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诗文创作与时兴衰的生态动因

在唐宋诗文艺术渐变转型的漫长过程中，晚唐五代及宋初作家前赴后继的探索与实践至关重要。如果说晚唐五代“悲哀为主，风流不归”[1]的诗文创作是唐音渐逝的余波，那么从王禹偁“革弊复古”的第一声呐喊，到“欧、梅”诸公“以气格为主”[2]的卓越创造，则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必将到来。不过，文学创作的“格”与“调”从来都不是由创作主体单方面决定的，其制约因素之复杂多变往往超乎理性分析之可能。为了尽量追寻文学艺术从唐懿宗咸通时代到宋仁宗嘉祐末年的演进轨迹，我们首先必须直面那两百余年政治文化、社会思潮及世风人心等各方面所发生的历史性变易，以及这种变易对诗文作者的人格追求、价值取向、审美判断等产生的深刻影响。晚唐、五代及宋初三个阶段，历史与文化层面的核心矛盾各不相同，所谓“文学生态”中值得分析的关键要素也会因时而异。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三个阶段彼此关联的自然演进状态，这里面既有各种矛盾从激烈冲突到逐步缓解乃至消失的必然过程，同时也包含着文学创作与时兴衰的内在规律。