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问题的界定及前人相关研究
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一些学者在“马克思的价值转形是内在不一致的”所谓“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冗余论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然而，经济学家或学者主张摒除或者放弃劳动价值论存在多种原因。从经济思想史上看，亚当·斯密（Adam Smith）第一个系统地论述劳动价值论以后，却认为劳动价值论仅仅适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已经发生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产品不再是全部由劳动者获得，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对劳动的产品拥有占有的权力，所以“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而是“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结底都分解为那三个组成部分或其中之一。在进步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1]。斯密在系统论述劳动价值论后，以一种断裂式的逻辑方式放弃劳动价值论，转向收入决定论。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庞巴维克（Eugen Von.Bôhm-Bawerk）从《资本论》第三卷在逻辑上否定了第一卷而指责马克思在第一卷作出的分析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斯密放弃劳动价值论和庞巴维克斥责马克思在第一卷所作的分析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并不将其划归劳动价值论冗余论的范畴，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进入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探讨，或者说他们是认为在资本主义中坚持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而不是多余的。但是，我们在本书的理论渊源追溯中仍然会提及他们，原因在于他们的研究体现了庸俗经济学在价值理论研究中的庸俗共性。
本书所尝试研究的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赖以提出和形成的背景，即20世纪70年代左右，西方学者基于对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的批判中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冗余论观点，因此该观点在理论上包含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形是内部不一致的或者说是错误的，进一步，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
该劳动价值论冗余论的提出者和鼓吹者主要包括三个不同派别，一个是以斯蒂德曼为代表的新李嘉图主义，一个是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一个是以罗默（John Roemer）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这里需要略作说明的是，约翰·罗默关于放弃劳动价值论的结论是基于否定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学说作出的，但是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般解读仍然延续了鲍特基维茨研究传统，他只是错误地认为通过实物量关系对劳动力商品学说进行修改以后，劳动价值论仍然成立。因此，我们将其划归到冗余论的范畴。
对“劳动价值论冗余论”进行界定以后，我们就要对该“冗余论”追根溯源，然后进行剖析和批判。
从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争论史主线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和批判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具体地说，就是对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批判。该问题的解决关系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是否适用于资本主义一般规律的理论说明。
在经济思想史上，甚至在《资本论》第三卷未出版之前，一些著名的人物就开始宣扬这部著作的错误，开始予以猛烈批判。其中焦点就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问题。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序言中向我们展示了庸俗经济学家们在该问题上所呈现出的鲁莽。恩格斯所回应的批判者们实际上已经暗含了一些当代“冗余论”所坚持的方法论的影子。《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E.Von.Bôhm-Bawerk，1896、1907）通过批判马克思对第三卷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处理指责马克思的逻辑体系不成立[2]，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进入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如何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解答进行探讨。真正的问题或者说直接的理论渊源是前沙俄波兰裔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鲍特基维茨（L.Von.Bortkiewicz，1906、1907）提出马克思的价值转化模型中没有考虑作为要素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处理，因此主张需要修正马克思的解法来解决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3]
然而，经过鲍特基维茨修正后的模型却不能同时满足马克思的两个总量相等问题，即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后，商品的价值总额等于生产价格总额，剩余价值总额等于利润总额。鲍特基维茨的模型构建方法和思路被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Sweezy，1942）引入英语世界后，受到广泛关注。随着温特尼茨（J.Winternitz，1948）、多布（M.Dobb，1955）、米克（R.Meek，1956）、塞顿（F.Seton，1957）等人对鲍特基维茨模型的进一步一般化，鲍特基维茨关于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将是内部不一致的观点，逐渐作为一种“共识”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接受。正是在这种所谓“共识”及其所依赖的技术原因基础上，斯蒂德曼、萨缪尔森等人基于对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的批判和否定研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冗余论观点。一时间，“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在西方学术界成为20世纪70年代左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攻击观点。
针对斯蒂德曼、萨缪尔森等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攻击，国内外很多学者基于转形问题研究不断对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提出新的模型或者解法，以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辩护。这些研究对于深化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可以称之为狭义的转形问题研究。狭义的转形问题研究，对回应所谓的“共识”做出了积极的理论贡献。本书的理论任务界定为对20世纪70年代左右兴起的“劳动价值论冗余论”进行批判，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转形问题研究。广义的转形问题研究，不能离开狭义的转形问题研究。在本书中就体现在，“劳动价值论冗余论”是在“马克思的价值转形是内部不一致的”这样的“共识”及该“共识”形成的技术原因基础上提出并发展的；对“劳动价值论冗余论”进行批判，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对“共识”的形成出发，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和批判“劳动价值论冗余论”提出的内在线索和逻辑。也就是说，广义的转形问题研究，要以狭义的转形问题研究为基础和前提。
所以，本书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将会界定在狭义的转形问题基础上的广义的转形问题研究。通过考察“劳动价值论冗余论”提出的历史渊源，也即所谓“共识”产生的历史源泉，发掘“劳动价值论冗余论”的内在线索和逻辑，然后对该“劳动价值论冗余论”尤其是其所赖以提出的方法论和逻辑上的技术原因予以揭示和批判。进一步，我们在结合前人的研究对“劳动价值论冗余论”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进行批判反驳之后，考察现存的研究成果中所存在的缺陷也是必要的，这将涉及劳动价值论的传统数学化表述中劳动价值论的必要性如何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将结合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中的体现来探讨。
面对新李嘉图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逐渐发展起来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20世纪80年代之前，赖特（Erik Olin Wright）和希麦尔维特（Susan Himmelweit）及莫汉（Simon Mohun）、伊藤诚（Makoto Itoh）、谢克（Anwar Shaikh）、布朗芬布伦纳（Martin Bronfenbrenner）、鲍莫尔、金（J.E.King）等人主要还是在鲍特基维茨研究传统范围内对斯蒂德曼和萨缪尔森作出反驳。[4]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西方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关于马克思的鲍特基维茨主义解释是否正确。于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解释，包括“新解释”（NI）、同期单体系解释（SSSI）以及分期单体系解释（TSSI）等。这些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行的新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各自独立地开始出现。
“新解释”（NI）由法国学者杜梅尼尔（Gerard Dumenil，1980、1983）[5]和美国学者福利（Duncan Foley，1982）[6]各自独立地提出。他们将焦点集中于对价值价格关系的解释上，通过重新解释劳动力价值的概念，用工人的实际货币工资而不是工人实际耗费的劳动价值来表示可变资本，对价值转形问题进行了重新解释。“新解释”对劳动力价值的再解释实际上反驳和排除了鲍特基维茨在其价值和生产价格两个孤立的体系中处理可变资本的做法。对于价值转形所要满足的两个总量相等问题，他们从总的直接劳动时间等于被增加的总的货币价值出发，将总价值与总生产价格等式解释为可变资本加上利润总和等于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的总和，进一步因为劳动力价值的再解释，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也将相等。另外，因为“新解释”在所有的解释和论证中都与货币单位和劳动时间联系起来，从而在此基础上能够用工人的实际货币工资表示可变资本，因此该解释也经常被称作“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述”方法。
同期单体系解释（SSSI）并不是它的支持者们自己所定义的称谓，而是后来由克莱曼等人以区别于分期单体系解释而赋予它的一般指代。而克莱曼的指代标准就是，他们都试图消除鲍特基维茨在孤立地价值和生产价格体系中处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方法。按照克莱曼所定义的这种指代标准，同期单体系解释可以追溯至80年代初的沃尔夫、罗伯茨和卡拉瑞（Richard Wolff，Antonino Callari，Bruce Roberts，1982）[7]，90年代初的拉莫斯（Alejandro Ramos-Martinez，1991）[8]、李（Chai-On Lee，1993）[9]和莫塞利（Fred Moseley，1993）[10]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可以被包括在同期单体系解释的范围内。在同期单体系解释所包括的学者们那里，马克思的两个总量相等都声称被保留了。
关于转形问题第一次提出分期单体系解释的论文来自佩雷兹（Manuel Perez，1980）[11]和卡彻迪（Guglielmo Carchedi，1984）[12]，后来由克莱曼（Andrew kliman，1988、1999）[13]、弗里曼（Alan Freeman，2000、2004）等人进一步推广和完善。厄恩斯特（John R.Ernst，1982）[14]第一次基于分期主义对置盐定理做了反驳。与“新解释”相比，分期单体系解释不仅反驳鲍特基维茨研究中对不变资本的双体系处理，而且对不变资本的处理也反对孤立地在双体系中进行。也就是说，同期单体系解释和分期单体系解释的各自支持者都反对双体系的概念。与同期单体系解释相比，分期单体系解释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认为马克思有一个分期的而不是同期的价格和价值决定概念。在分期单体系解释那里，两个总量相等关系可以保留，同时还可以在反驳价值利润率和价格利润率不等的同时，反驳马克思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否定。[15]
国内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价值转形的研究也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胡代光、朱绍文、宋则行、陈征教授等老一辈对国外的争论进行了深入和积极的探讨；90年代以来，白暴力、丁堡骏、张忠任教授等则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构建新的模型，提出新的解法，以为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进行辩护；在国内这些经济学家的引领下，不断有新的学者加入进来投入到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这时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也更加广阔。有的学者继续追踪评论国外相关研究，有的也在转形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至发展经济学模型，也出现了一些类似“转形伪问题”的“新”提法以回应学术界对于转形问题的研究。具体到关于斯蒂德曼、萨缪尔森等人基于马克思转形问题的批判和否定进而提出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冗余论观点，白暴力、丁堡骏、余斌等人也从相关论证的计算错误角度或逻辑上给出了各自独立的批评。
国内外学者围绕狭义的转形问题研究所作的批判和反驳，试图从不同角度指出他们对马克思的误解或者计算论证过程中存在的错误。然而有些回应因为深受“共识”的影响从而并未挖掘出共同存在的技术原因，因此即使有些尝试准确地揭示出斯蒂德曼等人在数学论证中存在的某些错误，但是也因为是孤立地对某一种具体的论证进行反驳，所以并未揭示出他们存在的一般特点，从根源上进行反驳，这就不免使在反驳和辩护过程中陷入“各自为战”的境地，以致冗余论观点一直影响至今。西方以克莱曼为最主要代表人物的分期单体系解释学派通过对鲍特基维茨的批判提出了对马克思价值转形的分期单体系解释方法，并将鲍特基维茨研究界定为同期单体系。该称谓一方面能够很好地概括了鲍特基维茨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能够界定延续这一传统进而提出冗余论的学者。但是，西方学者包括克莱曼在内的分期单体系解释的倡导者并未逐一探寻冗余论提出者的论证如何体现鲍特基维茨研究传统，同时克莱曼在对鲍特基维茨的反驳中所构造的例子也具有刻意选取的嫌疑，因而不具有一般性。另外，即使分期单体系解释被包括反对者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已经反驳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形是内部不一致的，但也不能够说明为什么斯拉法以后劳动价值论还有存在的必要，克莱曼本人也承认，分期单体系解释关于生产价格对于价值的依赖只能从总量上得以保证。英国学者斯蒂夫·弗利特伍德（Steve Fleetwood）甚至从批判实在论的角度对劳动价值论的数学化表述提出批评。[16]我们将尝试综合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通过追溯劳动价值论冗余论提出的理论渊源，对鲍特基维茨研究传统进行一般特征的批判，从而达到对劳动价值论冗余论技术根源上的反驳，然后通过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探讨劳动价值论在合适的数学化表述中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