边是清政府为了表明禁区界限而设置的一种标志。它是掘土为壕，垒土为墙，插柳结绳，以定禁区内外，所以叫做柳条边。[1]柳条边也称“柳边”、“条子边”或“柳条边墙”。康熙时人杨宾描写辽东的柳条边说：“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2]在东北地区，清政府修建的柳条边有两条，一在辽河流域，一在威远堡以北。辽河流域的柳条边从山海关起，东北至开原的威远堡，然后从威远堡折向东南至凤凰城海边。因为它把盛京地区围绕起来，所以也叫做“盛京边墙”。这道柳条边可分为东西两段，从山海关至威远堡为西段，建成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3]；从威远堡至凤凰城为东段，建成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4]威远堡以北的柳条边起自威远堡附近，东北至吉林市北边的法特哈，建成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5]由于这道柳条边修建时间较晚，所以简称“新边”，辽河流域的柳条边简称为“老边”。柳条边沿线设有若干边门，驻扎官兵，“稽查出入”[6]。
清政府修建柳条边把盛京地区环绕起来，这是有政治和经济原因的。
从政治上说，盛京地区是清朝“龙兴之地”，这里有清朝开国初期的三京，即兴京、东京和盛京；还有清帝祖先以及努尔哈赤、皇太极的陵墓。满洲贵族一向把这个地区看成“国家根本重地”，是一个不许人们随便出入的禁区，修建柳条边就是为了表明这个禁区的界限。从经济上说，盛京是当时中国统治民族满族聚居的地区，清政府为了保护满洲八旗的经济利益，不许他族进入这个地区放牧和狩猎，以免影响八旗人的生计。1654年建成的柳条边西段，就是为了防止漠南蒙古牧民进入盛京地区放牧而设置的。正如《奉天通志》所指出：“清起东北，蒙古内附，修边示限，使牧畜游猎之民，知所止境。”[7]
柳条边作为禁区的界线，它不仅限制柳条边外的人们擅自进入盛京地区，同时也限制柳条边内的人们擅自到柳条边外去。因为柳条边外有满洲贵族的围场和采捕参、珠之地。早在清朝初年清政府就已明文规定，乌拉（吉林）一带地方，只准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派遣打牲壮丁采捕人参、貂皮和珍珠等物，其他官民人等一概不得私自采捕。[8]修建柳条边以后，清政府仍然在柳条边外“设官督丁，每岁以时采捕”；“或遣大人监督，甚重其事。至王公宗室，亦各按旗分地，令其采捕”[9]。为了保护满洲贵族的专利，清政府定有一套出入边门的制度，“山海关及各边门，官民往来出入，均由部予印牒，守者验实，乃准经行”[10]。并三令五申，严禁官民人等到柳条边外私采人参等物，如有违犯，必置重典。例如，“顺治十五年（1658年）议准，有偷采人参者，将带至之头目斩决，余众治罪”[11]。“康熙二年（1663年）题准，违禁采参者，为首之人处死，余仍照旧例治罪”[12]。1671年，清朝官员奏准修建柳条边东段，派遣官兵驻守各边门，就是为了便于“巡行私挖人参等弊”[13]。1681年，威远堡至法特哈的柳条边竣工后，1682年清政府又下令重申：“凤凰城至山海关，开原至萨林窝里，沿边设有柳条边墙，不得私入禁山。”[14]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柳条边是清朝国境内区分禁区内外的封禁线。
东北的柳条边，由于它是沿着盛京、宁古塔、蒙古几个行政区之间的界线修建的，所以它既是禁区的界线，同时又是行政区划的分界线。柳条边的西段从山海关到威远堡，是盛京与蒙古的分界线；从威远堡到法特哈，是宁古塔与蒙古的分界线。1682年，跟随康熙巡行东北的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记载说，“柳条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15]，说的就是上面这两段柳条边。从威远堡到凤凰城的柳条边，是宁古塔和盛京的分界线，柳条边外“为宁古塔将军所辖”[16]。辽河流域的柳条边，作为行政区的分界线，直至乾隆初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清高宗实录》记载说：“山海关外，迤东一带，共设七边门，边门外，系蒙古各部落。七边之东南，直接凤凰城，为六边，乃奉天（盛京）宁古塔分界。”[17]
上述历史事实表明，柳条边与国界毫不相干，梅利霍夫等人硬指柳条边为“国界”，完全是伪造历史。
梅利霍夫为了证明柳条边是“清帝国的边界”，还说什么修建柳条边时，漠南蒙古不属于清朝。然而，历史事实同他的说法正相反。
早在努尔哈赤兴起时，原附属于察哈尔林丹汗的蒙古科尔沁等部，就先后归附了后金。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皇太极利用蒙古内部的矛盾，多次出兵讨伐林丹汗。1632年林丹汗兵败西奔，后来病死在大草滩。1635年，皇太极派遣多尔衮带兵西征，收服察哈尔部众，并获得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子额哲投降，察哈尔汗国灭亡。漠南蒙古除鄂尔多斯和西土默特部外，全部并入后金版图。这年9月，漠南蒙古各部贝勒会集盛京，承认皇太极为君主，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事实上，皇太极之所以在1636年称帝，其重要原因就是这时他已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势力强大了。关于这一点，诸贝勒在表文中说得很清楚：“我皇上应天顺人，……统一蒙古，更得玉玺，符瑞昭应，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是以内外诸贝勒、大臣同心推戴，敬上尊号日宽温仁圣皇帝，建国号曰大清。”[18]
清朝统一漠南蒙古各部以后，就废除了蒙古原来的汗和济农等称号，授予各部封建主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的爵位[19]，并按不同等级，给予俸禄。在清政府中设有“蒙古衙门”（1638年改为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20]。为了便于统治，防止权力集中在少数王公手中，清政府对该地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把漠南蒙古24部分为49旗。旗设扎萨克（旗长），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管理本旗事务。1636年，皇太极还派宏文院大学士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尼堪塔布囊达雅齐和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前往察哈尔、科尔沁、喀尔喀等部，“稽户口，编牛录；谳庶狱，禁奸宄”[21]。希福等人到达蒙古后，即“以五十家编为一牛录”，并“具载牛录姓名及士甲清册以献”[22]。牛录是行政、军事相结合的基层政权单位，“谳庶狱，禁奸宄”则是处理司法方面的事务。1637年，皇太极又派都察院和蒙古衙门的官员到蒙古各部，“颁布赦诏，清理刑狱”[23]。可见，早在皇太极时，清朝就已经对漠南蒙古实行行政、司法的管理了。在清代，蒙古王公地位之所以高于汉族官员，就是因为他们在清兵入关之前已是清朝的重臣，为清朝的立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在清政府修建柳条边之前，漠南蒙古已是清朝领土的组成部分，这个客观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梅利霍夫还说，在1661年奉天府尹张尚贤谈论“盛京形势”的奏折中，没有反映“开原以北”的“地理形势”，“这些地区”“对满洲人均是空白点”。梅利霍夫企图以此来否定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是清朝领土，但这又怎能办得到呢？张尚贤所谈的是“盛京形势”，不是宁古塔形势，这在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开原以北是宁古塔昂邦章京辖区，不属张尚贤所谈的范围，奏折中自然无须涉及。怎么能用这来证明开原以北“对满洲人均是空白点呢”？
众所周知，很早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所属的女真族，就是明王朝管辖下的东北边疆少数民族之一。明政府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设置了数百个卫、所（军事行政机构），并在黑龙江下游设置了奴尔干都司，管辖东至库页岛，西至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南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对于这个历史事实，世界上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沙皇俄国和苏联的历史学家都曾毫不含糊地承认过。例如，В.П.瓦西里耶夫在《关于黑龙江口附近悬崖上的碑文的记载》一文中说，明王朝在黑龙江下游“建立了地方管辖机构，把奴尔干改为省一级的都司”[24]。苏联考古学家奥克拉德尼科夫也明确写道，明王朝“于1409年在吉烈迷人的地域设立了奴尔干都司”[25]。清朝统一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就是对明朝东北领土的继承。努尔哈赤是明朝的官员，他在16世纪末年，趁明朝国势日趋衰弱之机，崛起东北。从17世纪初年起，他和他的继承者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先后招服了乌苏里江东南瑚叶河流域的瑚叶路、绥芬河流域的绥芬路、牡丹江一带的宁古塔路、海参崴以东西林河流域的西林路和雅兰河流域的雅兰路、乌苏里江下游的阿万部、乌苏里江以东尼满河流域的尼满部、阿库里河流域的阿库里部、锡霍特山以东额勒河流域的厄勒部和约色河流域的约琐部等。与此同时，清朝还招服了黑龙江流域的萨哈连部、萨哈尔察部、虎尔哈部、索伦部、乌扎拉部、使犬部、使鹿部，以及居于鄂嫩河流域尼布楚一带的茂明安等部。[26]到17世纪40年代初，原属明朝的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基本上都为清政府接管。所以，清帝皇太极宣布，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各部落，都是清朝的臣民。[27]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居民，除部分被编入满洲八旗外，其余则由清政府委派能约束部众之人为牛录章京、姓长、乡长等官，进行管辖，征收贡赋。[28]仅1641年1月17日，清政府就任命十多人为索伦部牛录章京，赐他们“蟒缎朝衣”，遣回原地，管理部民。[29]姓长、乡长，也称某姓头目，某屯头目，由清政府发给“印信文书”，“每岁进贡”。如姓长乡长因年迈、有病，不称职守，或病故出缺，即由清政府另派合适之人充任。[30]进贡貂皮如有缺额，则须“取保结人姓名记档子，其欠缺进贡貂皮等，于次年补进”[31]。
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经营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过程中，宁古塔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中心。清政府出兵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招服各部，也多以宁古塔为基地。从1625年起，努尔哈赤就在宁古塔设官驻守。1636年，皇太极又以梅勒章京（副都统）吴巴海镇守宁古塔。[32]嗣后又设置镇守宁古塔章京。[33]1653年，清政府任命沙尔虎达为宁古塔昂邦章京，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事务。从此，宁古塔成为省一级的地方行政区。[34]所谓1684年以前开原以北“对满洲人均是空白点”的论调，纯属无稽之谈。
梅利霍夫争辩说，清政府没有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蒙古地区设置州县，所以这些地域不是中国领土。这更是荒谬绝伦。中国境内民族众多，在古代，各族居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而且各族有各族的风俗习惯。由于这种民族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单一的州县制度，而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直到今天，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许多地方，仍然沿用旗、盟行政区划名称，没有设置州县。梅莉霍夫所谓必须实行州县制度才算中国领土，这是十分荒谬的。
尽管梅利霍夫等人在柳条边问题上做了那么多文章，但是他们根本拿不出也不可能拿出什么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柳条边是“清帝国的边界”，而是把一切押在柳条边的一个“边”字上面。梅利霍夫振振有词地说：这个“独特的建筑物”的名称叫做柳条边，“边”就是“边界”，柳条边就是“柳条边界”，也就是“中华帝国的东北国界”。并且声称“客观的历史真实在这里是如此有力量”。梅利霍夫费尽心机地从柳条边的“边”字上推论出一条清帝国的国界来，确实是一大“发明”。但可惜，这种推论并不是建立在“有力量”的“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因此，它帮不了梅利霍夫什么忙。诚然，“边”字在某些场合确有“边界”的意思，但要知道，“边界”并不都指“国界”。省有省的边界，县有县的边界，游牧部落有游牧部落的边界，禁区有禁区的边界。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证过的，柳条边就是禁区的边界。其实，作为禁区标志的柳条边，在清朝国境内，并非只有东北才有。1703年，康熙帝在热河建了一座避暑山庄（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并在避暑山庄之北建立了—个巨大的皇家围场（在今河北省围场县）。这个围场也称为“木兰”。“木兰”是满语，意为“哨鹿”。“围场为哨鹿之所，故以得名”[35]。清帝每年到这里举行秋狝仪式，是清朝的一个禁区。围场“周千三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四面皆立界限，曰柳条边”[36]，也称“柳条边界”[37]。由八旗官兵驻守，每旗有一座营房，五座卡伦（哨所），“各有分地，以司稽查”[38]。乾隆帝有一首吟咏柳条边的诗说道：“盛京柳条边，木兰建一致”，“所以限内外，事殊实同意”[39]。清楚地说明了盛京的柳条边和木兰围场的柳条边同样是区分禁区内外的标志。
梅利霍夫是“中国学家”，但许多中国文献他并没有真正读懂，例如他为了证明自己主观的说法，竟在自己的著作中，把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刘选民在《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中所说“清人入关前所并服东北诸部落之位置既明，则其开国初之疆域亦了如指掌矣”[40]译为：“从清人入山海关前所并服的东北诸部落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开国初的边界就像伸开五指的手掌那样宽广”[41]。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梅利霍夫的柳条边“清帝国边界”说，就是建立在这种歪曲事实和偏见的基础上的。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87年第1辑）
[1]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39；杨宾：《柳边纪略》卷1。
[2] 《柳边纪略》卷1。
[3] 《盛京通志》卷19，乾隆元年。
[4] 《盛京通志》卷19，乾隆元年。
[5] 《清朝文献通考》卷18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44。
[6]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39。
[7] 王树楠等：《奉天通志》卷78，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年影印本。
[8]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2，卷889。
[9] 杨宾：《柳边纪略》卷3。
[10] 乾隆《大清会典》卷7—8。
[1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3。
[12] 王树楠等：《奉天通志》卷78，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1983年影印本。
[13]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2。
[14]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3。
[15]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下。
[16] 同上。
[17] 《清高宗实录》卷243。
[18] 《清太宗实录》卷28。
[19] 《皇清开国方略》卷21。
[20] 《皇清开国方略》卷25。
[21] 《皇清开国方略》卷22。
[22] 同上。
[23] 《皇清开国方略》卷24。
[24] 《帝俄科学院通报》1896年第4期。
[25] ［苏］奥克拉德尼科夫：《滨海遥远的过去》，莫润先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0—381页。
[26] 据《清太祖实录》和《清太宗实录》。
[27] 《清太宗实录》卷61,第3页。
[28] 《清朝文献通考》卷271。
[29] 《清太宗实录》卷56，第6页。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31] 同上书，第9页。
[32] 《八旗通志》初集，卷150，《吴巴海传》。
[33] 《八旗通志》初集，卷157，《多济礼传》。
[34] 《清朝文献通考》卷271。
[35] 《热河志》卷45,《围场一》。
[36] 《承德府志》卷首，《围场》。
[37] 《热河志》卷45，《围场一》。
[38] 《承德府志》卷首，《围场》。
[39] 《热河志》卷45，《柳条边》。
[40] 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燕京学报》1938年第23期。
[41] 梅利霍夫：《满洲人在东北（十七世纪）》，莫斯科，1974年，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