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北分隔的五代十国

按照通常的了解，五代十国时期是指从朱温篡唐（907）到北宋代周（960）的五十三年时间，但正如前文所述，“十国”之中的杨吴、王蜀、王闽、吴越、马楚等偏霸政权均建立于昭宗一代。而当北宋建国之时，南唐、吴越、孟蜀、南汉、荆南及北汉政权还依然存在，正所谓“天下未一，宋亦列国耳”。[30]因此，有关该阶段文学生态的讨论，就不必拘泥于朝代更替的束缚。五代十国虽然分裂，但与血腥的晚唐相比还算平静，南方“九国”更是如此。该时期南、北文学生态的发展差异较大，进一步加深了文学创作南重北轻的局面，影响所及远至北宋。当然，在经历了晚唐几十年腥风血雨的激烈震荡之后，五代十国各政权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已经和李唐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变革的深度和速度都值得瞩目。与此同时，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一个新兴的“士”阶层正在乱世的磨砺中迅速成熟起来；他们没有传统士大夫所标榜的“儒道”人格，却在促进社会政治文化的转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诗文创作领域，五代十国的作家们虽然贫弱，但在唐、宋两大文学高峰之间，却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低谷渐进的纽带和桥梁。

一　“五代”社会结构的深层嬗变

五代时期社会政治结构的深层嬗变，乃是文学生态考察中最宜究心的核心与重点；而相关问题的讨论，既要明确唐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过程，同时更应尊重五代君臣重建社会秩序的种种尝试。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李唐三百年间在国家政治、军事及文化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力量大约有四种：一是由“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所构成并一贯拥护“关中本位政策”的名族世家，[31]他们素以“谱牒”自重，拥有世袭特权，是谓“士族”；然该阶层经“武曌集团”以“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方法加以打击之后，实力颇衰。[32]二是“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政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士大夫，大抵以文词科举进身者也”，是谓“庶族”。“贞元以后，宰相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而翰林学士复出自进士词科之高选，山东旧族苟欲致身通显，自宜趋赴进士之科，此山东旧族所以多由进士出身，与新兴阶级同化，而新兴阶级复已累代贵仕，转成乔木世臣之家矣”。[33]至此，原本有士、庶之别的两种力量逐步合流，共同形成了“缙绅”阶层。三是“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故其人多出自边荒区域”，李唐藩镇悍将，多出于此。四是“身居内廷，实握政治及禁军之权者”，“即阉寺之特殊阶级”。[34]这四种力量的消长变化，不仅造就了李唐王朝的兴衰成败，更制约着晚唐五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

唐末五代，以“阀阅”和“进士词科”为背景的“士族”阶层遭到重创，其政治实力几乎丧失殆尽。唐昭宗被弑之后，朱全忠为了清除篡唐自立的障碍，大量杀戮门阀世胄。其时“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35]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文集》卷五云：“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然而裴枢辈六七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簒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位几如奕棋，而大族高门降为皂隶。”客观说来，当日之武夫枭雄，后来竟能称王称帝者，皆狗偷鼠窃之徒，出身卑贱，目不识丁；他们对那些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的贤达雅士，本能地怀有一种敌对情绪，而贬斥杀戮的最终结果，便是氏族门阀势力的彻底衰落。及至后唐时期，“谱牒”氏族的消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据《通鉴》卷二七三唐庄宗同光二年三月载，“自唐末丧乱，缙绅之家或以告赤鬻于族姻，遂乱昭穆，至有舅、叔拜甥、侄者，选人伪滥者众。郭崇韬欲革其弊，请令铨司精加考核。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才数十人，涂毁告身者十之九。选人或号哭道路，或馁死逆旅”。其丧乱衰绝竟至于此！

至于阉寺势力，在唐末已诛戮殆尽。五代之时，此类在唐庄宗时期虽偶有抬头，但对政治的影响已微乎其微。《旧五代史》卷三一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正月，“诏曰：‘皇纲已正，紫薇方严，凡事内官，不合更居外地。诏诸道应有内官，不计高低，并仰逐处并家口发遣赴阙，不得辄有停滞。’帝龙潜时，寺人数已及五百，至是合诸道赴阙者，约千余人，皆给赐优赡，服玩华侈，委之事务，付以腹心”。宦官重新得宠，这无疑是历史的暂时性倒退。后唐明宗继立以后，随即下诏捕杀，“宦者亡窜山谷，多削发为浮图。其亡至太原者七十余人，悉捕而杀之都亭驿，流血盈庭”。[36]此次对宦官的捕杀几乎是绝灭性的。当然，这只是就中原而言，遗留在吴越及南汉各地的阉寺群体尚不在其内。不过，随着上述割据政权的相继覆没，残存的宦寺余孽最终也会消灭。

顺便说一下，北宋诸帝总结了李唐一代宦官为祸的教训，建国之初即着意避免。《宋史》卷四六六《宦者传》叙云：“宋世待宦者甚严。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又诏臣僚毋私蓄阉人，民间有阉童孺为货鬻者论死。去唐未远，有所征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载，宋太宗淳化五年八月甲午，宦者王继恩因平定王小波、李顺之乱有功，“中书建议欲以为宣徽使，上曰：‘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者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恳言继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赏。上怒，深责宰相等”。正因为有如此体认，宦官左右朝政的情况在两宋时期再未出现过。

随着传统“士族”势力及“阉寺之特殊阶级”的消失，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将发生系统而深刻的变化。若从唐、宋转型的角度看，这种变化则主要体现在探索和积累的过程之中。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就此论题展开充分讨论，作为文学生态研究，可资借鉴的结论并不多。在我们看来，五代十国时期，真正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生态因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皇权与藩镇之间的矛盾继续存在，并严重影响着社会政治的稳定；自梁及周五朝更替，国无宁日，其致祸之由多在于此。

五代乃“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毁，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37]其时武夫悍将骄横称雄，以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38]因而篡弑相寻，肆无忌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一军中有五帝》条云：“唐庄宗为晋王时，与梁军拒于河上，垂十年。……计是时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废帝（李从珂）、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皆在行间，一军共有五帝，此古来未有之奇也。”就实质而论，梁、唐、晋、汉、周五朝帝王，不过是地位特殊的藩镇而已，其作为朝廷的军事和政治权威根本未能建立起来，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晚唐五代以来，各地藩镇一直保持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他们拥兵自重，每每与中央政府相抗衡。其如《宋史纪事本末》卷一《收兵权》所云：“五代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镇受代，先命近臣谕旨，且发兵备之，尚有不奉诏者。”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的用人权也基本掌握在藩镇手中，所有的州牧、县令都要接受节度使或观察使的任命、节制和调遣。为了便于专权恣横，藩镇所命之地方官员大多为昏庸贪婪之徒，所谓“任官凡曹、掾、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秽迹万状。故天下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即便如此，节度、观察仍不放心，他们还要“补署亲随为诸藩镇、副镇都虞侯，同掌警逻盗窃之事，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多阙簿、尉”。[39]可想而知，在这种状况下，朝廷法令如何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

在地方行政之权统归藩镇的同时，中央政府对财税的征收和使用就难以实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云：“五代以来，收税毕，州符追县吏，谓之‘会州’，县吏厚敛于里胥以赂州吏，里胥复率于民，民甚苦之也。”同书卷六复云：“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上始即位，犹循常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当税收之权完全归于州、县官吏时，所有能够敛财的做法都有可能出现，而田租数量的超常确定便是其中之一例。其如《长编》卷七乾德四年闰八月癸酉条所云：“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由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莱。”然而，即便是如此苛重的盘剥，却仍然满足不了各路藩镇的贪婪需求，于是，那些肆无忌惮的武夫悍将们又依仗手中握有的兵权，通过各种贸易渠道来聚敛钱财，供其挥霍。如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三九引《谈苑》曰：“五代以来，节帅牧专多遣亲吏往诸道往来贩易，所过不收算，率以致富。养马至千匹，仆厮至一千余人。国初大功臣十数人，犹袭旧风，太祖患之，未革其弊。”从指使部曲厚敛，到严令州县重税盘剥，再到通过贩易取值，所有这些经济环节都被地方藩镇所把持，其时中央政府可以调度的赋税收入便可想而知。

除了跋扈之乱与重敛之弊，五代藩镇还有专杀之权。李焘尝云：“五代以来典刑弛废，州郡掌狱吏不明习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恣意用法。”[40]这一说法是有史实依据的。如洪迈《容斋三笔》卷七《五代滥刑》条载：“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师廵捡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敬瑭杀之。次日，枢密使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下诏自咎，以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罚敬瑭一月俸。浑公儿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硕，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41]连小儿嬉戏都能招致杀身之祸，如此“滥刑”，直令人瞠目。按照洪氏的说法，唐明宗还算是有“仁心”的了，而更多的诸侯则是暴虐酷毒，视民如草芥，处置生杀之事完全没有法令概念。宋太祖建国以后，曾经对宰臣说：“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此耶！”[42]的确，如果国家法令废弛，连断案杀人这样的大事都由藩镇随意处置，那么皇权的尊严和权威就根本无从谈起。

宋人吕中曾总结说：“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43]其实，这五个方面正好体现着皇权政府与方镇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方镇之权一日不夺，皇权政府的权威就一日不能建立，这里面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其二，“文武之争”取代“士庶之争”，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在“五代”政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五代十国君臣大多出身卑贱，他们既无谱牒可倚，更非进士出身，其所作所为往往背离“教化之人”应有的道德准则。举凡十几位“开国”之主，如朱温、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王建、杨行密、马殷、钱镠、王审知、刘隐、李昪、孟知祥等，或出身佣奴，不事生业；或从小以盗墓贩盐为生，为害乡里，而后唐、后汉及后晋之君作为沙陀胡种，更没有值得炫耀的高贵出身。虽说他们也想掩饰自己不光彩的历史，但终究是徒劳的。例如前蜀主王建“在许下时，尤不逞，尝坐事遭徒，但无杖痕尔。及据蜀，得马涓为从事。涓好诋讦，建恐为所讥，因问曰：‘窃闻外议，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对曰：‘有之。’建恃无杖痕，且对众，因袒背以示涓，曰：‘请足下试看，有遭杖责而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诈，乃抚背而叹曰：‘大奇，当时何处得此好膏药来！’宾佐皆失色，而涓晏然”。[44]此事虽系小说家言，却也反映出当日由卑贱小人成就霸业者的普遍心态。这些行伍出身的乱世枭雄，所以能称帝称王者，皆因其残忍善战之故。如陶岳《五代史补》卷一载：“太祖（按即朱全忠）之用兵也，法令严峻，每战逐队，主帅或有殁而不返者，其余皆斩之，谓之‘拔队斩’，自是战无不胜。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儿文面，自此始也。”为了实现割据称雄的目的，任何酷刑峻法都可能成为必要选项。据《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七月丙辰载，王建军中有军士名王先成者，新津人，本书生也，自述王建部属“与盗贼无异，夺其赀财，驱其畜产，分其老弱妇女以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离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于暑雨，残伤于蛇虎，孤危饥渇，无所归诉”。类似的情形在五代十国历史上司空见惯，不烦赘述。以杀伐为能事者，大多对文人士大夫怀有一种本能的敌意；也正因为如此，所谓“侍权任气、非礼戕害”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〇载：“朱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木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宜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针对如此记载，朱熹尝云：“朱梁不久而灭，无人为他藏掩得，故诸恶一切发见。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45]这话或许有一定道理。唐、晋、汉三朝帝王纯系沙陀武夫，他们对文人学士持有相同的态度，洪迈所谓“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46]者，盖其实也。也许在他们身上，文人学士遭遇凌蔑戕害的事并不稀见，只是有人“为他藏掩”，后人莫知其详罢了。

虽然历史学家对沙陀帝王凌蔑文人的种种表现语焉未详，但从当日那些用事武夫的所作所为，仍然不难窥视到某些上行下效的隐情。例如，后晋宣徽南院使李彦韬，少事阎宝为皂隶，后隶石敬瑭帐下为腹心。“每在帝侧，升除将相”，常谓“朝廷所设文官将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废之。[47]后汉同平章事、检校太师、兼侍中史弘肇“少游侠无行，拳勇健步”，及主政，则称：“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48]其同列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杨邠出身府吏，尝曰：“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49]同平章事王章尤不喜文臣，曰：“此辈授之握筭，不知纵横，何益于用！”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谓之“闲杂物”；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谓之“抬估”。[50]这些权臣的种种言行，一方面严重摧毁了崇文尚学的社会风气，同时也从根本上削弱了科举考试制度为国选材的必要性。搜检五代宰臣，像赵光逢、赵光胤兄弟致位通显，李琪、李珽兄弟以文章知名，且为进士出身者，为数绝少；而李愚、任圜、赵凤、冯道、卢文纪、马裔孙等当代名臣均为布衣宰相。在武夫当权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能否显达，在很多情况下与礼乐文章并无直接关系。和凝、王朴虽出身进士，但两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朝廷重臣，却并非凭借道德文章；和凝作为滑帅贺瑰的女婿而遽蒙拔擢，王朴进士及第之初即依附于枢密使杨邠；他们二人的经历无疑显示出某种典型意义。

武夫专权的时代，但凡有才华的文士都可能被视为敌人，这一点甚至连皇家贵胄的门客都难以幸免。例如，陶岳《五代史补》卷二《秦王掇祸》条即云：“秦王从荣，明宗之爱子，好为诗。判河南府，辟高辇为推官。辇尤能为诗，宾主相遇甚欢。自是出入门下者，当时名士有若张杭、高文蔚、何仲举之徒，莫不分廷抗礼，更唱迭和。时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从荣所为，皆不悦。于是康知训等窃议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词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则我等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未几及祸，高辇弃市。”仅仅是因为“好为诗”，仅仅是因为“交游者多词客”，秦王从荣便要遭遇如此惨祸，而那些职小位卑、无依无靠的普通文臣便可想而知了。缙绅之士偷生于此时，即使显达如和凝、冯道者，都不免仰人鼻息。武夫临朝，皂隶主政，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相对于朝中文臣，寄身于方镇幕府中的文职小吏，处境则更为凶险，遭遇也更加悲惨。例如宋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二载，后唐宁江军节度使西方邺，“所为不法，判官谭善达数谏，邺怒，遣人告善达受金，下狱。善达素刚，辞益不逊，死于狱。邺病，见善达为祟，卒。人之生死，一气之聚散也，血气虽已散，冤恨之气不散也”。假如冤死之人真可为祟，像谭善达那样的冤魂又何止千百！无礼残暴的郡守节帅代不乏人，身罹惨毒的文人学士们便难以具数。后晋时，平卢军节度使房知温，“性粗犷，动罕由礼，每迎待王人，不改戎服，寡言笑，多纵左右排辱宾僚，他日知悮，亦无愧色”。[51]华州节度使张彦泽，“有从事张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后以小逆彦泽意，竟被“决口割心，断手足而死之”。[52]后汉隐帝刘承祐在位之时，“法尚深刻，藩郡凡奏刑杀，不究其实，即顺其请，故当时从事鲜宾客之礼，重足累迹而事之，犹不能免其祸焉”。当时有“相州节度使王继弘杀节度叛官张易，以讹言闻”，即其例也。[5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云：“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扺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观上述各例，知此言非妄。

记得晚唐时期，有些朝中重臣为了满足朋党斗争的一时之需，或有一些久历科场而不得一第的失意文人为了发泄怨愤，都曾借助于强藩之力。那个时候，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料到短短几年或十几年以后，普天之下所有的文人都将面对武夫悍卒的凌辱，无力自保。身处五代乱世的中原文人不仅没有了士、庶之隔，甚至连胡、汉出身都被忽略了。欧阳修尝云：“夫乱国之君，常置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置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54]其实，在“文武之争”已经取代“士庶之争”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之后，士人“身蹈危亡”的原因基本与君子、小人无关，原因很简单，那是一个武夫称雄、道德沦丧的时代。

其三，胡、汉矛盾的消长变化在五代政治及军事生活中至为重要，同时，后唐、后晋及后汉三朝文学生态的空前恶化也与此息息相关。

“五代”各朝是在战乱破坏的过程中极不自觉地完成社会力量的重新整合的，这种鲜明的“过渡性”特点，既是从晚唐藩镇割据的局面下延续而来，同时又为国家在分裂动荡中实现新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

从后唐到后汉，史学家称之为“沙陀三王朝”，其统治者皆出身于少数民族。后唐之基创建于李克用之手，“其先本号朱邪，盖出于西突厥，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以朱邪为姓”。广明元年，招讨使李琢会幽州李可举、云州赫连铎击沙陀，沙陀大溃，克用父子亡入达靼。中和三年，克用以沙陀兵大败黄巢，“京师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55]此后东征西讨，渐成霸业。朱梁灭唐之明年，以疾卒。其子存勖继立，最终灭梁自立，入主洛阳。晋高祖石敬瑭之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其后晋王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臬捩鸡以善骑射，常从晋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56]敬瑭为明宗女婿，其姓石氏，不知何所得。后唐清泰三年（936）上书求援于契丹，与契丹主耶律德光约为父子，迎入洛阳，遂即皇帝位。后汉高祖刘知远，“其先本沙陀部人”，晋开运四年正月晋少帝全族为契丹挟制北迁，刘氏遂即皇帝位。[57]后唐有国仅十三年，后晋十年，后汉才不过五年而已；但就是这二十八年的时间，竟从根本上改变了北中国地区的防御态势。

胡、汉矛盾在李唐时代就已存在，但那时还仅限于河朔等各民族杂居之地。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即云：“今试检《新唐书》之《藩镇传》，并取其他有关诸传之人其活动范围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参考，则发现二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无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这一论断非常精辟。唐末纷乱之时，胡人借“勤王”之机深入中原，立功受封之后方得立足，后经营多年才渐至强盛。

从用人政策及御国方略两个角度讲，后唐、石晋及刘汉统治者虽然保留着河朔、代北胡人武力跋扈、贪财重敛及滥杀无辜等许多非“教化”的习气，但由于久处中原，受到汉族文化的逐步熏染，已经部分实现了汉化。例如，后唐奠基者李克用虽出沙陀，但他在心理上已经将自己看作汉人，一旦有人以“胡奴”相称，便怒不可遏。《五代史补》卷二《徐寅摈弃》条载：

徐寅登第，归闽中，途经大梁，因献太祖《游大梁赋》。时梁祖与太原武皇为仇敌，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词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胆落”。未几，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见而大怒。及庄宗之灭梁也，四方诸侯以为唐室复兴，奉琛为庆者相继。王审知在闽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问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隐，以无恙对。庄宗因惨然曰：“汝归语王审知，父母之雠，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闻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吿，审知曰：“如此，则主上欲杀徐寅尔。今杀则未敢奉诏，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阍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终身止于秘书正字。

徐寅作赋，仅仅是为了取悦于朱全忠，但“一眼胡奴”句不仅刺痛李氏生理缺陷，更深涉其种族出身之忌讳，是故庄宗以帝王之尊明令严惩，也是极正常的事。

从某种角度讲，“沙陀三王朝”时期北中国地区胡、汉民族融合的速度与规模都值得瞩目。例如，后唐庄宗李存勖虽为沙陀胡种，他虽自称“我本蕃人，以羊马为活业”，[58]但中原汉族文化给予他性情与气质的熏陶也颇为明显，所谓“十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59]这里面所体现的正是一种胡汉融合的文化自觉。有了这样的基础，有国之后的唐庄宗便少了几分野蛮的胡人习气，多了一些采纳谏诤、择善而从的耐心。例如，庄宗出猎往往蹂践苗稼，有县令犯颜进谏曰：“大凡有国家者，当视民如赤子，性命所系。陛下以一时之娱，恣其蹂践，使比屋嚣然，动沟壑之虑，为民父母，岂若是耶？”庄宗大怒，以为遭县令所辱，遂叱退，将斩之。后经伶人巧劝，其怒少霁，最终宽恕了县令唐突冲犯之罪。[60]后唐明宗李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无姓”，[61]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胡人，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纪第六》中却说：“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尝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以诏书褒廉吏孙岳等，以风示天下。其爱人恤物，盖亦有意于治矣。其即位时，春秋已高，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最为长世，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如此作为，显然不是简单的夷狄思维所能济事。大抵以仁爱之心治理天下者，最能于细微之处见功夫。例如，史载“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得其罪，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且朕自省事以来，仓场给散，动经一二十年未毕。今轻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怆然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耗，以备鼠雀侵蠧，谓之鼠雀耗。’仓粮加耗，自此始也”。[62]事情虽小，却也能见出为国者用心之良苦。帝王之外，五代时出仕于中原的胡夷之臣中也有向往汉族文化者。例如，《新五代史》卷五七《马重绩传》云：“其先出于北狄，而世事军中。重绩少学数术，明太一、五纪、八象、三统大历，居于太原。唐庄宗镇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问之。”以北狄子孙而有如此学问，这在当日汉族文臣中也并不多见。

应该说，胡、汉民族以战争或其他方式实现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融合，乃是很自然的事，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五代时期胡、汉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是绝对的。当日活跃在中原地区的武夫骁将，凡出自沙陀、粟特及回鹘者，动辄凌蔑汉臣，屠杀汉民，而其王朝既不能、也不想制。更为重要的是，沙陀与契丹之间本就交好，唐、晋、汉三朝虽定都洛阳，但他们与契丹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胡、汉相隔。早在李唐末年，安巴坚尽杀诸部大人，自立为契丹之主。“梁将簒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约为兄弟，赠金帛甚厚，期共举兵击梁阿保机。既而背约，遣使聘梁称臣，约共灭晋。”[63]自此而后，梁、晋与契丹之间各有和战，但总体上仍能各守疆界。后契丹主更姓曰耶律，以其所居为上京，南面攻掠，获利常多。及庄宗崩，唐明宗厚礼之，双方均遣使报聘，维持现状，而契丹主始终未能长驱南下。

不过，这种势均力敌的对峙局面最后还是被明宗女婿石敬瑭所打破。后唐末帝时，契丹主耶律德光“西徙横帐，居库尔泊，出寇云、朔之间，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镇河东，总大同、彰国、振武、威塞等军御之。应顺、清泰之间，调发馈饷，远近劳敝。石敬瑭反，唐遣张敬达等讨之，敬瑭遣使求救于德光，称臣，以父事之。约事捷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契丹兵出雁门，车骑连亘数十里，唐兵大败。遂筑坛晋城，南立敬瑭为皇帝”。[64]通过这次的纠结，沙陀与契丹之间关系更加密切，而中原百姓也将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有关该事件的具体细节，《通鉴》卷二八〇天福元年十一月记载说：

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筑坛于柳林，是日，即皇帝位。

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

燕、云等十六州的分割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上引文字下加注云：“人皆以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余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汉建安丧乱，弃陉北之地，不害为魏、晋之强是也。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然卢龙之险在营、平二州界，自刘守光僣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险也久矣。”[65]钱穆《国史大纲》也就此评论说：“自此下至元顺帝退出中国，其间凡四百二十四年，那一带土地可以说长期受异族的统治”，“此十六州既为外族所踞，从此中国北方迤东一带之天然国防线全部失却，大河北岸几无屏障。中国遂不得不陷于天然的压逼形势下挣扎。”[66]所有这些议论都是客观而公允的。

后晋末年，随着中原民众反契丹情绪的日益高涨，胡、汉矛盾不断激化。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契丹主率兵大举南侵，在秀容、戚城、马家口及澶州等战役中连遭惨败，退归之时“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67]次年又卷土重来，遭到中原军民的殊死抗击，屡战屡败。时“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述律太后谓契丹主曰：‘使汉人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曰：‘石氏负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虽得汉地，不能居也；万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谓其群下曰：‘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68]然而此时的后晋统治集团，贪残腐朽已达极点，御敌有功的边关将领得不到奖励，朝廷上下离心离德。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契丹兵在后晋降将杜威的带领下，长驱入汴，后晋遂亡。

相对“燕、云十六州”的割舍，石晋政权的覆灭倒成了小事；所谓“晋氏始出夷狄而微，终为夷狄所灭”，[69]本质上仍然属于胡夷之间的问题。但耶律德光入汴以后自立为帝，并纵容契丹兵四出抢掠、恣意凌辱中原士人的做法，却进一步激化了胡、汉矛盾。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卷四二上《契丹灭晋》云：

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釜阳贼帅梁晖有众数百，送款晋阳，求效用，帝许之。磁州刺史李谷，密通表于帝，令晖袭相州，晖侦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积兵器无守备，丁丑，夜遣壮士踰城入，启关纳其众，杀契丹数百，其守将突围走。晖据州自称留后，表言其状。

《文献通考》卷三四五《四裔考·契丹上》亦称：“德光已灭晋，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括借天下钱帛以赏军，胡兵人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汉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镇多杀契丹守将归汉。”其实，就在梁晖率众攻克相州、杀契丹守军的同时，“契丹主遣右谏议大夫赵熙使晋州，括率钱帛，征督甚急”，晋州“民相帅兵杀熙，契丹主赐赵晖诏，即以为保义留后，晖斩契丹使者，焚其诏”；[70]而昭义军、丹州军民也杀死契丹使者。“镇宁节度使耶律郎五，性残虐，澶州人苦之。贼帅王琼帅其徒千余人，夜袭据南城，北度浮航，纵兵大掠，围郎五于牙城。契丹主闻之，甚惧，始遣天平节度使李守贞、天雄节度使杜重威还镇，由是无久留河南之意。”[71]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之下，耶律德光不禁感叹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72]复云：“我若得归本土，死亦无恨。”[73]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回到本土，而是在北归途中死于栾城杀胡林。

耶律德光入汴称帝，标志着自晚唐五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民族矛盾已达极点，同时其北归而亡的结果也意味着胡、汉之间大规模的战争与冲突将告一段落。

也许有人认为契丹南侵与后晋的覆灭仅仅是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过程，其影响固然深远，但与文学发展并无直接关系；这样的见解无疑是肤浅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说胡夷与汉族之间的人员交汇和文化融合的确对五代士人文化性格的塑造产生过深刻而积极影响，那么胡、汉矛盾的加深甚至激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人们对“华夷之辨”的认同感，这是五代文学生态演变过程中值得深究的重要事件。早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先生曾经就中唐“古文运动”的起因发表评论说，此“乃安史变乱刺激之反应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74]同样的道理，“沙陀三王朝”的次第统治，契丹南侵以及“燕、云十六州”的割裂，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胡、汉冲突的深层关切。这种关切既涉及地域及军事层面，同时更延伸到“谨华夷之辨”等意识形态领域，对文学创作主体时代特性的形成影响至巨。北宋建国以后，这种意识更进一步得到强化，成为儒学复兴及文学重建过程中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之一。

概而言之，五代乃干戈贼乱之世也，其时藩镇跋扈甚于晚唐，文武对立形似水火，而胡、汉两种文化虽能融通互补，但对立与冲突却在不断加深。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欧阳修等人将梁、唐、晋、汉、周视为华夏“正统”时便遭到了质疑。对此，欧阳修解释说：“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唐自僖昭以来不能制命于四海，而方镇之兵作。已而小者并于大，弱者服于强。其尤强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晋，共起而窥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讨贼，以与梁争中国而卒得之，其势不得不以梁为伪也。而继其后者，遂因之。使梁独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为正统，而唐、晋、汉、周何以得之？”的确，就政权结构及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矛盾而言，“五代”许多地方确实与李唐有一脉相承之处。不过，李唐时代根深蒂固的士族门阀势力，以及旷日持久的文人朋党之争，还有危害颇广的宦官之祸，至五代时都已告消失。不管历史学家作何评论，唐代文学的盛衰得失都与这些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旦消失，就会从根本上改变诗文创作的既有生态环境。例如，五代诗歌所以“格致卑浅”，鄙俚浅近，固然与其作者生于乱世、颇受武人凌蔑的艰难处境息息相关，但从另一角度讲，“士族”文学修养的严重缺失，也是浅俗诗风得以盛行的原因之一。

当然，有关“五代”时期社会结构的深层嬗变及其对文学生态产生的影响，需要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有关历史背景的考察与勾勒是必要的，但更为具体的考察必须与诗文创作本身结合起来，对此，后文将不遗余力。

二　“九国”割据政权的偏安态势

在历史学家看来，中原“五代”拥有“正统”地位，其政治、经济、军事诸层面所展示的“转型”轨迹必须重视；而“十国”政权不过是偏霸之邦，在奉中朝为“正朔”的前提下，所有富国利民的努力都仅仅是为了苟延残喘。但在文学史研究者看来，唐宋文学赖以转型的生态基础并不在“五代”，而在南方“九国”，尤其是西蜀、南唐、王闽及马楚等地。当国家龟裂之时，这些地区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各国统治者虽各偏安一隅，但均能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共同为提升南中国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实力做出了贡献。

按照路振《九国志》的叙述，所谓“九国”，是指吴杨行密、南唐李昪、闽王潮、北汉刘崇、南汉刘隐、楚马殷、荆南高季兴、吴越钱镠、蜀王建及孟知祥。其中南唐系李昪篡吴而有之，其所辖地域与杨吴基本相同。王蜀政权先为后唐所灭，及孟知祥入川又据有其地；前、后蜀虽属二姓，实为一国。“九国”之中，王蜀、杨吴、马楚、王闽及吴越五国创立于唐昭宗一代，其开国之主均能实行“保境息民”的策略，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使长期以来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功绩卓著。但随着第一代“君主”的谢世，各国后继者便有了或勤勉图治、或荒淫奢靡的不同表现，而这些表现又决定了各个政权的命运走向。

先说蜀中。唐末时期，蜀中官员已有惠民之举，如《十国春秋》卷四〇《张琳传》即云：“张琳，许州人也，唐末官眉州刺史，修通济堰，溉田一万五千顷，民被其惠，歌曰：‘前有章仇后张公，疏决水利秔稻丰。南阳杜诗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已而事高祖，为永平节度判官。”前蜀政权建立之初，即将安抚民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据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一载，前蜀主王建即位时即宣称：“朕躬一从践位以来，倍轸临深之惧，每念生民涂炭，刑政犹繁。因告类于穹旻，合流恩于属县”；“百姓先有公事关连，逃避诸州县镇不敢归还者，亦任却归本贯，所在不得勘问扰搅。”诏书中另有黜税赋、轻刑罚等亲民举措。武成三年（910）六月，王建下诏劝农桑，曰：“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于农桑之业。今国家渐宁，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我赤子，乐于南亩。”这位原本“以剽盗为事，被重罪，系许昌，而狱吏纵之使去”的乱世枭雄，在位十年间却能“委任将佐，擢用才智，抚养士卒，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75]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两川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后唐同光三年（925）前蜀被灭，次年孟知祥入蜀，“择廉吏使治州县，蠲除横赋，安集流散，下宽大之令，与民更始”。[76]他用七年时间攻并两川，又三年而称帝，即位才半年而卒。其子孟昶于明德元年（934）七月继立，时年十六。他先设计诛杀了李仁罕等几位“有逆志”的骄兵悍将，维持了政权的稳定。同年十二月即颁《劝农桑诏》曰：“刺史县令，其务出入阡陌，劳来三农，望杏敦耕，瞻蒲劝穑。春鹒始转，便具笼筐；蟋蟀载吟，即鸣机杼。”广政四年（941）五月又著《官箴》，颁郡县，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踰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77]作为乱世偏邦之主，有这样的胸怀亦属不易。经过近四十年的努力，蜀中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史称“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78]这种和平富庶的景象，恐怕只有偏安于江淮的杨吴及南唐可与之相提并论。

吴太祖杨行密“世为农家”，三十六岁时起自草莽间。《旧五代史》卷一三四传称：“自光启末高骈失守之后，行密与毕师铎、秦彦、孙儒递相窥图，六七年中兵戈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行密既并孙儒，乃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乾宁二年（895）“尽有淮南之地”，天复二年（902）唐封行密为吴王，最终开国广陵。他在淮南多方诱引人才，“多士之归也，如百川赴海；群材之用也，若众腋成裘”。[79]司马光在评价杨行密时说：“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行密初至，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80]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不易。

行密死后，长子杨渥承其位，旋为张颢、徐温所弑。渥弟隆演继立，徐温杀张颢而专吴政。武义元年（919）四月，温率将吏请杨隆演即天子位，温自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徐知诰为左仆射、参知政事，严可求为门下侍郎。两年后，即公元921年，杨隆演病卒，其四弟杨溥即位，改升州大都督府为金陵府，拜徐温金陵尹，旋病卒。从此之后，杨吴政权进入了徐知诰专政的时代，而江淮之间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由此开始。徐知诰能倾听谋士建言，从善如流，故多有建树。“会亲信饶洞天荐南昌人宋齐丘，一见，与语终日，馆于门下，朝夕谘访政治。齐丘遂说，宜颁布六条，以率群吏，定民科制，劝课农桑，薄征轻赋，禁止非徭。在任十余年，民庶丰实，郡邑安堵，律礼修举，庶位公廉，城郭浚固，军器充积，兵士辑睦，人乐为用。”[81]有关宋齐丘帮助徐知诰改善政体的事，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六《宋齐丘》条记载颇详，其文曰：

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邱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邱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篲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齐邱之事美矣。徐知诰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

史籍有关南方“九国”奖励耕织、与民休息的记载多为笼统之辞，像这样具体的描述并不多见。江淮乱离多年之后，宋齐丘不畏艰险为民请命，徐知诰纳言即行，均值得称赞。史称“烈祖（按：徐知诰后更名昪，为南唐开国之主）以军功牧升州，初以文艺自好，招徕儒俊，共论治体，总督廉吏，勤恤民隐。由是远迩宅心，以为己归”。复云：“烈祖初得政，尽反知训之所为。接御士大夫，曲加礼敬，躬履素朴，屏去浮靡，而又宽刑勤理，孜孜不倦。是时方镇窥伺，事资弹压。烈祖视听不妄，指中节，平居自号曰‘政事仆射’，高位重爵，推与宿旧，故得上下顺从，人无异意。”[82]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不烦赘引。总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杨吴所辖区域内社会经济已经得到基本恢复，江淮之间又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公元937年，蓄势已久的徐知诰篡吴自立，建立了南唐政权。在治国策略上，他仍然延续了原先的做法。据托名史虚白所撰之《钓矶立谈》载：“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肝脑异处，膏涂草野。’是以执吴朝之政，仅将一纪，才一拒越师，所谓不得已而用之。及受禅年，两江土寓比诸侯最广，兵力雄盛，气可以吞噬。谋臣桀将方有建立功名之意”；“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宫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既弃代，汝善和邻好，以安宗祏为意，不宜袭隋炀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毫无疑问，南唐建国之初，既能继杨吴之余烈，又能精心图治，其富庶程度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有人认为，当日的南唐已经具备了统一华夏的基础和条件，从某种角度看，这话也不无道理。

吴越国由于地域相对狭小，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没有取得西蜀和南唐那样的成就，但钱氏子孙前赴后继，孜孜不倦，其显著政绩也值得瞩目。唐末几年间，各地诸侯纷纷称帝称王，当时也有以龙衣、玉册劝钱镠为帝者，镠“笑曰：‘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中，又踞吾于上耶？’却之不纳。而诸国主亦无不以父兄事之。王负知人之鉴，尊贤下士，惟日不足。名其居曰‘握发殿’，取‘周公吐哺握发’之意”。[83]一方面始终以中朝的藩镇自处，另一方面却在两浙地区积极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且取得了惠及万世的重要成就。例如《吴越备史》卷二载，后梁开平四年（庚午，910）八月，钱镠筑捍海塘以遏水患，“初定其基而江涛昼夜冲激沙岸，板筑不能就。王命强弩五百以射涛头，又亲筑胥山祠，仍为诗一章，函钥置于海门，其略曰：‘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塘借取筑钱城。’既而潮头遂趋西陵，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焉”。有关钱镠射潮头的传说至今犹存，未知真伪，但钱塘水俶四世，却未发生过明显的内乱，其社会政治秩序如此稳定，在南方“九国”中患因捍海塘而得到遏制却是不争的事实。另据《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天宝八年（914）载：“是时置都水营，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又开东府南湖，立法甚备。”吴越偏霸凡八十五年，历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俶四代，堪称特殊。

王闽、马楚及南汉政权或因内讧而灭国，或因阉寺之祸而遭殃，他们在社会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中并没有取得像西蜀、南唐那样的成就，但各偏邦之主的所作所为亦可圈可点。例如王氏兄弟平定闽中以后，“潮乃创四门义学，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息民，人皆安马”。[84]潮弟审知于天祐元年开甘棠港，为闽人出海创造了良好条件。对此，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还有一段传奇式的记载，其文曰：

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闽王琅邪王审知思欲制置，惮于力役。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话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甫躬往设祭，具述所梦之事。三奠未终，海内灵怪具见。山甫乃息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鬛赤，凡三日，风雷止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当时录奏，赐号“甘棠港”。

所谓海内灵怪兴风作浪“别开一港”的说法显然不足凭信；假使没有足够多的人力和财力支持，像开凿“甘棠港”这样的艰巨工程是断难完成的。其实，王氏兄弟建堤开港、造福于民的事迹还远不止此。开平四年闽中“大浚侯官县西湖，广至四十里，灌溉民田无筭”；[85]《福建通志》卷七于“侯官县西湖”下亦注云：“伪闽时周回十数里，筑室其上，号水晶宫。”另据《福建通志》卷七《水利》载，福清县有“大塘”，“在海旁，闽王筑堤岸以防海潮，长千余丈，溉田种三千六百石”；又有“占计塘”，“亦闽王筑，溉田二千余顷”。在兴修水利的同时，王审知还“招来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时四方窃据，有劝其称帝者，王审知曰：“我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也。”直到病逝，他始终“臣服中原，息兵养民，大指与吴越略同”。[86]不过，后唐同光二年（924）十二月王审知病死之后，其子延翰、延羲、延禀、延钧、延政等为争夺王位而发生内讧，闽中形势渐趋混乱。后晋开运元年（944）十二月南唐趁闽内乱，出兵建州。次年八月克建州，执王延政以归金陵，王闽政权遂告覆灭。

马楚政权创立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历武穆王马殷及其子衡阳王希声、文昭王希范、废王希广、恭孝王希萼等五主；后周广顺元年（951）被南唐攻灭，有国凡五十七年。与当时南方诸国一样，马殷于割据之初亦能采纳谋士建议，勤勉政事。例如《通鉴》卷二六〇乾宁二年九月庚辰载：“以湖南留后马殷判湖南军府事。殷以髙郁为谋主；郁，扬州人也。殷畏杨行密、成汭之强，议以金帛结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仇，虽以万金赂之，安肯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奉士民，训卒厉兵，以修霸业，则谁与为敌矣。’殷从之。”同书卷二六六开平元年又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湖南由是富赡。”在修贡京师、和好睦邻、促进茶叶贸易的同时，马楚政权还积极采取其他措施，以求富国利民。例如，《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载：“五代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十国春秋》卷七二《高郁传》复云：郁“私计湖南为商旅辐凑之地，地多铅铁，讽王铸铅铁钱，与铜钱间行。商旅出镜，无所用铅铁钱，悉易他货而去。百货流通，国日益以富。复命民输税者，用帛代钱，湖南民素不习蚕桑事，至是机杼遂絮于吴越”。通过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马楚政权获得了称霸一隅的雄厚基础。只可惜马殷晚年多内宠，嫡庶不分，诸子骄奢淫逸，猜忌旧臣宿将，枉杀马郁等有功能臣，众皆侧目。马殷死后，诸子不识大体，相互攻夺，内讧不止，最终导致族灭国亡，亦可叹哉。

南方“九国”中，荆南高氏与南汉刘氏政权向来不被文史研究者所瞩目。高季兴以“四战之地”而割据称雄，境内仅有三州之地，但因为有梁震、孙光宪等智谋之士的倾心辅佐，故能长期抗衡于诸国间。当日诸国皆目其为“高赖子”，又曰“高无赖”，[87]但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邦，也能积极致力于民生。如《十国春秋》卷一〇〇《武信王世家》载：“荆南旧统八州，僖、昭以来数为诸道蚕食，季昌至，惟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后，井邑凋零，季昌招辑抚绥，民皆复业。”后梁贞明三年（917）四月又“筑堤，自安远镇北禄麻山，南至沱步渊，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汉之水，居民赖焉，名曰高氏堤”。这些功绩仍然不可磨灭。

相比之下，南汉刘氏政权就逊色多了。客观说来，刘隐创业之初，尚能招贤任能。其以唐天祐元年（904）为广州节度使，割据一方，“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保定、倪曙、刘浚、周杰、杨洞潜之徒，烈宗皆招礼之，而赵光裔、李殷衡以奉使往，俱辟置幕府，待以宾客。后卒用此数人致治”。[88]但刘隐去世以后，其子刘便一改其所为。刘于贞明三年（917）八月“即皇帝位于番禺，国号大越，大赦，改元乾。以梁官告使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又以唐太学博士倪曙为工部侍郎，已又改尚书左丞。署百官，建三庙”，[89]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并断绝了一切联系。紧接着又上演了许多骄奢淫逸、祸国殃民的闹剧。史称刘“为人辨察，多权数。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翠羽以饰宫室，建殿阁秀华诸宫，务极瓌丽。晚年作南熏殿，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有气无形，顾左右曰：‘隋炀帝论车烧沉水，却成粗疏，争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纵不及尧、舜、禹、汤，亦不失作风流天子。’又用刑残酷，果于杀戮。设汤镬铁床诸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后尤猜忌，以士人为子孙计，故专任阉人，由是国中宦者大盛”。[90]有如此残暴绝伦的偏霸之主，所谓文学生态的空前恶化便是不可避免的。

总而言之，当我们将审视的目光定格在十世纪上半叶的南中国地区时，各地偏霸之主所展示的多元风采的确令人沉思。值得注意的是，当日那些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建设成就显著、政治氛围也较为自由宽松的杨吴、南唐、前后蜀及吴越等割据政权，恰好为五代十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保证。王闽及马楚两国虽然中途遭遇内乱，未能做到善始善终，但其开国之主重贤任能、卓有成效的努力，仍然为培养两地好文尚士的社会风气，造就越来越多的文学人才奠定了基础。至于像南汉刘那样的暴虐之主，既地处蛮荒，又残暴肆虐，对文人学士不加礼遇；其所作所为不能不使管辖区内的文学生态遭到破坏，不断恶化。有学者认为，宋初文化赖以复兴的基础，主要由统一之前的汴洛、西蜀、南唐及吴越等四方面力量熔铸构成；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汴洛，而是南唐和吴越；假如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九国”时代上述地区文学生态的优化与发展，无疑是其中最值得瞩目的历史原因。

三　南方诸国好文尚士的社会风气

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固然是文学创作渐得兴盛的基础，但文士群体政治地位的高低以及生活待遇的优劣，更是判断一个时期文学生态或趋于优化或渐臻恶化的重要标志。从晚唐五代到宋初百年，这种困惑始终存在，很难回避。而就五代十国而言，这个问题似乎更加突出。客观说来，与中原文人长期遭受武夫悍将凌辱折磨的情形相比，南方各政权下的文人群体，其社会政治地位普遍要优越很多，而当时诸国“好文尚士”的社会风气更是北方地区所缺乏的。客观说来，南、北方文人生活待遇的悬殊差异，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学创作主体的情感及人格内涵，同时也会在“集体无意识”的促使下，逐步影响到诗文作品的整体艺术风貌。换言之，唐、宋诗文艺术的潜变与转型，并不仅仅是文学作者纯粹艺术化探索的结果，它更包含着文人政治生活待遇等非常客观的生态因素。有关中原文臣忍受武夫凌蔑、在进退维谷的状态下委屈求生的情形，上文已有所叙述，但那仅仅是单方面的。若以“九国”文人优越稳定的生存状态与之相比较，则南、北方文学生态的悬殊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唐、宋诗文艺术转型产生的重要影响等问题，都将得到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

应该承认，战乱流离进退维谷的历史环境只能导致文学创作的衰落，而自由稳定、好文尚士的时代氛围才会促进诗文艺术的探索与转型。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建立于南中国地区的杨吴及南唐、吴越、前后蜀、南汉、王闽及马楚各国政权，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种崇重文士、好尚文学的社会风气；不仅朝廷君臣普遍如此，就是僻野乡村，其博学儒雅之士亦间有可瞩目者。

杨吴及南唐先后相继，在江淮地区营造出了一种文质彬彬的可喜景象。其实，杨行密割据初期，该地区的文化基础还是相当薄弱的，“其牧守多武夫悍人，类以威骜相髙。平居斋几之间，往往以斩伐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识点画、手不能捉笔者”[91]。这种状况的改变，一定要等到徐知诰得专吴政以后。据龙衮《江南野史》卷一载，先主以功迁升州刺史，“时诸郡皆以兵甲为务，而先主专尚文儒，延纳多士”；及秉吴政，“大江南北，封境之间，二十余年，治平如砥。乃治府署之内立亭，号之曰‘延宾’，命宋齐丘为记，以待多士。于是四方豪杰，翕然归之。或因退休沐之暇，亲与之宴饮，谘访阙失，问民疾苦，夜央而罢。时中原多故，名贤夙德皆亡身归顺，乃使人于淮上以厚币资之。既至，縻以爵禄，故北土士人向风而至者，殆数千人，羽翼大成”。《钓矶立谈》所载与此略同，云：“齐台之建，擢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于其所居第旁，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关徼，物色北来衣冠，凡形状奇伟者，必使引见，语有可采，随即升用。听政稍暇，则又延见士类，谈宴赋诗，必尽欢而罢，了无上下贵贱之隔。以此二十年间，委曲庶务，无不通知，兴利去害，人望日隆。”另据《十国春秋》卷三载：“太和四年（932）春二月，徐知诰作礼贤院于府舍，聚图书，以延士大夫。孙晟、陈觉多与密议。”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积极的举措均为日后的篡吴自立创造了人才条件。南唐代吴以后，徐知诰虽更名李昪，但崇尚文儒一如往昔。而其创建“庐山国学”一事尤其值得重视。据《十国春秋》卷一五《南唐烈祖本纪》升元四年（940）十二月载：“是时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作为朝廷所建官学，“庐山国学”无疑是五代十国时期唯一的一所。事实证明，这所学校不仅为江淮、闽、楚各地的学子们读经学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场所，从这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更以其博学雅逸的独特风采，为唐、宋诗文的艺术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

李昪去世之后，其子李璟继承了乃父好文尚士的成功做法，“每接臣下，恭慎威仪，动循礼法，虽布素僚友无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道服见诸学士，必先遣中使数四宣谕，或诉以：‘小苦巾裹，不及冠褐，可乎？’常目宋齐丘为子嵩，李建勋为史馆，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间，待遇之礼，率类于此”。[92]关于李璟与文臣倾情相交的具体情形，《江南余载》卷上曾举例说：“翰林学士江文蔚侍宴，醉而无礼。明日拜表谢罪，上命赐衣一袭以慰之。”复云：“元宗宴于别殿，宋齐丘已下皆会。酒酣，出内宫声乐以佐欢，齐邱醉狂，手抚内人于上前，众为之悚栗，而上殊不介意，尽兴而罢。明日，上于卧帷中索纸笔赐慰，齐邱乃自安。”从这些细节中，便不难看出南唐君臣融洽和谐的关系。司马光尝云：“唐主好文学，故熙载与冯延巳、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之徒皆至美官”，“当时唐之文雅于诸国为盛。”[93]这一说法是比较客观的。

至于李煜，恐怕是五代十国历史上最为雅逸的君主了。他“为人仁惠，有慧性。雅善属文，工书画，知音律”，[94]在国势日衰的背景下，竟将南唐建成了全中国最具文化实力的地方。马令《南唐书》卷一三《儒者传序》云：“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文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这里所列举的人物虽早负才藻，盛名所成却多在李煜在位之时。

从徐知诰始专吴政的大和三年（931）到李煜降宋的开宝八年（975），江淮地区无疑是全中国文人倾心向往的一片乐土。史称该时期的江南“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幅辏绛帏。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经籍道开，文武并驾。暨升元受命，王业赫然，称明文武，莫我跂及”，[95]是当时华夏“文物最盛处”。[96]正因为如此，南唐文人注定要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发挥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作用；他们的人格特点以及在这种特点制约下的诗文创作，都为我们研究唐、宋文学渐变转型的艺术轨迹提供了可能。

前、后蜀政权虽然分属两姓，但在时间上首尾相接，而崇儒尚士的风气一以贯之，大抵与杨吴、南唐相类似。《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高祖本纪上》载：天复七年九月，王建称帝之初，即“授唐室旧臣王进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又宋玭等百余人咸见信用。帝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生谈论，颇解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五代史补》卷一《王建礼待翰林学士》条亦云：“王建之僭号也，惟翰林学士最承恩顾。侍臣或谏其礼过，建曰：‘盖汝辈未之见也。吾昔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论者多之。”正因为有这种礼待文士的风气，故王蜀开国前后颇得文人相助。例如，韦庄“应举，正黄巢犯阙，兵火交作，遂著《秦妇吟》，有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却重回。’乱定，公卿多讶之，号为‘秦妇吟秀才’”。[97]天复元年（901）春，六十六岁的他“应聘为西蜀奏记”，[98]从此终身仕蜀。前蜀开国时“为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建之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庄所定”。[99]陇西士人牛峤，“唐相僧孺之后。博学有文，以歌诗著名。乾符五年进士，历拾遗、补阙、尚书郎”。[100]大顺二年（891）十月，王建镇蜀时辟为判官，[101]“及开国，拜给事中，卒”。[102]类似的人物还有张格、卢延让、张、潘峭以及释贯休、道士杜光庭等等，不复一一赘述。当日避乱入蜀的文人学士不仅得到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实际上对蜀中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毛文锡字平珪，“唐太仆卿龟范之子，十四登进士第，入蜀，仕建至判枢密院”。[103]据《通鉴》卷二六九载，乾化四年（914）八月：“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判枢密院。峡上有堰，或劝蜀主乘夏秋江涨，决之以灌江陵。毛文锡谏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食乎？’蜀主乃止。”仅此一事，便可知前蜀文臣并非尸禄无为、无所事事者。

后蜀开国之主孟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常谓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104]他不仅“常敕史馆集《古今韵会》五百卷”，[105]还“立石经于成都，又恐石经流传不广，易以朩版。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今人求宋版，尚以蜀本为佳。昶好文，有功后学，诚未可以成败论”。[106]在他的极力倡导下，后蜀文臣如李昊、徐光溥、毋昭裔、欧阳彬、韦縠、欧阳炯、顾夐、令狐峤、向瓒、句中正、孙逢吉、鹿虔扆、阎选、何光远等咸有作为。譬如毋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常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107]清王士祯《居易录》卷七则称：“适读《挥麈余话》云，毋邱俭贫贱时，借《文选》于交游间，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镂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刋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谔书《五经》，仿其制作，刋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录》误昭裔为母邱俭耳。”客观而言，前、后蜀政权下的文人们尽管没有富国强兵的高超谋略，但他们高官厚禄，生活优越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原文臣。

五代十国诗文歌词创作不绝如缕的重点区域无疑是在江淮与两川，其他地区亦有作者，但数量和水平均不及上述两地。不过，与北方相比，钱氏统治下的两浙地区，好文尚士的风气仍然浓重。例如，《十国春秋》卷七八《吴越武肃王世家下》云，当诸国争相窃号之际，钱镠“常使画工数十人居淞江，号鸾手校尉，伺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福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时，画工以貌奏，王睹而叹曰：‘面有银光，奇士也！’实时召见。幕客罗隐雅好讥评，虽及王微时事，怡然不怒，人咸称其宽大”。而《吴越备史》卷一则谓其“稍暇则命诸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什赐于丞相将吏以下，由是往往达旦”。《宣和书谱》卷五《金刚经》一节复称：“吴越国钱镠，杭州临安人，倜傥有大度，意气雄杰”，“方其与群英争逐，横槊马上，何暇议文墨耶。然而喜作正书，好吟咏，通图纬学。晚岁复降已下士，幕客罗隐雅好讥评，虽及镠微时事，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称之。状貌凛凛，亦人间一英物也。所书复刚劲结密，似非出用武手，殆未易以学者规矩一律拟议耳。”作为一介武夫，既能思贤若渴，折节下士，礼遇宾客，又能训育子弟，令其讽诵诗赋，可谓难能可贵。有了这样的开始，其后继者便能模仿效法，将崇文尚学的风气发扬光大。例如，钱俶“博览经史，手不释卷。平生好吟咏，在国中编三百余篇，目曰《政本》。国相元德昭、翰林学士陶榖皆撰序。后文僖公搜寻遗坠，总集为十卷，撰后序行于世”。另据《吴郡志》卷一一《牧守》条载：钱文奉，“元璙之子，善骑射，能上马运槊。涉猎经史，精音律、图纬、医药、鞠弈之艺，皆冠绝一时。初以父荫为苏州都指挥使，迁节度副使。元璙卒，代知苏州中吴军节度使。有鉴裁，礼下贤能。士负才艺者多依之，作南园、东庄，为吴中之胜。多聚法书、名画、宝玩、雅器，号称好事。又与宾僚共采史籍，著《资谈》三十卷，行于世”。今按：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丁陈范谢》条云：“钱武肃王镠之子广陵王元璙，广陵王之子威显王文奉，皆为中吴军节度使，开府于苏。时有丁、陈、范、谢四人者，同在宾幕。丁讳守节，陈讳赞明，范讳梦龄，谢讳崇礼，职中吴军节度推官，俱以长者称。守节者，丞相谓之祖；赞明者，屯田之奇字虞卿之曾祖；梦龄者，参政仲淹之曾祖；崇礼者，太子宾客涛之父。其子孙又皆登高科，跻膴仕，足见庆源深厚矣。”宋初几朝，钱氏子孙累累以文翰扬名天下，而丁谓、陈之奇、范仲淹、谢涛诸公均能屡见奇功。以此观之，吴越有国虽偏小，且其地与中原之间尚有南唐阻隔，人们虽乐游其地而不愿久居其土，但由于几代国王均雅好文儒，其在经营文化事业、培养文学人才方面也功不可没。

闽太祖王审知也“酷好礼下士，唐公卿子弟多依以仕宦。又拓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在他执政期间，韩偓、黄滔、徐寅、翁承赞等一大批文学之士先后入闽，为王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贡献良多。据黄滔《黄御史公集》卷五《丈六金身碑》文记载，天祐四年（907）正月十八日，王审知为庆贺大佛像落成，特设二十万人斋，号“无遮”，其“座客有右省常侍陇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昌黎韩公偓，中书舍人琅琊王公涤，右补阙博陵崔征君道融，大司农琅琊王公标，吏部郎中谯国夏侯公淑，司勋员外郎王公拯，刑部员外郎弘农杨公承休，弘文馆直学士弘农杨公赞图，弘文馆直学士琅琊王公倜，集贤殿校理吴郡归公傅懿”。这么多声名卓著的文学人才会聚闽中，充分说明其地好文风气之盛。另据孙师仁《徐公钓矶文集序》引《九国志·徐寅传》云：“王审知闻之，辟居幕下，而礼待简略，内不能平。一旦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后堰，安能容万斛之舟乎！’寻归隐，慨然有长往之志。王延彬刺泉州，每同游赏，及陈乘、倪曙等赋诗酣酒为乐。凡十余年，求还所居。”王延彬，王审知从子。值得注意的是，大批文士避乱入闽，不仅将智贡献给了王审知，且为八闽之地文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黄御史公集》卷八引《莆阳志》云：黄滔“乾宁二年乙卯赵观文牓进士，光化中除四门博士，寻迁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节度推官。王审知据有全闽，而终其身为节将者，滔规正有力焉。中州若李绚、韩偓、王涤、崔道融、王标、夏侯淑、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归傅懿避地于闽，悉主于滔”。而《十国春秋》卷九五《翁承赞传》则称：“承赞既依太祖，太祖待之殊厚，遂以为相。承赞劝太祖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自号狎鸥翁。”王闽政权虽然中途发生内乱，为南唐攻灭，但闽地已经形成的好文尚学之风绝不会随之消失。就整体而言，在黄滔、徐寅及翁承赞等人的启发和诱导下，闽中能文善赋之士日益增多起来。仙游人郑良士，“博学，善属文，唐昭宗景福二年，献诗五百篇，授国子四门学士，累迁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复元年，弃官归隐。贞明元年，应太祖辟命，转左散骑常侍。沉厚寡言，太祖称其长者。……子八人：元弼，有传；元恭，康宗时官秘书省校书郎；元素，别驾；元龟，第宋进士，官至司马；元礼，推官；元振，员外郎；元瑜，秘书郎；元忠，正字。兄弟俱能文笃学，时号‘郑家八虎’”。[108]建州蒲城人杨徽之，“少好学，同邑有江文蔚善赋，江为善诗，皆延置客馆。未期，遂与齐名。闻庐山学舍盛，即往肄业。周显德中登进士甲科”，[109]名动当时。凡此种种，皆为闽中文学久盛不衰之明证。

除了上述各地，当日南方其他偏霸政权中崇儒尚文的情形还比较普遍，至少在第一代“君主”身上基本如此。例如荆南高季兴对梁震、孙光宪就礼遇有加。梁震“登进士第，流寓京师。梁开平初，归蜀，道过江陵，武信王喜其才识，留之不遣，欲奏为判官。震自以唐臣，耻为强藩属吏，即亡去，又恐及祸，乃曰：‘震素不慕荣宦，明公不以震为愚，必欲使参谋议，但以白衣侍樽爼可也。’王心重之，俾与司空熏、王保义同为宾客，而震独不受辟署，称前进士，王亦时时呼为先辈”。[110]而孙光宪“天成初避地江陵”，“用梁震荐，入掌书记”，进谏曰：“荆南乱离之后，赖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交恶于楚，一旦他国乘吾弊，良足忧也。”文献王立，会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宪。[111]可以设想，假使高季兴与中原武夫一般无二，则梁、孙等人绝不会受到如此的礼遇。当然，同样是礼贤下士，其具体做法各有不同。如《五代史补》卷三《马希范奢侈》条载：

马希范，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几，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属，于是擢从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统判官李铎、静江府节度判官潘玘、武安军节度判官拓拔恒、都统掌书记李皋、镇南节度判官李庄、昭顺军节度判官徐收、澧州观察判官彭继英、江南观察判官廖图、昭顺军观察判官徐仲雅、静江府掌书记邓懿文、武平军节度掌书记李松年、镇南军节度掌书记卫曮、昭顺军观察推官彭继勋、武平军节度推官萧铢、桂管观察推官何仲举、武安军节度廵官孟玄晖、容管节度推官刘昭禹等十八人，并为学士。其余列校，自袁友恭、张少敌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兴土木，以建兴府庭。

按照史学家的理解，“唐太宗置十八学士，与之议天下事，故贞观一代称为至治”；[112]昭王马希范以偏霸乱邦而效仿其制，真有点丑女效颦的味道；但如果与当日中原武夫对待文士“鲜宾客之礼”的情形相比较，此举显然是值得肯定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五代十国群雄割据的乱象直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提并论。魏晋之后北中国地区曾经出现过“五胡乱华”及“十六国”纷争的局面，而唐亡以后，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的相继更替，“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以及契丹主耶律德光的入汴称帝，再次将胡、汉矛盾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文化冲突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随着传统“士族”阶层及阉寺势力的衰落和消亡，隋唐以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改变，武夫悍将成为历史的主宰，专权跋扈，文人学士普遍遭受凌蔑，无礼戕害的事件经常发生，儒道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遭到了空前破坏。而此时与北方大地干戈纷扰狼烟不息的乱离情形形成详明对比的，是南中国地区的相对平静与稳定。大约从唐昭宗朝开始先后建立的九个偏邦政权，普遍采取了保境息民、轻徭薄赋、奖励耕织的积极国策，使长期遭受战乱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迅速恢复；而“九国”君臣普遍采取了好尚文儒、思贤若渴的做法，各偏霸政权下的文人学士不仅有着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其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所有这些，都与北方“五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差。

虽然说诗文创作并不是政治、经济等时代因素的直接反映，二者之间永远不可能画等号，但就五代十国特定的文学环境而言，战乱流离或富庶稳定的不同生态条件，的确决定着诗文创作的兴与衰。例如说，自中唐以来日渐繁盛的歌词创作，随着长安和洛阳的残破而迅速衰落，“五代”之际就更显凋零与衰绝了；而就在此时，原本不是文学最发达地区的西蜀和南唐却成了燕乐传播、作者会聚的歌词创作中心。假使没有稳定繁荣的社会生活基础，没有那种无所忌讳、自由洒脱的创作和传播环境，两地词人要取得那样卓越的艺术成就真是难以想象的。

必须承认，五代十国时期是唐、宋文学的渐变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唐型文学因素的被迫衰减与宋型文学因素的萌发生长，几乎是在一种不易觉察的自然状态下缓慢进行的。促成转型的主客观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关键也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基本特性的历史性转变，二是文学功能及内涵的深刻变易；前者包括作者群体的社会角色、知识结构、价值判断及审美取向等问题，后者则牵涉到诗文创作的目的、手法和内容。例如说，唐代诗人绝大多数还是单纯的“文士”，而唐末五代以来，凡是被列入新、旧《五代史》的士大夫群体，则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诸侯幕客到偏邦文臣即“文吏”的身份转变。“文士”所为诗词歌赋，总是把抒发个性情怀放在首位，故其名篇佳作总显得情真而意切。“文吏”所作在内容上不能不包含许多功利化的东西，故其遣词造句便少了几分自然率真的成分，而多了一些工稳的对仗以及华美的辞藻，所谓才识学养，在诗文创作中所占的比例因此越来越重。五代十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四六骈文极为盛行的时代，其基本原因盖在于此。事实上，当日士人为了适应社会变迁，为了个人的生存，遂不得不努力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与此同时，诗文作品的艺术表现方式及审美特质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表面上讲，这些变化完全是由作者自身决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位有影响的诗文作者都必须依赖于某种氛围和条件。南唐、闽中及吴越等地的文人群体之所以能够在百废待兴的宋初文坛上引领风骚，这与他们在偏霸时期相对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密切相关；他们的博学和从容，便是在这种环境下获得的。而那些从“沙陀三王朝”时代走过来的中原文人，苟且偷生尚且不易，更没有条件饱读诗书，积累才学；像冯道那样“诗虽浅近而多义理”的情形，实在是一种人生与艺术的必然。是知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方文学生态的悬殊差异，不仅造成了文学创作南重北轻的不平衡局面，更对唐、宋诗文艺术的潜变转型造成了极其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