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哀音凄迷的晚唐时代

从懿宗即位的咸通元年（860）到唐哀帝禅位于梁的天祐四年（907），是唐代历史上极混乱、极血腥的时期。在大唐帝国走向覆灭的最后阶段，军阀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厮杀与火并，华夏大地在硝烟弥漫中震颤呻吟，规模空前的焚掠屠戮使得千百万的民众或葬身沙场，或流离失所。与此同时，朝堂内外还充斥着阉寺专权、朋党害政的腐朽气息。原本想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广大士人，也因为文衡失准而多无所成，通往科场的路途上，随处都能听到屡遭黜落的怨愤心声，无数下第诗作诉说着试子的凄楚和绝望。遥想唐之盛时，政纪严明，百业兴旺；其时士人群体心存渴求，满怀期待，于是慷慨之音发自肺腑，风流激荡，难以遏止；李、杜、元、白之所作类多如此。咸通以后，权奸在朝，政治腐败，广大士人在昏暗恐怖的环境中寻觅挣扎，心身俱疲，悲凉而绝望。在此情形下，其怨怒哀丧之情自然会形诸唱叹，播于管弦；咸通、乾符时期罗隐、陈黯、温庭筠、司空图等人通过诗歌作品来表达生不逢时的惆怅与无奈，其所营造的那种凄苦诗境，在有意无意间已经流露出国之将亡的悲哀。广明之乱以后，情形进一步恶化，在乱离中苦苦挣扎的士大夫群体，随时都要面对死亡的威胁，其精神人格遂不能不产生异乎寻常的消极蜕变。皇权衰败，国家残破，武夫称雄，宦途凶险，所有这一切迫使当日文人不能不变换其生存方式，他们或寄身诸侯幕府，或避乱出世以隐逸存身。或仕或隐，选择虽有不同，却都体现着求生于乱世的无奈和悲凉。刘勰尝云：“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3]晚唐文学环境严重恶化的基本情形，正可作如是观。为了避免无据空言，本节的讨论拟从以下几方面逐次展开。

一　朋党构祸，政纪解散

唐代政治之颓败腐朽，至懿宗咸通时已达到极点。其如唐末作家牛希济所云：“自咸通之后，上自宰辅以及方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赂取，故中官以宰相为时货，宰辅以牧守为时货，铨注以县令为时货，宰相若干万绳，刺史若干千绳，令若干百绳，皆声言于市井之人，更相借贷，以成其求。持权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于科矣。争图之者，仍以多为愈。彼以十万，我以二十万；彼以二十万，我以三十万。自宰邑用贿之法争相上下，复结驷连骑而往观其堆积之所，然后命官。权幸之门，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论道，平治四海，调燮阴阳，为造化之主；方镇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庙社稷之重；刺史县令，为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4]其实，奸佞塞途，贿赂公行，还仅仅是懿宗一代政纪解散的表象之一，而在绝大多数文史学者看来，朋党、宦官及藩镇三者，才是逼迫李唐王朝最终走向毁灭的祸根所在。

对文士阶层来说，当日政坛上难以躲避的朋党之祸，或许比卖官鬻爵更可怕。买卖本身即便不是出于自愿，也少有性命之忧；而一旦卷入党争旋涡，其生死沉浮的诸多可能就完全操持于他人之手。如无名氏《玉泉子》载：“及咸通中，韦保衡、路岩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遘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张颜潘州，李贶勤州，杜裔休端州，杜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内绣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回。”钱易《南部新书》癸卷所载与此稍异，曰：“韦、路作相，贬不附己者十司户：崔沆循州，李渎绣州，萧遘播州，高湘高州，崔彦融恩州，韦颜虔州，张渎勤州，郑彦持义州，李藻费州。唯恩州不回。”又云：“韦保衡、路岩作相，势动天地。附其势者，有‘牛头阿旁’、‘夜叉捷疾’之号。”其实，咸通时代朝中大臣因事涉党舆而遭遇贬逐者，还远不止这些。《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载，咸通十三年五月辛巳，敕贬尚书左丞李当以下凡十四人，曰：“自李当已下，皆于琮之亲党也，为韦保衡所逐。”剧烈而残酷的朋党斗争，使原本就十分艰难的仕宦生涯，又多了几分难以预料的凶险。

值得注意的是，咸通以后朋党与强藩势力逐步结合在一起，使文士群体的仕宦处境更加糟糕。例如，唐昭宗天复三年（903）韩偓被贬远窜，即是崔胤纠合朱全忠，与敌党赵崇、王赞等人争权的结果。《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卷二六四天复三年二月庚辰载：“初，翰林学士承旨韩偓之登进士第也，御史大夫赵崇知贡举。上返自凤翔，欲用偓为相，偓荐崇及兵部侍郎王赞自代；上欲从之，崔胤恶其分己权，使朱全忠入争之。全忠见上曰：‘赵崇轻薄之魁，王赞无才用，韩偓何得妄荐为相！’上见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贬偓濮州司马。上密与偓泣别，偓曰：‘是人非复前来之比，臣得远贬及死乃幸耳，不忍见簒弑之辱！’”与韦保衡、路岩贬斥异己的情形相比，崔胤与朱全忠联手，借藩镇之力剪除敌党的做法，危害更大，影响也更加深远。

崔胤式的党争模式一直延续到唐亡前夕。昭宗末年，攀附强藩的劣行文人柳璨、李振等人，与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等朝中大臣形同水火，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并最终酿成了“白马之祸”。范祖禹《唐鉴》卷二四天祐二年载：“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李振亦言于全忠曰：‘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乃贬独孤损、裴枢、崔远皆为刺史，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皆为司户，其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达于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皆指以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辛巳，再贬枢、损、远为泷、琼、白州司户。六月，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此次文士惨案的发生，不仅显示出唐末政治的残酷与血腥，更造就了唐末作家畏祸求生的乱世心态和冷漠消沉的艺术本能，其影响之深远，已经超出了朋党政治的固有范畴。

二　阉寺擅权，人伦颠倒

咸通而后，阉寺为祸的频率和规模也有所增加，其危害朝政、凌蔑文士的种种作为，已成促使文学生态逐步恶化的重要因素。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日确有不少官吏，通过攀附宦官势力得到了急速升迁。如咸通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杨收因“与左军中尉杨玄价叙同宗相结，故得为相”；[5]咸通六年正月，福建观察使杜宣猷因每年向宦官进献“私白”及寒食日遣吏分祭诸宦先垅之故，宦官德之，遂迁宣歙观察使，时人谓之“敕使墓户”。[6]至于那些职小位卑的中下层官员，就更是谈宦官而色变。例如《通鉴》卷二五〇咸通二年二月载：“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沉废终身。”在这种情形下，原本“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则众共弃之”[7]的士大夫群体，竟不得不改变初衷，委曲求全。更有甚者，则因攀附此龌龊之辈而遭人诟病。如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九《芳林十哲》条即云：“沈云翔，亚之弟也；林缮，改名绚，闽中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郑玘、刘业、唐珣、吴商叟（原注：以上四人未知其来），秦韬玉，京兆人，父为左军军将。韬玉有词藻，亦工长短歌……慕柏耆为人，至于躁进。驾幸西蜀，为田令孜擢用，未期岁，官至丞郎、判盐铁，特赐及第。郭熏者，不知何许人。……咸通中，自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得者八人，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然皆有文字，盖《礼》所谓君子达其大者、远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另据王谠《唐语林》卷四《企羡》门载：“芳林十哲，言其与宦官交游，若刘煜、任江洎、李岩士、蔡铤、秦韬玉之徒。铤与岩各将两军书题求华州解元，时谓对军解头。”两书所载“十哲”姓名虽有不同，但谓其“交通中贵”以求显达则一也。

僖宗及昭宗两朝，阉寺势力更是甚嚣尘上。先是以杨复恭为首的宦寺集团危害朝野，其同党杨守立、杨守信、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杨守厚等并掌权要，他们内外勾结，拥兵自重，诛戮大臣，天子不能制。这一宦官集团被铲灭不久，左右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等又渐成声势。他们先与军阀韩建等密切勾结，尽杀通王、覃王以下十一王，从而使昭宗皇帝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危难境地。光化三年十一月，刘季述等又囚禁昭宗于东宫，拥立太子裕为帝，阉寺之祸再一次震动朝野。当强藩割据、皇权倾危之时，宦官势力如此甚嚣尘上，令人难以置信。记得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间身居内廷，实握政治及禁军之权者皆属此族，即阉寺之特殊阶级是也。”[8]若以僖、昭两帝所历之情形而论，这一观点无疑是客观而公允的。

物极必反，随着李唐皇室的衰微，以依附皇权而存在，却又“实握政治及禁军之权”的宦官群体，最终难逃全体覆灭的命运。据《通鉴》卷二六三载，天复三年正月，在朱全忠威胁下，昭宗下令处斩韩全诲等二十余人，“时凤翔所诛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从行者，诛九十人”；“全忠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尽杀之”；宦官之“出使外方者，诏所在收捕诛之”。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捕杀，阉寺阶层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把持朝政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再没有发生过。

三　科场失衡，冤恨寝多

朋党与宦官的双重危害，使咸通以后的朝政陷入了极度混乱的状态，就连为国选材的科举考试也难以例外。懿、僖时代，应举旅途上的种种磨难，让天下才俊们普遍体会到刻骨铭心的痛。曾经困于名场达十三年之久、最终于乾宁二年（895）进士及第的闽中才子黄滔就曾经有过这样的慨叹：“咸通、乾符之际，龙门有万仞之险，莺谷无孤飞之羽！才名则温岐、韩铢、罗隐，皆退黜不已。”[9]其实，当日名士中不得一第而潦倒终身者又何止温庭筠、韩铢及罗隐等几人。昭宗光化三年（900）十二月，韦庄在《乞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中共列出十四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的“奇才”，依次为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得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和方干。[10]除李贺外，他们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咸通以后。另外，还有许多久历科场而不得一第的著名文人如罗隐、邵谒、赵牧、李洞、李山甫、章碣等，还没有被韦庄纳入“望追赐及第，各赠补阙、拾遗”的名单。康骈《剧谈录》卷下《元相国谒李贺》条尝云：“自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其间章句有闻亹亹不绝，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涛、贝庥、来鹄、贾随以文章著美，温庭筠、郑渎、何涓、周钤、宋耘、沈驾、周繁以词赋标名，贾岛、平曾、李陶、刘得仁、喻坦之、张乔、剧燕、许琳、陈觉以律诗流传，张维、皇甫川、郭、刘延晖以古风擅价，皆苦心文华，厄于一第。然其间数公丽藻英词播于海内，其虚薄叨联名级者，又不可同年而语矣。”康骈所列举的诗文作者中，有不少人已经被历史尘埃所湮没。个中缘由固难尽述，但归根结底，他们“苦心文华，厄于一第”的不幸命运令人同情。当然，同样是“厄于一第”者，每个人的遭遇及自我解脱方式却不尽相同，兹就其中富有典型意味者略述于次，以进一步加深对唐末科场弊端的认识和了解。

罗隐，字昭谏，咸通、乾符时屡上不第。《唐才子传》称其“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养浩然之气。乾符初举进士，累不第。广明中，遇乱归乡里”，遂依钱镠，为掌书记。“隐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自以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且介僻寡合。不喜军旅。献酬俎豆间，绰绰有余也。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11]落第举子与未嫁营妓，虽贵贱有别，但心灰意冷的人生感受确有几分相似。

邵谒举进士不第，亦在咸通时。高棅《唐诗品汇·姓氏爵里详节》载：“按本集序云：谒，韶州翁县人。少传闻为县吏，客至，令怒不搘床，遂截髻着县门，发愤读书。书堂隐起水心，距县十里。谒平居如里中儿未冠者，束发苦吟，尤能工古调。寻抵京师，隶国子。时温庭筠主试，乃榜三十余篇以振公道。已而释褐。后赴官，不知所终。”按：高氏所谓温庭筠主试，榜谒诗三十余篇以振公道事，发生于咸通七年十月六日，温庭筠榜文见存《全唐文》卷七八六。邵谒有《下第有感》诗云：“古人有遗言，天地如掌阔。我行三十载，青云路未达。尝闻读书者，所贵免征伐。谁知失意时，痛于刀伤骨。……如何归故山，相携采薇蕨。”诗虽朴拙，所叙苦情及归隐之由则真切动人。

李山甫虽“诗名冠于当代”[12]，然屡试不第，落魄终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著录《李山甫集》一卷，称“唐魏博从事李山甫撰。唐末进士不第”。《唐才子传》卷八谓其“咸通中累举进士不第。落魄有不羁才，须髯如戟，能为青白眼。生憎俗子，尚豪，虽箪食豆羮，自甘不厌。为诗托讽，不得志。每狂歌痛饮，拔剑斫地，少摅郁郁之气耳。后流寓河朔间，依乐彦桢为魏博从事，不得众情，以陵傲之，故无所遇”。另据《北梦琐言》卷一三《草贼号令公》条载：王铎“避地浮阳，与其都统幕客十来人从行，皆朝中士子。……彦祯有子曰从训，素无赖，爱其车马姬妾，以问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山甫以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从训图之。俟铎至甘陵，以轻骑数百，尽掠其槖装姬仆而还，铎与宾客皆遇害”。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三则云：“唐人尤重进士，其末也，如李振劝朱温一日杀司空裴贽等百余人于白马驿，苏楷进昭宗谥，李山甫教乐从训害王铎一家三百口，皆不得志于场屋者为之。”李山甫的所作所为固然应该受到指责，但唐末科场之弊及其严重影响，则更值得瞩目。

陆龟蒙乃晚唐名士，治文学史者多以之为晚唐诗人之代表，然究其实，亦为落第贫士也。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陆龟蒙传》，详考龟蒙行迹，谓其咸通九年应举不第，旋即奔波于诸藩幕府，多所撰论。晚岁退居松江之甫里，不喜与流俗交往，常携书籍、茶灶及钓具，乘蓬舟往还，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他还把自己的隐逸生涯与古圣人相提并论，曰：“尧、舜徾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13]既自谓散人，又自比尧、舜，傲世不群中亦透露着隐隐苦涩。

上述四人分别代表着唐末落第文人的四种心态，他们或归依强藩幕府，或流落不知所终，或放浪形骸以求解脱，或助纣为虐以泄私愤。咸通以后久困名场而不得一第者，其基本出路大抵如此。例如，赵牧“大中、咸通中累举进士不第。有俊才，负气节，遂舍场屋，放浪人间”；[14]章碣，咸通末以篇什著名，累举不第，竟流落不知所终。尝为《焚书坑》诗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5]此二人之选择，颇与陆龟蒙相类似。另如刘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既终，诗人争为诗以吊之，唯供奉僧栖白擅名，诗曰：‘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16]李洞“字才江，诸王之孙。慕贾岛为诗，铜铸为像，事之如神”。[17]此公尝“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帘献曰：‘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寻卒蜀中。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也”。[18]按：《唐诗纪事》卷五八载：“裴公，贽也。”另据徐松《登科记考》，裴贽知贡举凡三次，即大顺元年（890）、二年（891）及乾宁五年（898），其第二榜抑洞当在大顺二年。刘、李二人可视为邵谒同调。晚唐时代，与罗隐、邵谒、李山甫、陆龟蒙等人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文烦不赘。

正因为有太多士人饱尝久困名场的辛酸，那些从心灵深处自然流出的下第诗作才会引起全社会广泛的共鸣。罗隐《下第作》云：“年年模样一般般，何似东归把钓竿。岩谷谩劳思雨露，彩云终是逐鹓鸾。尘迷魏阙身应老，水到吴门叶欲残。至竟穷途也须达，不能长与世人看。”李山甫《下第献所知三首》之三云：“十年磨镞事锋铓，始逐朱旗入战场。四海风云难际会，一生肝胆易开张。退飞莺谷春零落，倒卓龙门路渺茫。今日惭知也惭命，笑余歌罢忽凄凉。”罗邺《下第》诗称：“谩把青春酒一杯，愁襟未信酒能开。江边依旧空归去，帝里还如不到来。门掩残阳鸣鸟雀，花飞何处好池台。此时惆怅便堪老，何用人间岁月催。”章碣《下第有怀》云：“故乡朝夕有人还，欲作家书下笔难。灭烛何曾妨夜坐，倾壶不独为春寒。迁来莺语虽堪听，落了杨花也怕看。但使他年遇公道，月轮长在桂珊珊。”这些作品中有怨愤，有叹息，但更多的是凄凉和无奈。宋人尝谓“大凡进取得失，盖亦常事”，而由下第诗作中实不难窥见其作者心胸之开阔与否。其实，面对唐末落第才子，这样的说法显失公允。倘若不能设身处地给予理解，则举子往返奔波于应试旅途，数年乃至数十年不得一第的凄凉心境，并不仅仅是其人“器宇不宏，偶一下第，则其情陨获，如伤刀剑，以至下泪”[19]那样简单。

总之，咸通以后受挫于科举考试的诗文作者，形迹各有不同，凄凉寒苦却无二致。他们的遭遇充分反映着懿宗以后世乱道衰、科场不公、士多不遇的历史真实。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段内，有那么多富有才情、专注诗文创作的著名文人困名于场，不得一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悲哀。从文学生态制约作家人格心态的角度讲，“咸通、乾符之际，龙门有万仞之险”的特殊环境，必然会影响到这一阶段诗歌创作的总体风貌，对此，下文还将展开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讨论。

四　强藩称雄，才士凌夷

有唐一代，藩镇称雄的状况从来都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在宣宗以前，中央政府的权威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懿、僖宗以后，一方面是皇权力量在不断弱化，而另一方面，各地强藩又利用镇压“盗寇”的机会以扩充实力；此消彼长之间，割据局面遂告形成，而各地强藩裂土自专的趋势也渐难遏制。

咸通元年（860）正月，刚刚即位的懿宗皇帝就不得不面对爆发于浙东地区的裘甫之乱。此事平息不久，咸通三年（862）徐州又发生了乱军驱逐节度使温璋的变故。咸通九年（868）七月，徐州赴桂守卒杀其将王仲甫，以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头，剽掠湘潭、衡山，擅还本镇。“庞勋据徐州，仓库素无贮蓄，乃令群雄四出，于扬、楚、庐、寿、滁、和、兖、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挽运粮糗，以夜继昼。招致亡命，有众二十万，男女十五已上，皆令执兵……首尾周岁，十余郡生灵，受其酷毒。”[20]曾巩所谓“大中、咸通之间，南方之忧常剧矣”，[21]大约就是指这些状况。到了咸通十三年（872）末，振武节度使李国昌移镇云中，其小男李克用杀云中防御使段文楚，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十四年，李国昌据振武，“自是沙陀侵掠代北诸州镇”[22]，朝廷不能制，由此拉开了诸侯割据、裂土称雄的亡国序幕。总之，懿宗一代，随着四方“盗寇”的峰起，大唐帝国已经呈现出了大厦将倾般的颓势。

僖宗一朝更与王仙芝、黄巢之乱相始终，銮舆逃蜀，寰宇破碎。各地军阀先借戡乱之名扩张实力，继而专擅财赋，私封官爵，形成了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割据集团。黄巢乱平以后，僖宗自蜀返京，改元光启，“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正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瑄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汉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23]面对分崩离析的社稷，僖宗忧惧而卒，享年才二十九岁。昭宗继立之时，朝廷已形同虚设，分裂已成定局。路振《九国志》等史籍所载南方诸国创置之年，杨吴为景福元年（892），前蜀为大顺二年（891），王闽、吴越为景福二年（893），马楚为乾宁三年（896），均在昭宗一代。天复以后，朱全忠更加快了篡唐自立的步伐，朝中大臣遭受杀戮或贬斥远窜者难以计数，最后连昭宗本人也被弑于洛阳的寝宫。

从咸通到唐末，华夏大地一直在战火硝烟中震颤沉吟，各路诸侯互相火并，大肆屠戮，一战之后死者往往达数万人，战争的持久与残酷真是触目惊心。原本富庶繁华的长安、扬州及成都等地，都因此成为人烟稀少的荒田野地。《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七月丙辰载：“先是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及经秦毕孙杨（按：即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其实，扬州乃至江淮地区的残破，不过是饱受战乱摧残的全中国的一个缩影而已。旷日持久的杀伐屠戮，严重威胁到广大士人的生存，死亡以及死亡的恐怖无处不在。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乱军攻入长安，“己亥，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名衔者，复其官。豆卢瑑、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蒙、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扈从不及，匿民间，巢搜获，皆杀之。……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义不臣贼，举家自杀。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臣于巢，多纳亡命，匿公卿于复壁，巢杀之”。同卷中和元年三月又载：“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尚让怒，应在省官及门卒，悉抉目倒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24]时韦庄被困长安，作《秦妇吟》长诗云：“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25]乃写实也。嵩山隐君周朴，工为诗，乾符末被黄巢乱军所执，宁死不屈，终遭杀害，“远近闻之，莫不流涕”。[26]苏州才子吴仁璧，“少习星纬黄白家言。唐大顺中登进士第，已而入浙。家贫，常佯狂乞于市。武肃王闻其名，待之客礼，叩以天象，仁璧辞非所知；欲辟幕职，又以诗固辞。及秦国太夫人薨，具礼币请为墓铭，仁璧坚不肯属草，武肃王大怒，投仁璧于江中死”。“仁璧有女年十八，能诗，精于天官之学，居恒戒仁璧慎出入，无罹罗网。及仁璧被系，女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未几，王并沉之东小江”。[27]另据陶岳《五代史补》卷一《郑准作归姓表》条载：“郑准，不知何许人，性谅直，能为文，长于笺奏。成汭镇荆南，辟为推官。……（后）遽请解职，汭怒其去，潜使人于途中杀之。”[28]李巨川，字下已，乾符中举进士。历事王重荣、杨守亮及韩建诸幕，光化初也死于朱全忠之手。[29]另据何光远《鉴诫录》卷四《危乱黜》条载：“昭宗之代，张拾遗道古因贡《五危二乱表》叙兴废之事，遂黜于蜀。时王太祖辟为安抚推官。张所为古僻，不循时情，遂在道江卖卜过日。及太祖立，每思其贤，遣使招之，屡征不起。复上章疏，词旨是非，帝遂诛之，瘗于五墓之地。”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文烦不赘。

当战争和杀戮成为生活的常态时，整个社会都会陷入无休止的恐怖之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恐怖之情还会以各种怪异不稽的方式得到传播。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一《关三郎入关》条云：“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慄，亦无大苦。弘农杨玭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慄。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事实上，看似无稽讹传的“关三郎鬼兵入城”传说，正是以一种“民间化”的特殊方式，夸张描述着“咸通乱离”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惊惧与恐慌。从某种角度讲，战乱年代阴阳两界的距离的确不比平常，生死之间的转换往往在瞬间即可完成。当此之时，心忧“关三郎相随”者，又何止杨玭！身处乱离的作家们，同样用诗歌表达着他们的惶恐与不安。例如，皮日休《寄滑州李副使员外》云：“兵绕临淮数十重，铁衣才子正从公。军前草奏旄头下，城上封书箭簳中。围合只应闻晓雁，血腥何处避春风。”陆龟蒙《短歌行》云：“爪牙在身上，陷阱犹可制。爪牙在胸中，剑戟无所畏。人言畏猛虎，谁是撩头弊。只见古来心，奸雄暗相噬。”罗隐《乱后逢友人》云：“沧海去未得，倚舟聊问津。生灵宼盗尽，方镇改更频。梦里旧行处，眼前新贵人。从来事如此，君莫独沾巾。”这些作品所描述的，约为咸通、乾符年间的战乱景象；比较而言，僖、昭宗两朝狼烟蔽日、血流成河的情状，更加震撼人心。如曹松在黄巢入长安之年所作的《乙亥岁二首》诗云：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渔。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波间一战百神愁，两岸强兵过未休。谁道沧江总无事，近来长共血争流。

李山甫《乱后途中》则云：

乱离寻故园，朝市不如村。恸哭翻无泪，颠狂觉少魂。诸侯贪割据，群盗恣并吞。为问登坛者，何年答汉恩。

诸侯割据的贪婪，生灵涂炭的悲哀，还有诗人心灵深处难以自抑的震颤与恐惧，在这些作品中均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果说那些在战乱中失去性命的文人还会因为“死节”的悲壮而得到世人的同情，那么在战乱中委曲求生的宦途游子们，则只能默默忍受各种屈辱。例如无名氏《玉泉子》即云：“（皮）日休尝游江湖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亲也，或潜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来否？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沉祢衡之所也。’举席为之惧，日休雨涕而已。”今按：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称皮日休“乾符丧乱，东出关，陷巢贼中。巢惜其才，授以翰林学士。日休惶恐局踧，欲死未能。劫令作谶文以惑众，曰：‘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贼疑其衷，恨必讥己，遂杀之。临刑神色自若，知与不知皆痛惋也”。然胡三省于《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广明元年十二月壬辰“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条下注云：“陆游《老学庵笔记》曰：‘《该闻录》言，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今《唐书》取其事。按尹师鲁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祖光业，为吴越丞相。父璨，为元帅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东。’据此，则日休未尝陷黄巢，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小说谬妄，无所不有。师鲁文章传世，且刚正有守，非欺后世者。”今从此说。

和皮日休一样，余杭罗邺落第后投身幕府，其遭遇也颇为辛酸。《唐诗纪事》卷六八称：“邺，余杭人。……咸通中，崔安潜侍郎廉问江西，志在弓旌，竟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邮，因兹举事阑珊，无成而卒。”其实，僖、昭两朝像这样入幕求生的落魄文人随视皆是，举不胜举。杜荀鹤、李袭吉、敬翔、李巨川、马郁等先后从事于北方诸藩，罗隐、韦庄、牛峤、唐彦谦、黄台、杜荀鹤、黄滔、徐寅、刘山甫等又委身于南国诸幕。他们身事强藩的经历和遭遇各有不同，才学与人品也各自有别，但生不逢时的无奈和凄凉感受却大体相同。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五代幕僚之祸》中说：“五代之初，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盖群雄割据，各务争胜，虽书檄往来，亦耻居人下，觇国者并于此观其国之能得士与否。一时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然藩镇皆武夫，侍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礼戕害。”这一概括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其所谓“五代之初”，实际上就是指割据形势已基本稳定的昭宗时代。

以上从四个方面概括描述了晚唐时代文学生态严重恶化的基本情形。概而言之，奸佞当道、武夫称雄以及为谋求生存而颠沛流离，乃是晚唐文人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现实。咸通以后诗文创作日渐衰替的客观原因在此，唐宋文学开始转型的历史契机也在此。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善良的人们总是希望战乱能够避免，或尽量少发生一些。有人说生活在咸通乱后的文人，心灵深处所承受的屈辱和恐怖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所仅见，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史实依据还是充分的。不过，正如山川地貌的改变总要借助地壳运动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要付出痛苦的代价。晚唐社会所发生的种种灾难固然令人痛心，但从另一角度讲，这场灾难乃是中唐以来各种社会矛盾沉积发展的必然结果。假如我们将由唐及宋的社会变革和文学转型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从咸通初年到哀帝被弑的四十余年，还仅仅是整个过程的开端。当割据形势相对稳定之后，五代十国将会为文学发展提供另一种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